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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帅军: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点击:  作者:尹帅军    来源:北京论坛  发布时间:2016-08-25 10:09:39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超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人民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很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各方对未来的改革方向展开了大讨论。改革虽是共识但怎么改却莫衷一是。

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未曾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社会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一,三农问题是结构性危机

1980年代中国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跃性发展。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2000年后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方针仅20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却缺乏操作主体。新农村建设由谁来搞?怎么搞?以家庭联产为单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无力建设新农村。不得不承认,农村发展见效慢,产出少,许多地方宁愿卖土地搞房地产,也不愿意对农村长期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次强调千方百计,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产量出现9年连增,但粮食问题、粮食危机却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当农民看不到前景,当工人也前途堪虞。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中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我国企业低利润的现实导致无法给工人更高的报酬。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3.91亿人,下降到20091.5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青年不会种地,“90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58.9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2010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人民公社。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227,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大跃进。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科学种田和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由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或者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采取先进的节水、节肥、高产、生态、环保的科学技术来经营土地和农业,是趋势之一。从农民的收益角度来讲,在确保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的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私营资本为主导的种田大户、公司农场还是会与农民争利。

中国要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新技术的作用将愈来愈显著。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改造为高质量的有机农田、生态农田,重点用于种植粮食、油料作物。中国的粮油自给率仅有80%,粮油作物种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储存,更可以用于粮食外交。粮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中国不必担心粮食过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种植则不能太多,过剩了,菜贱伤农。

目前,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设施建设。《2013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文件要推动科技下乡。笔者以为,不管是公益性服务机构,还是经营性服务机构,都难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形式相对接。科研机构难以与9亿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小农也缺乏意愿应用先进的技术,既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也缺乏经济动力。土地集中之后,农民可以与一些科研机构、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国家也可以给予政策扶持,在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实现真正的科学种田,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也应该予以整合,根据中国国情、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情况来进行研究,关注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太过分散、实力太小,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反而容易被跨国公司利用。

农民的出路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提高城镇化率,在统计数字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些方法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两条方案需要一齐实施。

在中西部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

第一个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创建一批企业和工厂,提供工作岗位,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仅靠东部沿海解决全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将失去国防纵深。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这个任务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重建模式值得借鉴,东部发达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区,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互补。

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建立城乡供销流通体系

第二个方案,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整合资源,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供销流通体系,将合作社、企业和市民对接起来。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提供给农民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让农业可以获取较大利润。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进行食品分级。农产品的质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供货专业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间地头。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有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建设,将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农民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权力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则可以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经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华西村仍然坚持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19805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对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四,多管齐下,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各个地方情况有所不同,适合的针对性措施也未必一样,笔者参考余云辉先生的观点,提出以下思路。

1,需要发展壮大国企,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国企的发展壮大,将改变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窘境。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资到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

2,主动调整经济区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资源从东部地区回流中西部。

3,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工资提高了,内需就扩大了,可以将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到内需导向。由国内市场来消费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的经济模式将更均衡、更健康。

4,在国有企业大发展同时,以国企的产业链、技术链体系带动私营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促使国进民进。国有企业若是不能大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只有被外资吞并整合的命运。

5,统筹全局,在某些区域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新的产业集群基地。引进外资产业时需要注意保护国内产业,尽量避免低端的、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6、在自身实力强大的基础上,国企可以与民企联合走出国门,整合国外的资源。投资农业、矿产资源等领域,收购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给过剩的民间资本、热钱找到出路。

7,在城镇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吸引农民进城。农民进城过程中,不要断然收回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应给农民留以后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农民还可以回农村休息。

8,通过各方面政策扶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合作社。在合作社里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农民的话语权,使得合作社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其建立起类似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在农村地区创立起工业区。

9,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供销流通体系。

10,在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新修水利、道路、电力等设施,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社直接参与工程施工建设,将利润留给农民。

11,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提高城乡社会保障的标准。对农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给予特别优待。特别要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在城市建设大面积的公租房、廉租房,为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住房困难户提供住房保障。

12,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平整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将一些人数特别少的村庄合并,建立农民新村,增加耕地面积,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不过《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对于城镇周边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子的做法可能将导致更多社会矛盾,所以不建议在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庄。

1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击黑恶势力和违法犯罪。不打击黑恶势力,打掉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新的政策无法顺利实施。

14,积极扶持一些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科研机构、院校,使得节水、节肥、高产的农业技术下乡,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农业产出。

本文参考了余云辉先生《如何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兼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思路》,并参考温铁军、贺雪峰、李昌平等人观点。一并致谢。

(作者系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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