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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 田玉婷:坚守人民立场要求 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点击:  作者:王今朝 田玉婷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09-25 1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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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史学冠绝世界。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中国史学研究逐渐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现代史学,取得了超越传统史学的辉煌成就。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一方面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不足和教训。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应该是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开的叙事之学和社会发展大势之学。为此,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史学研究必须坚守人民立场,以所有制的历史研究为基础旁及其他来研究国内史,以美国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技术史为主要对象来研究世界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古代经典《尚书》中的民本思想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英雄史观相当接近了。虽然自周秦以来,劳动人民总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但历朝历代的开创者实际上都与劳动人民有着这样那样的血肉联系,能够使劳动人民休养生息,进而开创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普天同乐”的局面。之所以如此,也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透过奴隶起义、农民战争等反抗运动多多少少意识到人民已经构成维系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基石,人民的利益不可撼动。而在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萍浏醴起义、广州起义、武昌起义等更是构成推动中国封建皇权统治结束的关键力量。袁世凯背叛革命、军阀割据、巴黎和会丧权辱国又使得中国发生了讨袁革命、五四运动等,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人民革命更是向前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此后,通过稳定财经、一五计划、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新中国迅速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纵观历史发展进程,再没有一个过程能够如此鲜明地反映出人民英雄史观的正确了!再没有一个过程能够如此鲜明地反映出坚守人民立场的重要性了!那么,当新中国由于70年的发展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民族伟大复兴之时,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历史学呢?[1]历史研究究竟怎样才是科学的呢?[2]历史研究究竟怎样服务于国家的战略方针呢?[3]

一、21世纪前的中国史学简史

 

(一)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

 

中国自古就有史官,并一直持续到清代。自上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官修历史。然而,自孔子删订《尚书》、《春秋》和左丘明著《春秋左氏传》后,私人修史之作就屡见不鲜了。二十四史中许多官修历史也吸收了私人修史的资料。除了官修历史和私修历史之外,中国古代历史学还可以分为史家和考证两大流派。修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工程,其中主要有历史的真实性与服从统治阶级需要的矛盾,历史过程的复杂性、目标的恢宏与个人学识精力的矛盾,史料真伪、偏全的矛盾,写作的详略矛盾,任务与时间的矛盾,等等。由于这些矛盾,中国古代史书总是存在着各种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修史还是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利益。修史离不开考证。史料的鉴别和选择是极其复杂而耗时的,比如,比较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官籍与民记、本国记载与外国记载、近人记载与远人记载、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说、口说史料与文字史料等。仅以安史之乱中颜果卿倡义河北一事为例,引用之书达7种,考辨文字竟达2573字。[4]

在20世纪之前,中国历史学一直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儒家各种经典、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的编纂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历史学最发达的国家。古代欧洲虽然也有历史学,但一直无法与中国古代历史学媲美,而且直到19世纪历史学才获得独立的科学地位。[5][6]与历史学的发达不无关系,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和韧性的民族。在17世纪中叶清朝初年,中国的人口数达到1.5亿,到18世纪末,人口数已超过3亿,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汉族人的定居点已扩大到先前由少数民族居住的一些边疆地区。[7]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着类似中国的悠久而灿烂的文明。进入19世纪,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开始衰退,并伴随出现饥荒、农民革命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农民运动此起彼伏,而西方列强多次入侵,对中国的掠夺变本加厉,使得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8]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社会改造”思潮由此蓬勃兴起。[9]由此,中国历史学必将揭开新的篇章。

(二)20世纪初至抗战开始前的中国史学


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著书立说、仁人志士的海外流亡,都使得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林则徐支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魏源于1842年写成的《海国图志》打破了“天朝说”观念,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郑观应于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实际上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一种总结,以之为中国富强救国之方案。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人开始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中国人的历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历史学新锐都把“社会改造”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一个根本方法。章太炎早在1990年拟成的《中国通史略例》,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认为新史学应该致力于“知古今进化之轨”、“振励士气”,推陈而出新。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发出了以新方法撰写“中国史”的呐喊。他指出,旧新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前因后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牌,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0]从此,研究社会问题、探索社会改造的方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中国历史研究不再只是资治之鉴,而是开始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然而,新的历史研究发展一波三折。历史学界首先兴起的是以进化论为特征的新史学。[11]1902年,梁启超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2]新史学家们认识到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等少数英雄人物,而是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全人类进化的历史。章太炎在1902年致书梁启超,主张中国通史之作“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夏曾佑曾感慨于近古“至于读近代历史,则衣冠涂炭,文物扫地,种之不灭者几希,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13]。中国进化史学是“短命的”,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上,并不是唯物史观所主张的基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社会历史,[14]而且没有在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们无疑为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垫了道路。

当西方在19世纪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催生了史学革命之后,中国历史学界依然保留着强大的考据传统,并借考据的进步而疑古。1917-1949年期间,疑古学派几乎把持了全中国大学历史界的教席。[15]考据固然是学问,然而在国破家亡的时代,社会对历史学的期待已经不是疑古,而是要指示社会发展的方向。丁则良评价说:“从五四到抗战开始这二十年中,全国的学术界可以说完全埋头在这分析的工作中,大家误解历史,误解史学,以为就是考据,就是校勘。而于我们历史的大貌、文化的轮廓,反没有人能说得清楚。”[16]这不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没有试图描述社会改造的通史著作,而是它们普遍不能满足社会改造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的需要。

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反映宏伟历史观、服务社会改造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国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必然涌现出大批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物和著述。李大钊早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说《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一文中“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只是在挑战中国历史界的考据学派和疑古学派,[17]那么,当他提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时,他已然成为在中国倡导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第一人。[18]同期,鲁迅、陈独秀都发出了改造社会的呼喊。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指出:“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指出:“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19] 1920年李荫清在《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一文中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变迁,以物质条件做中心也好,以经济情形做中心也好,还不是名异而实同的以人类的物质生活为主动吗?”[20]何炳松1929年在《历史研究法》中说,历史“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将历史活动总结为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和宗教五大方面。[21]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开始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待社会现象。虽然这些理论大都没有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围绕社会改造的历史的社会科学观点产生了,即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联姻”了。这样一来,唯物论必然成为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必将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主流。

(三)抗战开始至新中国建国时期的中国史学


抗战开始前,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已经转移至延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身体力行研究历史。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完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铺陈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唯物论观点。他还揭示了中国资本主义本来有所发展,又不可能长足发展,从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形式、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所做的这种分析虽然是民族的,却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使中西方史学研究发生的变化:(1)从研究孤立的、以政治事件为主的历史转向社会和经济复杂而长期的过程;(2)从研究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观动机转向背后的物质原因;(3)从帝王将相、英雄和杰出人物的研究转向阶级的形成以及阶级矛盾的变化等。[22]仅仅23000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高度概括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发展方向、发展动力,这必然有赖于对中国通史,尤其是对“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的研究。

毛泽东不仅重视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而且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希望在此基础上写出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古代史。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23]在这种背景下,新式中国通史的出版自晚清开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大量涌现,至少不下26部。[24]可是,当时“受时代之刺戟,思建立民族主义之基础,群欲得一中国通史而读之”的中国社会各界“苦于无其书”。[25]抗战前出版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章嵚《中华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抗战后出版的周谷城《中国通史》(1939)、钱穆《国史大纲》(1940)、吕思勉《中国通史》(1940和1944年分别出版上下册)等,虽然都付出巨大心血,但大多是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都有维护既存政治体制的一面。[26]1945年顾颉刚也批判中国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27]仅从这些方面看,对一种崭新的中国通史专著的社会需求已经产生了。

在延安,这种对“新”通史的需求推动了《中国通史简编》的问世。范文澜于1940年开始着手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中国通史》。[28]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9月出版,中册(宋辽到鸦片战争)于1942年12月出版,合称《中国通史简编》。下册于1946年出版,仅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中国通史简编》以直述方式表达对国史的看法,实际上构成对毛泽东历史观点的“文本化”、“学术化”和“具体化”,极大地统一了中共内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认识。毛泽东评论《中国通史》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29]尽管《中国通史简编》尚存不足,但才大工疏,事繁鹜博者,最不宜于考据。不可否认,《中国通史简编》将观点蕴藏于史实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后人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诸版成为后来编写各种国史教材的‘母本’,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30] 

(四)新中国1949-2000时期的史学


1、1949-1976时期

在新中国实施稳定财经、抗美援朝和一五计划等举措后,进一步解决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学、文艺界问题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1954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全国政权稳固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思想界的领导无疑是自然之理。[31]就历史界而言,这意味着以疑古学派为代表的民国历史学路线的失势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1949-1976时期的中国史学基于唯物史观讨论了众多重大问题。其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被称为新中国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32]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并没有取得观点上的完全一致,[33]但它们的一个突出共性就是从考据史学转向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阐释历史。而且,一些关于社会历史的观点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比如,侯外庐认为,尽管“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的结合关系决定着某一社会经济构成,但生产方式取得支配地位的标志,则常常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法律形式折射出来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一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体的中国史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关于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化方式的讨论(一是由共同体成员的份地变为个体农民的私有土地,一是由国家分封和赏赐田邑变为私人的地产)对今天中国所有制结构问题仍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后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因高度政治化而背离了社会发展方向,应予以“彻底清算”。这种观点大谬不然。它实际上是一些人借重新反思“历史和文革”之名,行否定历史之实。据说,范文澜后来曾提出“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34][35]如果范文澜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是有所特指,而不是对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否定。帝王将相固然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随风而逝了。而且,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抹掉帝王将相,否则,怎么可能理解农民战争呢?“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怎么就导致“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怎么导致“整个历史被取消了”了呢?所以,即使范文澜表达过那样的观点,也不是为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活动为核心的历史学翻案!

2、1977-2000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对前期的历史观有所延续。许多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阶段仍然发挥着深远影响。比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文化大革命”后继续得到修订。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在蔡美彪续编下发展为《中国通史》12卷本。白寿彝任总主编的12卷22册约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出齐。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在这一时期经修订后也先后出版。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矛盾判断的变化,中国历史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就否定了“阶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围绕历史发展动力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上涌现出了“生产力及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等诸多观点。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动力观”为核心的“革命化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范式”的悄然转换。这看起来似乎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议程,而实际上,其内容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确实,8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开始由对政治运动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机制的研究;由为政治家歌功颂德转向为农学家、企业家、商业家树碑立传;由对革命原因、过程的总结转向社会发展机制的分析。90年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向庸俗化又迈进了一步,“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36]但是这显然不是向正确方向的回归。有观点认为,90年代后,中国历史学不仅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而且告别了80年代的后“文革”史学,终于走出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笼罩,开始了真正的话语转换和范式转换,史学正在回归属于自己的位置。[37]而市场经济的兴起又造成了诸多年轻学者“著作皆为稻粱谋”的“史学危机”。[38]历史教学和科研领域一度涌现出大面积的商品化、市场化现象,出现“由所谓‘通俗历史’向‘娱乐历史’的堕落”。[39]

在这20年中,考据学派的研究向路再度浮现,最显著的表现是“回到乾嘉去”思潮的泛起和“国学”的复兴。[40]1994年底,胡绳指出:“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同时,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越来越倾向于用诸多域外观点去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而实际可能从根本上脱离了西方的研究背景和阶级偏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历史学的本土化备受冲击,历史学的社会地位一再下降。而究其根本,这一类历史研究是否本质上又是为建立市场经济服务的呢?

毫无疑问,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如民主和法制建设、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农民问题、工农业关系问题等,可以由中国历史学研究来提供经验教训。[41]然而,改革开放后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学研究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以至于穿行于碎片之间。[42]这既是研究的一种细化、深化,也是因没有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背离。有学者指出,前辈大家无论从史料细致辨析还是基本观念框架的搭建上,均为古史解释体系的相对自洽与完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果自然是古史定论迭出,而近代史新论频现却定见难寻。[43]究其原因,恐怕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因过多地放弃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观而步入歧途。20世纪的中国史学“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44]而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上述种种问题,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这恐怕是因为它从历史唯物论的倒退。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倒退呢?在1949年后的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虽然看似已经形成一种基本共识,但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不同见解给背离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学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有观点认为,必须否定阶级斗争,特别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观点。[45]然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显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地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里面既可能有赫鲁晓夫式的无知,也可能有戈尔巴乔夫式的故意。前者或许是“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而后者就是“不要孩子了”。习近平指出,中国“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46]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观点看,所谓颠覆性风险,就是资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掌握中国的政权。中国史学如果继续淡化阶级斗争,就可能无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二、主流历史学是社会发展大势之学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机遇与挑战并存,这也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毫无疑问,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史学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史学,只有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才是大有作为的史学家。[47]因此,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需要历史学来揭示社会发展大势。

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它不是盲目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也能够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认识历史规律,并遵循历史规律推动社会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框架,社会发展必然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这些发展无疑是在国内与国际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的。中国的历史学需要充分地反映所有这些方面。就学科而言,主流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以及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因此,历史学是社会发展大势之学,不仅局限于客观叙事,而且总是要抓住事物最本质的特征、最主流的方面,才不会陷入繁杂交错的细枝末节和“碎片化”的历史事实之中。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生产力的进步相对缓慢,因此中国古代史家关于物质生产的记载较为稀薄,而更多关注王朝更替和政治更迭,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学。纵观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历史,统治阶级长期强调“造反无理”、“革命有罪”,中国人民只有在“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极端条件下才可能揭竿而反。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在这种压迫、反抗、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之初,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众多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社会向何处去的抉择。为了救亡图存,近现代中国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体模式,最终选择了人民共和国这一模式,并于1956年底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不少有志之士都翻译、出版了相关著作来反映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尤其在1840-1976年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历史视野逐渐聚焦到阶级斗争。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革命地位作了深刻分析,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过去,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是否还能作为指导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理论?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8]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叙事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解释,去重建过去,才能对历史产生一以贯之的理解。可以说,不存在阶级斗争叙事的地方就没有历史。[49]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学,对阶级斗争避之犹恐不及,部分观点甚至趋近于唯心主义了,显然这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意。

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部充满着“破”与“立”的历史,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这种矛盾的复杂交错中,历史研究者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社会现象,而不穷其根本,如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等,就无法写出揭示社会发展大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著述来。而当前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应该立于一个怎样的境地?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落脚点始终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立场是当前及以后中国历史学发展所必须坚守的重要原则、不可以突破的底线。
 

三、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国史学研究议程

 

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跨越了家谱时代,所面临的根本任务不再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而是揭示怎样才是、才能不忘初心,从而帮助克服由人亡政息所导致的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完成这一根本任务,设立如下的研究议程是极为必要的。

(一)中国史研究议程


中国历史研究首先是立足于书写中国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上。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这就至少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提出了如下任务:

第一,中国历史学必须加强对中国所有制历史的研究。

中国历史学需要揭示中国历史悠久的公有制文明,需要揭示土地私有制在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客观事实,更加需要揭示封建私有制因底层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而不可持续的史实。中国古人早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患寡,患不均”的理想。在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土地。比如,在侯外庐看来,秦汉时期的“黔首自实田”、“公田”、“垦田”、“官田”、“屯田”、西晋的“占田”、北魏、北周、北齐直到唐朝的“均田”都是国有土地。侯外庐认为“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直到明朝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成长,皇权垄断的封建土地国有制才开始发生质的变化。[50]韩国磐也认为,虽然唐朝中后期均田制遭到破坏,但是“在庄园土地占有形态下,封建土地国有制并没有解体,……以另一种皇庄的形式出现”。[51]封建土地国有制对于凝聚国家力量、繁衍中华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战争、社会动乱年代,土地国有化的社会效用就更为明显。孟子曾言“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52]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必须为民制产。而土地国有制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展为自耕农阶层。因为只有众多的自耕农才能使国家足食足兵、强大兴盛。唐代初期社会安定、国威强盛的贞观之治局面,一定程度上恐怕也在于此。

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即使有其内在的必然之理,其破坏性和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地主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使农民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得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具有明显的累退性;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导致社会财富和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权势手中,而农民则成为被剥削对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新莽时期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唐朝王仙芝、黄巢起义、宋朝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等都或多或少反映出封建土地兼并引发的社会矛盾。所以历朝历代致力于推行“抑兼并、均土地”就不难理解了。可见,封建时期土地所有制问题与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贫富分化、底层农民受到的剥削、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等客观事实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历史学如果不深入揭示历史悠久的公有制文明,不深入揭示私有制的危害,就难以理解和确认公有制、国有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意义,也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的指导。

中国历史研究还需要在古代所有制研究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当代所有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2年土地改革、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4年以立法手段确立了农村的土地国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表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所有制问题之所以能够很快受到关注并迅速成为“五朵金花”之一,不仅由于“它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任何经济主体都不能不在一定的所有权的土地上从事其活动。土地所有制关系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所以,当前,土地所有制问题仍然是在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具有学术和现实双重意义的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后,生产资料由相对单一的土地要素发展为土地、资本、信息、技术等多种要素并存,各种生产要素由原来纯粹的公有制过渡到了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虽然得以确立,但还可能面临颠覆的危险。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这一体制下如何得以坚持和巩固、如何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各种私有成分在当前又处于何种发展趋势,这些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同样有待21世纪中国历史学家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

第二,中国历史学必须加强对所有制以外的其它重要经济史、社会史研究。

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还离不开对其他重大问题的考证和分析,例如,如何看待中国古代货币史,更进一步地,如何看待张居正的货币化改革?《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凡额办、派版、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費,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53]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增强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推动了中国古代以实物和劳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全面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货币财政体系的转型。清初“摊丁入亩”实际上也沿袭了万历年间货币改革的成果。但是在明末白银货币经济下,旧有财政体系的根基动摇,农民遭受多重盘剥,加之其他因素的作用,导致了明朝灭亡。虽然由明朝开创的银本位货币体系持续到1935年终止,但围绕古代货币史的研究对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问题,诸如经济过度货币化、美元化,由此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金融资产泡沫、国外经济危机输入等,仍旧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党的百年史是中国当下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新中国1949-1976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客观评价“文化革命”、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及其经济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怎么走、多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可持续、过去的对外开放是否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等问题,是关系当下、涉及未来的大问题,都要求中国历史学做出相关的研究。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是真正辨析历史的前提。而澄清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不得不依赖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贯彻。今天,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理解又可以用这百年史,特别是这百年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及其成效来加以检验。历史学研究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武器,才能实事求是地澄清中国当代发展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所塑造的中国现代文明才有其科学性所在,才能经受时代和人民的检验。

第三,中国历史学必须加强对当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彻底祛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藏身之所。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客观历史规律虽不以某些人物的意志为转移,但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却能对客观实践发挥或是促进、或是阻碍、甚至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前三十年”,如何看待“文革”这段历史、如何评价1978年前的经济成就与失误都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4]如果仅仅以“大跃进”、“文革”为由,否定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果,实质上也否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合理性,就不再仅仅是“见孤木以为森林,拾芝麻以为珠玑”了,而是抹黑英雄、虚无领袖,实质上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圈套。在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殷鉴不远。

(二)中国历史学必须加强世界史研究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不断由各民族、各国家分散孤立的历史发展成为相互联系的历史。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俨然成为世界的灯塔之国,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不能不研究美国史,不得不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规律,不得不研究世界科技史。

第一,美国历史研究。对于世界历史未来的演进和中国未来发展而言,美国何去何从极为重要。毫无疑问,美国的国运严重依赖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受到其国内矛盾的直接影响。就已有的研究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依然没有摆脱美国人所设定的研究议程。而这种预设的“研究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塑造美国的山巅之城、世界灯塔形象。如果美国国内矛盾已经极为激化,那么这种山巅之城、世界灯塔形象无疑构成一种欺骗世界各国人民的幻象。因此,研究美国国内矛盾所包含的方面、所达到的激化程度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无疑必须成为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极为重要的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国家、霸权国家,无疑创造出与世界其它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日本、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巨大矛盾。这些外部国家间的矛盾、美国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的交叉无疑也必须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抓住了美国历史,也就抓住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主要方面。

第二,国际共运史研究。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有173年的发展历史。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又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源地的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逝世后“悄然”走向衰落。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为前苏联主体的俄国究竟何去何从,是否会再次兴起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内外部矛盾双重交织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状况,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内容。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也构成国际共运史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少人产生了许多疑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55]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史可以作为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研究,但其它国家的历史学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史,也可以构成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三,世界科技史研究。科技发展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中国的科技发展还面临着严重的任务。科技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将中国放置于世界科技发展的大环境中。古代中国的科技领先世界,而16-19世纪则开始走下坡路。西方国家则一改中世纪的黑暗局面经过两次工业革命走在了世界科技前列(其中不无中国文化和科技成就的影响)。世界科技史,尤其是西方科技史研究层出不穷,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科技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有哪些是值得中国借鉴学习的?又有哪些是不适合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乃至哲学思想是否又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56]无疑,还有众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内在规律可能因时、因地、因事而不同,这就要求中国史学研究者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这样的史学研究才能真正为中国科技进步提供参考价值。正如卢卡奇所言,“自然科学的认识理想被运用于自然时,它只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但是当它运用于社会时,它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57] 

仅仅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58],就已经构成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庞大的任务了。不完成这些任务,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研究就不能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只有在完成这三大任务以及其它可能的重大任务的基础上,[59]中国世界史研究才能旁及其他。

四、结  论


中国历史学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古代文明发展至今,从来都是在直面时代问题中,探索治乱兴衰之源,阐明得失成败之因,成为智慧之学、有用之学。总结中国20世纪历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说,历史学虽然是叙事之学,总是离不开对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述,但历史学决不仅仅是叙事之学。历史学是反映社会发展大势,抓住决定事态走向的根本性因素和内在联系的发展大势之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担纲这一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摆脱帝王将相的家谱学之窠臼,必须建立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叙事。为此,中国史学研究必须兼顾国内、国际两大方面。从国内看,中国史学研究者需要加强所有制历史研究,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以及当代历史人物研究。从国际看,中国史学尤其要注重对美国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科技史的搜证、分析和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于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人民立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代,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得不是史学研究者所思考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史学家应该肩负鲜明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坚定文化自信,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中国史著作。有了这样的历史自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史学界必然开创出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注 释:
[1]仲伟民、张铭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清华学人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
[2]王贵仁:《从“史学革命”到“唯物史观”的传播——试析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学逻辑》,《求索》,2008年第8期。
[3]张宪文:《彰显历史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功能》,《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
[4]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7-400页。
[5]耿睿勤:《<历史学笔记>——马克思最后一部史学手稿》,《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6]俄罗斯的历史学大概起源于1803年。参见戴桂菊:《尼·米·卡拉姆津——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7]丹尼尔·W·克诺夫兹:《美国历史学家和中国》,《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
[8]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9]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O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10]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1]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O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1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13] 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O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1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2-27页。
[16]丁则良:《中国史学之新趋势》,《大国民报》(昆明),1943 年4月21日。转引自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17]《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18]《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78 页。
[19]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
[20]李荫清:《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史地丛刊》,1920年第1期。
[21]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41页。
[22]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转引自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3]转引自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3页。
[24]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
[25]顾颉刚:《中华百史的发轫》,《申报》1934年10月21日。
[26]苏诚鉴:《评〈中国史纲〉上册》,《文史教学季刊》1942年第6期。
[2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28]陈晋:《毛泽东阅读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00页。
[29]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84页。
[30]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31]蔡美彪:《王维江.“不是治学方法问题”——蔡美彪访谈》,《史林》,2013年第S1期。
[32]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3]如关于封建社会确立,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分别坚持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有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个系统所具有的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使得封建社会产生周期性振荡,却保持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基本不变。
 [34]《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
[35]杨念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36]谢泳:《回到傅斯年》,《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期。
[37]陈峰:《沉沦与上升:19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38]田人隆:《中国历史学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
[39]陈峰:《沉沦与上升:19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40]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1]李子文:《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史学集刊》,1994年第4期。
[42]张生:《穿行于“碎片”之中的历史学及其应有态度》,《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43]杨念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学的若干沉思》,《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44]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5]戴鞍钢:《坎坷前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学的演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6]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https://www.ccps.gov.cn/zt/sjdtbzt/sjdtt/201812/t20181210_115758.shtml,2018-01-05。
[47]王勤榕:《一位面向现实的历史学家──格拉诺夫斯基述论》,《世界历史》,1995(03):105-110。
[4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
[49][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玉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8页。
[50]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5页。
[51]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
[5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页。
[53](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2页。
[54]《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1页。
[5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32页。
[56]比如参见张西平:《19世纪中西关系逆转与黑格尔的中国观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
[57]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9页。
[58]前两个研究是关于世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第三个研究是关于世界生产力的。
[59]比如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涉及: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英国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德国“特殊道路”、纳粹主义历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体制的弊端、苏联解体以及日本、非洲、拉美等国历史的研究。

(作者: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田玉婷,武汉大学经济系2020级硕士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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