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松蒲：以抗击疫情斗争胜利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步

点击：作者：尚松蒲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05-31 09:10:47

【摘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初步胜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包括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干部职工队伍是靠得住的，我们能够以人民为中心，我们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公有生产服务部门是胜利的基础，要有忧患意识，要统筹考虑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的斗争。正是因为与疫情的斗争充分暴露了矛盾，教育、锻炼了党和群众，检验了我们的制度与力量，我们才能获得更深更新的认识，获得更强的力量，更好地进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推动重大的历史进步。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勇于和善于进行斗争、推动变革。在思想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更科学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性，认清公有制为主体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核心作用，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认清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及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经济方面，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使公有经济顺应生产社会化深入发展的新要求，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满足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在政治方面，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党组织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斗堡垒，使党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先锋，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赋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鲜明的新特征。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019年12月份，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斗争的初步胜利，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时强调：“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我们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更加深入，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也会取得重大进步。

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启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时，全党全国迅速行动起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前线干部职工英勇奋战，广大群众大力配合，全国一盘棋，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取得了抗击疫情斗争的初步胜利。疫情的发生、抗击疫情斗争的实践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第一，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党中央统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及时作出决策和安排，保证了抗疫斗争的初步胜利和经济社会的稳定。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在前、顽强拼搏，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特殊时期党的领导能力再一次得到验证，党的威信得以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历史进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干部职工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抗疫斗争是依靠干部、职工、群众的拼搏、尽责、牺牲取得初步胜利的。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全省医务工作者和援鄂医疗队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踊跃参与，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在面对危险的情况下，广大干部职工换发了昂扬斗志，勇向前、肯奉献，经受了考验。有这样的干部职工队伍，我们就能够不断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三，我们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我们工作的一条红线，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更加凸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10日在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重点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相比于资本主义政客口头上的为民，我们是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我们不以经济为唯一目的，发展经济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单纯追求GDP，而是为了人民。我们能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有自信能够不断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据。

第四，我们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全国一盘棋，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团结友爱。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派出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火线驰援，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国一盘棋在经济上的根据是国家代表人民对经济的控制和计划调节，要肯定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就不能否定对经济的计划调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时指出：“我们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医用防护服、口罩等疫情防控急需医疗物资的生产企业复工达产、多种方式扩大产能和增加产量，对重要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们运用了市场调节，更加注意运用计划调节。

第五，公有生产服务部门是斗争的基础。在抗疫斗争中，公立医院是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大型国有企业为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资保障。“从承担火神山和雷神山专门医院建设到重点医疗防控物资供应，从保障煤电油气能源供应到维护通信、交通稳定运行，从率先复工复产到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全力支援疫情防控一线，在这次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顶梁柱作用。”非公经济部门为抗疫工作作出了贡献，而公有生产服务部门则是斗争的主力军。当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受到削弱，还有部门则试图压缩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如果继续消减国有企业，继续压缩公立医院，以后再遇到重大灾难，我们如何应对？

第六，要有忧患意识。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各种困难或灾难，忧患意识实际上是对历史发展进程这一特点应有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若有忧患意识，则可及早预防，提前准备；若无忧患意识，则灾难来临时手足无措，无法有效应对。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时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这个问题我反复强调，2018年1月我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和平日久，不少人主观地认为社会将会按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发展，至多是量的慢慢积累，而否定质变，缺乏忧患意识。对于我们党来说，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第七，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相结合。现在各国之间的联系紧密，国内的问题都有其国际背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有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支援，也有相互指责。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时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要继续同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搞好国内建设，也要考虑国际环境和影响，注意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联系。

概括起来，抗疫斗争的初步胜利是靠着两方面的优势：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优势。这些优势也是相互联系着的，正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才能进行计划调节做到全国一盘棋，也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们有损失，有牺牲，这场疫情对我们是一个灾难。我们能从灾难中学习，我们的牺牲也就有了价值，从抗疫斗争中得到的启示将为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财富。

二．在与重大灾难斗争中取得重大历史进步

重大灾难在社会进程中不可避免，人们面对重大灾难时会采取抗争。如果人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那么接下来的就会是历史的重大进步。恩格斯在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灾难主要分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往往自然灾难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都有人自身错误的原因。与灾难斗争，有与自然的斗争，更多的是与人所犯错误的斗争。恩格斯业也从人自身的角度谈到灾难与进步的关系：“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革命是压迫引起反抗，也是灾难带来进步。列宁对于革命时期给予了很高评价：“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立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界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有决定性的关头。”列宁对革命时期的深入分析，对理解重大灾难与重大历史进步的关系，很有意义。一般来说，重大进步伴随着与重大灾难的斗争，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与重大灾难斗争的艰巨任务把先进阶级或群体推上历史舞台。灾难必将给社会带来新的任务，当旧的力量不能完成新的任务时，新的阶级或群体就会承担起历史的任务，这也给新的阶级或群体提供了历史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面临的外交屈辱，引发了五四运动，这“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以共产党为先锋队的工人阶级再次凸显了重要社会作用。

第二，与重大灾难的斗争催生先进的科技与生产力、制度、思想文化。与重大灾难作斗争激发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与重大灾难作斗争的过程中会因新的需要而形成新的制度；与重大灾难作斗争的实践会产生出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写到：“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西方封锁的领域，我们往往能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而西方对我们不封锁的领域，我们还可能受制于人，这说明一定条件下的困难能激发动力促进科技和生产进步。张木文指出：“民族觉悟的提高使该民族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这种选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学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战胜严重灾难的实践中产生的。”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促使中国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应急体系。

第三，与重大灾难的斗争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人民群众在与灾难斗争的过程中，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团结起来，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使更多群众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识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认识到了群众自身的伟大力量，增强了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美好生活的自信和自觉。

第四，与重大灾难的斗争使历史进程加速。社会的发展受到各种力量和因素制约，在平时大体处于平衡状态，发展比较缓慢。而重大灾难，使矛盾激化、力量失衡，人们被迫在短时间内做出选择，进步力量更快成长，落后势力更快消亡，社会发展加速。张木文指出：“大灾难能使民族在生死之际迅速找到并接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真理。”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将加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与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之间的斗争。

要在重大灾难后获得重大历史进步需要顺应历史发展，勇于和善于进行斗争、推动变革。不是任何重大灾难都伴随着重大历史进步，如果没有先进力量，或者先进力量不善于斗争而失败，那么灾难就是真正的灾难。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我们要在抗疫斗争中更加深入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自己、锻炼自己，勇于和善于进行斗争、推动变革，取得重大历史进步。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场重大斗争

我们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胜利。我们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类似或更严重的灾难，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顺应历史发展，取得重大历史进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从而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力量斗争的焦点。我们既要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要反对固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我们的斗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与肺炎疫情斗争给我们的启示，将帮助我们勇于和善于进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

斗争是解决矛盾、从灾难走向进步的必然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必须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力量作斗争，才能促使矛盾在这种制度下得以解决，推动历史进步。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是当前经济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反映。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谈到：“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因素，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国内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受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制约，也必将影响世界范围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势。我们在外交方面，既要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维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主义运动的利益，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统一起来。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与各种反对和损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力量做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泥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要与私有企业所有者做斗争，还要与小资产阶级作斗争，此外还要与无产阶级的缺点作斗争，与官僚主义和僵化的思想作斗争。这里有两个群体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党内的贪污腐化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党中央反腐败就是这种斗争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私有企业所有者，当前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可以称其为民营企业家，其中爱国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群体是“我们自己人”，但其余某些人的目标和执政党的目标显然不同，要时刻关注矛盾的性质变化。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是很严峻的斗争。从国际上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形势，苏联东欧改革失败丢掉政权的历史，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断削弱的现实来看，这场斗争异常艰难、严峻。路标转换派认为，“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现在有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我们已经或正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这说明了斗争的严峻性。我们回答他们、应对严峻性的只能是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样去斗争。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都需要开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下面分别讨论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在经济上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服务，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特别是提供了工人阶级解放的经济学武器。“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提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斗争，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经济制度，具有历史性，也有其发展趋势。“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为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要随着实践的进步去发展完善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几个方面都有其历史性，切不可将其僵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变，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在变；按劳分配为主不变，分配形式在变；计划调节的本质不变，调节的形式在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要把市场经济放在历史中来考虑。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历史产生的，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退出舞台。那种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是永恒的、完美的经济制度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和客观实际的。

经济活动作为具有各个环节的总体，具有整体性。“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作为规范中国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也有其整体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拓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的有机统一，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生产的整体性逻辑。”我们既要分析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各自的特征，还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几个方面中居于主要地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

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底线。“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它的必要性，但我们不能以这种必要性来抹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包括在总产出中占优势，在劳动者数量和质量方面占明显优势，在关键领域占据绝对优势。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无法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无法实现，我们就没有斗争的资本。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斗争，是经济领域斗争的关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规范。“因此，时间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的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公有制为主体，就要求经济运行方面以计划性为主。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内部有多种类型和多种实现方式的情况下，市场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甚至在一定范围是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是修饰社会主义经济的，并不是用社会主义来修饰市场经济的，其实际含义是较多采用市场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看成是为了更自觉有效地配置资源而采取的一种对计划有益的方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说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实现得不好，反过来也说明决定分配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的公有制为主体没实现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体现好。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我们需要能使更多劳动者在公有经济体系内劳动，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计划调节。

基本经济制度各方面相互影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最本质的方面，多种所有制的结构、公有制内部的结构和实现形式，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共同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这种决定，并不是完全决定，而是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分配方式影响着经济参与各方的利益，影响经济活动，也会进一步影响经济运行方式的效率，影响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经济运行方式，并不只是手段，也会反过来影响所有制的变动。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计划是意识形态。”只规范所有制，并不能规范经济制度的性质，党的十九届四种全会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了拓展，就是以整体性为根据的。如果说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是与这个核心最紧密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破坏的话，核心很容易被破坏。计划性削弱和公有制主体地位削弱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更好地武装干部群众思想，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发展规律，对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

五．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上来说，就是通过变革使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互促进。“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公有经济，为了能提高生产率，为了能实现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领导作用，各经济单位不能是缺乏联系、关系松散的，必须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更新的组织形式，这个形式就是统一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

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既是落实公有制的问题，也是公有制基础上改善管理发挥公有制经济优越性的问题。“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将劳动者与属于他们的公有制生产资料更好地结合，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就是公有制体系内的管理问题，管理做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了，公有制经济就能不断发展进步。

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继续深入发展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继续深入发展，生产环节的紧密联系对公有经济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谈到：“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电子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生产领域酝酿着新的革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现在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也是生产领域革命的要求。

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也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能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进一步，有可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挫折。“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骨骼。”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与集中化，在当前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削弱的情况下，更迫切需要建立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增强其力量。

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可以借鉴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有整体性，但公有经济分布在各地区、各领域、各经济单位，所有者和管理者可能属于多个主体，为了把其组织为全国性公有经济体系，可以借鉴股份制形式。“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所有权分别由各层次的公有经济组织行使，可以借鉴股份制和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本质是公有制。

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可以从保持了土地公有制但公有经济薄弱的农村着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农村基本上是个体经济。随着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农村形成了集体经济制度，虽然也建立了供销合作社等全国性组织体系，但各集体经济间的联系比较弱，农村集体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的联系也不紧密，农村集体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分散状态，发展受到制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改革，基本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经济制度，在改革初期以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随着国企改革逐渐私有化。这个过程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的私有化过程，它解放了受简单集体经济约束的农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劳动者；另一方面，它打断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进程，并使得公有经济的缺口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使私有化进程在全国展开。出现这种情况，根源是当时全民所有制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缺乏联系，工农关系没处理好，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比较脆弱。“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工农关系这一最基础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工农关系处理的关键是逐渐消除城乡差别，而消除城乡差别的关键是农村的发展。

对于农村的发展方向，有三种发展思路。第一种是维持当前农村经济制度不变，在保证农民个体拥有永久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自主选择。这一思路只能是临时性的思路，“小农经济是什么呢？这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提供商品最少的经济。”这样的思路只能是推迟矛盾的解决，当前经济条件下，依靠农村的个体经济只能使城乡差距加大，激化城乡矛盾。第二种是将土地确权给农民，在土地私有化可流转的条件下，通过资本下乡发展经济。“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这一思路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发展道路，将破坏已经很薄弱的农村公有经济因素，动摇全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是行不通的。“农村改革无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第三种是鼓励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使农民摆脱个体经济的弱式地位。合作化的方向是对的，但“从宏观看，合作社没有形成更高层面的联合，分散的小合作社与分散农户一样对农业风险无能为力。”这一思路需要继续发展，“农业的规模效益主要不是通过大规模流转土地来实现，而是要通过合作社规模来实现。只有当全国合作社网络形成以后，农业的供给侧改革、特色农业、品牌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等农业形式才能得到组织保障，农民的利益才能有效实现。”可行的办法是将农村发展置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将合作社的发展纳入到农村公有经济的发展大潮中，建立和完善全国农村公有经济体系。

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建立全国公有经济体系也需要从农村开局，先建立全国农村公有经济体系，使全国范围内农村公有经济更紧密地组织起来。可以考虑以全国供销合作体系为依托，借鉴混合所有制形式，构建全国农村公有经济体系。比如，农户是最小单位的经济组织，农户的上一级即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供销合作社的股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属下级即农户拥有的股权，另一部分是其自身所有的股权，这部分股权或来源于自身拥有的资产，或来源于农户股权的让渡。依次类推，形成全国性的农村公有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体系，弹性很大，能包容从初级的合作阶段到集体经济向全民经济过渡的高级阶段，在当前也具有可行性。

国有经济也可借鉴全国农村公有经济体系的构建方法。国有经济的所有权本质上属于国家，但分属于不同的地方、领域，具体行使所有权的是不同的各级国资部门。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根据现代经济的联系建立多层次的全国国有经济体系，有利于国家更好行使所有权。相对于农村公有经济体系，国有经济体系中层级要更少，下级让渡给上级的比例也更大，对于特殊行业，最高层组织可以有百分之百的股权或控制权。全国农村公有经济体系，全国国有经济体系，城市集体经济体系可以共同构成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正如在全国农村公有经济体系中包含有个体的农户，在全国公有经济体系的某些层次可以包含私有经济组织，使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增强。

全国公有经济体系能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全国公有经济体系要覆盖大多数劳动者，劳动者所在的不同的经济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本质的统一性，公有制体系内的分配在考虑各个经济组织差异性的基础上主要以劳动为根据。完善了全国经济体系后，将不是用社会保障为劳动者保底，而是用提供公有经济体系内的工作岗位为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保底。

全国公有经济体系为在其内部采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提供了组织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从资本主义经济到共产主义经济的过渡，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发展程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二重性，由此引起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二重性。全国公有经济体系，为这些矛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框架，也为计划条件和市场调节提供了经济组织的基础。要破除计划针对宏观、市场针对微观的资产阶级经济观念，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要利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程恩富同志提出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很好地结合起来。

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要吸取改革开放前后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经济体系吸纳了绝大部分劳动者，但工农发展的不平衡，公有经济体系内部联系不强，使这种全国的公有经济体系发展出现倒退。改革开放后，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只能吸纳少部分劳动者，大部分劳动者处在公有经济体系之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打折扣。我们要建立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应该是具有紧密联系的统一性的组织，也是应该能吸纳大部分劳动者的组织。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是抓大放小，而应该是以大带小、大小共进；不是要撤出，而是要发展。

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既体现了公有经济本质的统一性，又适应了公有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将公有经济有机组织起来，便于对公有经济的计划调节，能使市场经济更好发挥作用，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是力量更集中更强大，对非公经济的影响力更大，主体作用发挥得更好。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对于实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有重要意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斗争。

六．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离不开党的领导。“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先锋，以带领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其使命，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当前阶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需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党的领导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属性的根本保证。

党提出正确的经济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在经济方面的体现，是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关键。1971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有了正确的经济方面的制度和方针、政策，进步力量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前进道路就少走弯路、比较顺利。党在提出经济方面的制度后，一方面需要掌握对制度的解释权，另一方面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对已有制度进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后，各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进而可能影响到具体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党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需要进行深入的解释说明，掌握政策的解释权。我们党随着实践的发展，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拓展，今后需要继续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对其完善。

依靠党的组织建设来落实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斗争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组织上的巩固包括党组织的健全和有力，也包括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既有数量更有质量的党员队伍，这不仅是革命的保证，也是我们进行建设的保证。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包括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员队伍的建设两方面。

进行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路线和政策需要党的各级组织落实在基层，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能将党的路线和政策与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谈到：“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却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方法。”当前，有些部门的党组织不仅没有主动进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甚至还提出或纵容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和政策。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强了巡视工作，就是为防止党组织涣散的状况而开展的。

依靠党员来落实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斗争的领导。党的政策要落实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需要党组织具体的领导，也需要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路线和政策能人格化，深入人心。急难险重的任务，开拓创新的工作，都需要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冲锋陷阵。即使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也需要共产党员去树标杆、立榜样，提升整体的劳动态度与劳动效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用英勇首创精神克服错综复杂的矛盾困难，正是需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以坚定的信仰，不怕牺牲，创造性工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了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钱学森为代表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斗争中，也是共产党员冲在前线，带领群众取得胜利。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需要广大共产党员的英勇创造性工作。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就是为更好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是人的问题，包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也包括事关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大小的党的领导干部。什么才是合格的党员呢？毛泽东同志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些要求是几十年前提出的，但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性。这些要求是对党员提出的，更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如何甄别出合格的党员呢？列宁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中谈到：“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不少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混入了党内，其中不少还爬上了党的领导干部岗位，而不少忠诚的党员干部没有选拔到能发挥作用的领导岗位，虽然这只是支流，但这对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很不利，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不利，对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很不利。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政治路线执行不严格不彻底，使组织路线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在发展党员标准、选拔领导干部标准的上执行上不严格不彻底，使发展和选拔结果出现偏差。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从严治党战略，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是为解决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增强党的领导能力的重大战略工程。

党要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党的领导作用，根本上说是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自己命运，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也显示了其主体作用，任何轻视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做法都是有害于党的领导、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党依靠群众。党不是全民党，党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有阶级性的，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领导，必须正确地依靠群众。毛泽东在《关于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问题》中谈到：“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我们党要发挥好领导作用，更好地坚持好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首先依靠党员劳动者，他们是无产阶级群众中最先进的部分；第二应当依靠公有制经济体系和政权机关中的劳动者，他们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无产阶级群众；第三应该依靠私有企业中的劳动者，他们也是无产阶级群众；第四应该依靠其它劳动者，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领导人民进行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党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也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保证。我们将思想理论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国公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一定能发挥其历史作用，我们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斗争中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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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恩富:《改革的初心》，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6] 温铁军张孝德主编：《乡村振兴十人谈》，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

[7] 侯为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观与显著优势》，《晋阳学刊》2020年第2期。

[8] 张文木：《灾难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加速器——写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察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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