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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顺 | 美国民粹主义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趋向及中国应对
点击:  作者:刘顺    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21-01-22 13:03:13

 

从特朗普一系列狭隘的政策主张和任性的“退群”行为来看,美国进入民粹主义甚至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新阶段,其所具有的“历史大转折”意蕴令人震动、引人深思。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被底层民众集体无意识化解构;“人民”至上思潮的政治化表达,又导致民粹主义滑向严峻的泛意识形态化。某些心念不纯的民粹势力正借机渲染新的反华论调,企图打压中国正常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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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民粹主义既是一种追求直接民主的社会思潮,又属于一种极易被利用的泛意识形态化动员工具。当前强调“美国第一”、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民粹主义,日益成为世界不稳定不确定性的重要风险源。它既是西方民粹传统的当代延续,也是社会大转型期美国民众安全感赤字的政治化反映。总体来看,集体无意识地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民粹主义再次泛起的核心特征;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发展差距,成为民粹主义解构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人民”至上思潮的政治化表达,又导致民粹主义滑向严峻的泛意识形态化。对此,我们应给予足够的战略性重视,不仅要认真思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而且要审慎考量将给中国发展带来哪些外部变量,以期努力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中做好中国应对。


民粹主义在现代美国民主政治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它是一个信条、一种风格、一类政治策略、一种营销手段,还是以上所有的混合体,民粹主义者一方面被称为劳动者价值的捍卫者,但另一方面又被诟病为利用无知群体的善良谋取私利的煽动者。[1]

 

民粹主义泛起既是民粹传统的当代延续,也是当下美国平民的焦虑心理和危机意识杂糅而形成的政治化表达。从特朗普一系列狭隘的政策主张和任性的“退群”行为来看,美国进入民粹主义甚至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新阶段,其所具有的“历史大转折”意蕴令人震动、引人深思。因此,廓清民粹主义泛起背后的意识形态趋向,认清其经济政治意图、识破话语陷阱、做好战略层面应对是非常必要的。

 

一、集体无意识地去意识形态化:

美国民粹主义再次泛起的核心特征

 

尽管在特朗普政府统治下,美国民主的基本框架并不会轻易被打破,但民主的整体形象和公共空间却遭到侵蚀破坏,他的仇恨言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对少数族裔的诋毁,正在取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女权主义、民权运动所确立的文化认同和包容政治。[2]

 

民主准则和“政治正确”的内涵正发生急剧变化。本轮民粹主义来势凶猛,充斥着反智主义、本土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其核心特征就是企图通过民粹动员来瓦解由精英阶层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

 

(一)“政治正确”成为群体性最大不正确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中,“政治正确”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广泛遵循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信仰。但当下民粹主义者并不认同传统的“政治正确”。特朗普政府试图瓦解和摧毁传统的“政治正确”,并企图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威信。

 

然而在“政治正确”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似乎正把言论看作一种攻击性武器,减少诸如冒犯性或仇恨性言论成为民权运动的新阵线,这与特朗普执政风格截然相反,而且他的许多出格言论也遭到激烈反对。[3]

 

但这位看似荒诞不经的总统,却恰好抓住白人中下阶层一心追求生活改善的敏感神经,导致不少民众被其蛊惑、沦为为其所用的动员工具。

 

当然,“政治正确”信条自身存在的问题,也给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对其大肆攻击乃至摧毁的机会。特朗普之所以利用民粹主义进行社会动员,正是因为过往“政治正确”的确存在某些明显的负效应,诸如它导致意识形态虚无、造成民意扭曲和具有现实悖论。

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之所以能入驻白宫,就在于其团队精准识别了精英阶层所持“政治正确”的内在瑕疵,并以此为焦点进行集中攻讦。所以当民粹主义重新登台时,已把精英阶层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看作最大的不正确。由此看来,通过摧毁传统的“政治正确”来组建为自己所用的“人民”队伍,正是民粹主义的重要伎俩。

 

(二)精英阶层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被底层民众集体无意识化解构

 

精英阶层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正遭遇严峻挑战。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意识形态体系的中心。但自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它却遭受左右两翼底层民众的猛烈抨击。显然,特朗普民粹主义正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守主义联盟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尤其在对待自由贸易问题上,更是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相径庭。

  

在此境遇下,底层民众对重构意识形态有着强烈意愿。他们抛开具体的利益纷争,共同对精英群体、官僚阶层、富人集团、知识分子展开攻击,旨在转圜因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丧失而带来的普遍被剥夺感。

 

尽管民粹主义者时常被精英社会斥责为“好斗不理性”甚至是戾气暴民,但事实上这些占比较大的基层民众,通过上街游行或借力代议制民主寻找代言人的集体行为,正在解构传统精英意识形态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至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说社会底层民粹主义的广泛流行,对上层政治体系具有颠覆式破坏性。可见,集体无意识地解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正成为美国底层民众的日常议题。

 

(三)“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底层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和精神诉求

 

 “去意识形态化”为美国民粹主义者所极力推崇。尽管民粹主义以反精英、反规则为主要特征,甚至企图把政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一套成熟建制予以瓦解[4],但他们具体的施政方向和政策主张却又含糊不清甚至具有口号大于行动的乌托邦色彩。

他们一般只是泛泛地主张精英让权于人民,臆想依托集体力量并联合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来揭露精英意识形态的弊病,以期能在更大合法空间内从事政治活动。

 

当前在特朗普鼓动下,“去意识形态化”愈加成为底层民众的普遍诉求。他正利用民众对精英阶层控制大众传媒的强烈不满来推动民粹主义兴风作浪。

 

尽管特朗普对大众传媒的不友好可能被视为情境主义的做法,毕竟他非常厌恶传媒对现实环境和普通民众的塑造,但其正尝试在社会精英群体中重构反建制情绪的新场景[5],企图摧毁固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民粹主义者要想站稳脚跟,他们需要一个孤胆英雄式人物如特朗普来统领大众去瓦解主流价值观,以便契合他们自身追求绝对平等的普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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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发展差距:

美国民粹主义解构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

 

尽管民粹主义在美国从未真正消失过,但特朗普民粹主义无疑成为近几十年最富标识意义的一次。特朗普民粹主义是反特朗普势力对其利用底层民意的一种“蔑称”。此次民粹主义企图倒逼国家治理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走向极端化。原因在于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发展差距愈发拉大,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裹挟利用。

 

(一)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功能正在拉大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的距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可谓长期是全球化的旗手。但进入21世纪,风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全球化时代美国政府没有履行好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共职能。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曾在2016大选中直言:美国人口占比0.1%上层社会的私人财富,相当于占比90%下层社会的财富总和。

 

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正是国家意志主导的全球化导致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驱使巨额财富发生转移或空挂在劳动力廉价的国家。


他们更是目睹以五大湖工业区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城市的衰落,认为公共福祉正在被华尔街金融家们变相掏空。

 

但从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界却无一位高管因加剧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面临牢狱之灾。[6]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本应保持公共属性的国家功能,正异化为由少数人控制的私人工具。

  

可见,美国的国家功能正在疏远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的距离。其结果是民粹主义不仅在富人和穷人、文化程度高的人与文化程度低的人、有权力的人与无权力的人之间出现,而且民粹主义镶嵌着社会文化意义,尤其蕴含着严重分化的文化氛围。[7]这成为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自由主义泛滥境遇下代议制民主并未保障底层民众的发展权益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一直较盛行,与代议制民主并驾齐驱。特别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被赋予政治话语功能和国家政策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更成为美国对北半球发生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权危机的一种应对思路。[8]

 

但在“小政府大市场”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下,代议制民主在本质上只是资本意志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工具,与民众关切相去甚远。

  

无论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执政,事实上都未给基层选民带来高效公共服务、持续就业机会、普惠民生利益、公平社保体系,否则不绝于耳的“枪击案”就不会轮番上演。

 

当前,面对发展权益日益不足的窘境,民粹主义者打出直接民主的旗号。尽管直接民主对于选民颇具诱惑力,但在实践中却较为少见。

 

美国的确有超过一半的州允许全民公投,然而联邦一级却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9]因此,新自由主义裹挟下的代议制民主,在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外壳,民众很难真正共享到精英集团“良政善治”的正向红利。这既是美国社会民主的悖论,底层民众发展权益也让人堪忧。民粹主义再次泛起就是必然。

 

(三)“万物皆媒”信息化时代民众更容易感受到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

 

美国社会近年来贫富差距异常突出。从2002年到2012年的家庭收入,社会底层人口平均下降11%,而占比极低的上层人口却陡增30%。[10]这种发展差距,在全媒体时代很容易被直接感受到。

 

诸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新闻软件,无疑提升了民众获取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社会信息的能力。

  

民众之所以更易体会到贫富差距,与“万物皆媒”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本身的泛在性特质有关。互联网通常被视作一条“免费”高速公路或基础设施,自由主义者通常提倡极端的网络自由[11],但却忽视了互联网本身存在的滥用风险。

 

在信息化时代下,生活在金字塔塔底的普通民众,再也难以成为任由社会精英恣意摆布的朴素“信息盲”,反而能在海量信息交叉印证中深刻感知到他们的虚伪和欺骗。

 

可以讲,尽管人人都有平等的电子表达权,但并非人人都有平等的生活获得感,底层民众很容易利用泛在的网络来表达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不满。

 

(四)解构意识形态成为大众与精英进行政治互动的必然选项

 

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倾向于重塑意识形态,与现有民主机制在回应大众诉求上缺乏有效渠道存在很大关系。

 

代议制政府所依赖的响应机制在实践中经常无效,而且更为荒唐的是,政治家们仍然可在不清楚选民真正关切的情况下获得提名、选举和连任。


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恰恰处于美国社会各种矛盾聚合激化而既有民主体系又无法化解的特殊时期。譬如,美国政府尚未找到贫富差距扩大、华尔街金融资本愈加强势、中产群体普遍遭“薅羊毛”等严峻问题的应对之道。

  

在此情况下,民粹主义者与精英阶层之间就容易出现立场对垒和利益博弈。而后者倾向于把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作为头等要务,努力通过各种途径以表明前者对国家利益的负面作用。

 

同样,民粹主义者为了及时利用被调动起来的社会情绪与之共情共鸣,也乐于把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作为精英思想内核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博弈往往是成本最低但长久收益最好。意识形态不但成为政治集团倾轧对手的惯用利器,而且也是民众与精英进行政治竞争必然争夺的桥头堡。特朗普当局之所以敢在很多敏感事情上蓄意煽风点火、制造矛盾,正是借势借力底层民众试图重塑意识形态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民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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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至上思潮的政治化表达:

美国民粹主义又走向泛意识形态化

 

民粹主义这个术语本身缺乏明确的实质性内容,往往泛指任何声称能够代表“人民”、批判精英阶层不道德的社会运动。[12]在全球化涌现新情况的敏感时期,美国民粹主义者以民生利益受到侵害为由,滥用人民概念、泛化民主理论,又颇为矛盾地走向企图使政党民粹化、政府威权化的泛意识形态化。

 

(一)民粹主义正成为一种缺乏意识形态内核的直接民主表达

 

民粹主义者尽管声势浩大,但其最大的内在瑕疵就是缺乏明晰化意识形态诉求,更无法为美国面临的民主赤字和发展赤子找到合理解决方案。他们习惯于把“纯洁的人民”和“肮脏的精英”写进旗帜、挂在嘴边,憧憬实现所谓的直接民主目标。目前大力支持特朗普的白人蓝领,已成为追求直接民主的中坚力量,其大都对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移民、外贸等政策深感不满。

  

他们追求能够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直接民主形式,意图通过大规模街头运动来打破过去的经济政治格局,期望在新机制下改变糟糕的生存形势。再加上白人数量的缩减、外来族群的增加,以致他们对自身地位下降的担心与日俱增,希望找到一个强势人物来为自己代言。[13]

 

尽管他们期盼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内心深处却并不清楚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理想社会。他们所谓的治国施政思路,只不过是一种夹杂着各种愤怒情绪的意见池。因此,当下民粹主义又多是缺乏意识形态内核的直接民主表达,最终往往是高开低走,流变成美国政客手中的玩物。

 

(二)民粹主义正嬗变为美国后真相时代的一种“消费政治”

 

随着社会深度媒介化、数字化,美国愈发进入后真相时代。在这个包含着诸多复杂现象的时代里,“真相乃仍是真相”,但似乎已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人们更乐意用感觉、情绪去围观和评判社会事件。

 

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究竟有无“性丑闻”“通俄门”以及希拉里是否存在“班加西事件”“邮件门”,事实上都并未引起选民较大的关注,他们似乎已对上一届民主党政府审美疲劳,只想下意识地快速选出“一个改变式人物”来接管国家。

  

民粹主义者在作出包括投票选举在内的重要决定时,往往陷入“消费政治”的恶性循环。他们无视某些事实,走向为了政治而搞政治的极端。同时社交媒体下的政治数字化趋势,又进一步加剧这种极端。

 

政治数字化极大地改变政治交往、政治营销、政治内容、政治新闻(含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包括特朗普在内的政客们希望选民们了解到的只是碎片化而非全部的事实。[14]

 

在过去,选民们首先关心的是参选人的政治理念创新性与政治实践可行性即选民们秉持理性第一,但在后真相时代却变成感性第一,参选人实际的专业治理能力已变得不那么重要。特朗普正是利用民粹主义“消费政治”的倾向来为自己服务。

 

(三)民粹主义正成为被特朗普利益集团时常操控的动员工具

 

民粹主义正成为特朗普操控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从他的个人行动、公开言论来看,特朗普就像一位法西斯主义者[15],以维护国家利益之名来大肆操纵舆论。

 

特朗普当局之所以能利用民粹对舆论形成有力操控,正是因为其精准抓住民粹主义者的缺陷和不足。

 

民粹主义原本作为一种拿“人民”利益来对抗权力体制的政治思潮,属于广具社会煽动性的强大舆论力量,但民粹主义者自身囿于专业能力,并不具备领导社会变革的综合实力,最终只能依靠某派精英来代议代治。

 

特朗普为何“黑天鹅”般登上权力巅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失落彷徨的中产阶级和充满戾气的白人工薪阶层,把他“抬”进了白宫。他利用民粹主义者的焦躁情绪,煽动社会舆论风向来为自己服务。

 

但无论特朗普本人如何包装美化,他毕竟属于资本精英的典型代表,正带领民粹主义者上演着一场“多数人的暴政”,但后者本质上只不过是被前者操控利用的社会动员工具。

 

(四)民粹主义正蜕变为以批判性而非建设性见长的泛意识形态化运动

 

民粹主义在特朗普操纵下,愈发流露出反规则和蓄意制造不确定性的显著特征。他把传统的“政治正确”视为危险的东西,固执地认为正是传统意识形态的限制,才让他无法批判那些秉持“政治正确”的利益群体[16],而其就职后签署的第一道行政法令便是废除奥巴马曾精心打造的医改计划。该计划的宏伟目标是实现所谓的全民医保,契合“政治正确”传统。特朗普强力推行的“骨肉分离”政策,也大抵如此。可见,特朗普民粹主义所蕴含的批判性越来越强。

  

尽管如此,特朗普仍倾向于在多方面推进激进的社会变革以迎合民粹主义者口味,甚至不惜以片面的短视政策来应对长期性复杂问题。

 

民粹主义运动通常极端化看待时代发展大势,成为以批判性而非建设性见长的泛政治化运动,终究走向反现代民主甚至背离人类文明的新威权主义。

 

可以说,特朗普在本质上属于伪装成反建制派的建制派,依靠的正是能够激起社会动员氛围的泛意识形态化策略。这种伎俩未必真正能走得远,毕竟他领导的运动充满夸张性和虚妄性色彩,将制造业和就业机会重回美国本土的承诺,“在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难以落地的‘修辞’”[17]。这种民粹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是以批判性为特质的泛意识形态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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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做好自己”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美国民粹主义泛起的中国应对

 

特朗普借势利用的民粹飓风,不仅左右着美国国内政策走向,而且正在外溢和扩散,成为其对外交往特别是对中关系的底色。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及短期内难以找到彻底解决方案的贸易摩擦,某些心念不纯的民粹势力正借机渲染新的反华论调,企图打压中国正常的发展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有民粹不等于中国也有,我们同美国有着不同的国情和制度基因,但他们出现民粹的根源和教训却应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努力做到引以为戒、趋利避害。

 

第一,积极“搞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培植人民群众自觉抵御国外各种民粹倾向的内生免疫力。

美国民粹主义骤然登台,根源就在于其国内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严重挫伤平常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工作生活的获得感、满意度。尽管中国并无典型的民粹传统,但在生产要素和价值观念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务必警觉和防范该思潮传导至国内的可能性。

为此,我们应在“两个大局”下首先坚定搞好自己的事情,妥善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和重大矛盾。

“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18]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真正的“对手”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强国,而是中国自身在面对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等外部压力加大时,如何“频道不换”“靶心不散”地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自觉地对国内外各种民粹倾向内生出强大免疫力。

 

第二,加大包含制度性贡献在内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以期在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收窄世界发展差距,防止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肆传播、影响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

民粹主义者为了狭隘私利,对经济全球化充满误解甚至仇视。但事实上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内生的而非外源的,如美元超发、“特里芬难题”、经济结构脱实向虚都是肇因。

但民粹主义泛起背后的深层问题却值得关注。经济全球化如同硬币的两面,但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关键是如何建构凝聚世界普遍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新型全球化。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不妨重点以“一带一路”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关键平台,以公平正义和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积极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国际秩序架构,最大程度地把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汇聚在相向而行的历史主轴上,“确保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发展”[19]474。

我们应在不断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作出制度性贡献中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持续做大涵盖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蛋糕”。
 
第三,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统领,在交流交融交锋中讲清楚中国光辉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中苦干实干出来的,以期斩断某些民粹主义者对中国发展壮大的盲目仇视。

当前美国某些民粹势力与政治精英中所谓鹰派正形成合流,外露出浓厚的反华情绪和典型的妄想被害症,总是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作洪水猛兽,甚至荒唐地认为中国的发展正是得益于他们“善意释放”的派生结果,这显然是伪事实。

“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20]19在特朗普政府企图借助广具动员能力的民粹运动全面阻滞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我们应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统领,从战略上明晰“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理直气壮、正本清源地传播好能够澄清西方舆论偏见的中国声音,讲授好西方媒体选择性避开的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建构好立得住国际舆论场的议题生态体系。

我们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符合国际法和国际精神的道义制高点,以期有效澄明美国某些民粹势力对中国正常发展壮大“想当然”式的不理解和毫无逻辑的盲目仇视。

 

参考文献:

[1] Michael Kazin. Trump and American Populism[J]. Foreign Affairs, 2016,(6). 
[2] Carlos de la Torre. Trump’s Populism: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J].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7,(2).
[3] Patrik Jonsson Staff . The Power of Trump’s Call to Free America from Political Correctness [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6-03-06. 
[4] Ted Cruz. Donald Trump: Upending the Establishment[J]. Time International, 2018,(16/17). 
[5] Paul Bleakley. Situationism and the Recuperation of an Ideology in the Era of Trump, Fake News and Post-truth Politics[J]. Capital & Class, 2018, (3). 
[6] Mark Engler. Let’s End Corruption --Starting with Wall Street[J]. New Internationalist, 2011, (447). 
[7] Pierre Ostiguy, Kenneth M. Roberts.Putting Trum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ism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Low[J].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16, (1).
[8] Matthew Schneirov, Richard Schneirov. Capi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the Corporate and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6, (6).
[9] Katherine Coffma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ity-preferred Alternatives[J]. Social Choice & Welfare, 2016,(3) .
[10] Fred 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The Plight of the U.S. Working Class[J]. Monthly Review, 2014, (8).
[11] Raphael Cohen-Almagor. Addressing Internet Dangerous Expression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leanet[J]. Journal of Internet Law, 2018, (11).
[12] Wolfgang Palaver.Populism and Religion: On the Politics of Fear[J]. Dialog: A Journal of Theology, 2019, (1).
[13] Brenda Major, Alison Blodorn, Gregory Major Blascovich. The Threat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Why Many White Americans Support Trump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18, (6).
[14] Balázs  .“Post-truth Politics”as the Normal State of Politics[J]. Tamara Journal for Critical Organization Inquiry, 2017,(3/4).
[15] Peter Beinart. Is Donald Trump a Fascist? [J]. Canada & the World Backgrounder. 2018, (1). 
[16] Herbert I. London. President Trump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J].Academic Questions, 2017,(3).
[17] Eugene Goodheart. Trump’s Cultural Populism[J]. Society, 2018,(1) .
[18] 习近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9-05-23.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0]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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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思想教育研究”;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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