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保 程恩富：多重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构建

点击：  作者：王中保 程恩富    来源：《经济纵横》  发布时间:2019-02-24 13:02:57

  

       作者简介：

 

      王中保，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英文期刊《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会长。

 

      【摘要】与解释经济危机多种原因相对应的是多重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主要包括国民经济无计划论和比例失调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固定资本更新论、资本过度积累论。这些理论之间相互争执，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危机理论成为解释经济危机的主流。承认经济危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是从市场风险低估和信息不对称等表层次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发生。那么如何看待多重经济危机理论和阐释？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论，认为上述多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包裹着经济危机内核论的外围理论，与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的内核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不同外围的经济危机理论相互交织和相互解释，至于资本家的贪婪、政府的监管不力、虚拟金融的过度发展、信贷消费的过度、经济金融风险的低估、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经济危机的诱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不同危机理论相互交织的节点，从此节点可以延伸出外围或更外围的经济危机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外围与节点，一起构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

 

 

        一、引言

 

       每当一段时期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有人宣传，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经济危机被克服了，而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又提出种种特殊的原因来解释。正如克拉克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当然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因为整个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上，即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自动调节，” 经济危机被解释为经济运行“偏离常态的意外结果”。 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强调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强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私有产权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无法摆脱的特征，不过，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原因的具体解释没有取得共识。诸如，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过度积累论等，在不同时期成为解释经济危机的主流。那么，如何看待危机的多重根源呢？

 

       克拉克写道：“一般认为马克思从未提出过系统的危机理论，这就让他的后继者们可以从零散而且前后不太一致的论断片断出发，随意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出不同的解说。” 斯威齐也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完整地论述过危机理论，“在三卷《资本论》和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自始至终，危机问题接连不断地一再出现。虽然如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对这个问题有过近乎完整的或者系统的论述”。 虽然说马克思并没有通过专门的文章和章节来论述经济危机，但其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经济危机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则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承认。正如苏联经济学家门德尔逊指出，“马克思不仅创立了出色地经受历史考验的严整而完整的危机理论，而且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资产阶级危机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 刘明远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在阐述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理论也就是危机理论。”

 

        二、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多重阐释

 

       为了看清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原因进行分析的全貌，我们简要梳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原因进行具体阐释的六个主要论点。

 

       第一，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既然经济危机一直被认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那么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和盲目性就成为了经济危机最基本的解释。例如，考茨基在1892年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把经济危机解释为生产过剩导致的，而生产过剩又是生产的无计划的结果。“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商品生产必然联系的无计划的结果。”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和盲目性就更突出。“在商品生产的初期，市场的规模还不大，对市场还容易观察。”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企业的增加，交通运输的便利化，就导致“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恩格斯也多次指出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会导致经济危机，“只要你们继续以以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加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 恩格斯把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列宁在论述1901年的剧烈危机的时候，同样阐述到社会生产的盲目性会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生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而当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未成开拓过的、广阔的领域时，这种可能性就尤其大了。”

 

       第二，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初解释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主流理论。杜冈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图式来说明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认为只要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关系，供求就会保持平衡，“只要生产比例适当，一切商品需求都必定与供给相等。” 消费需求的减少，可以由投资的增加来弥补，而投资增加可以带动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带动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增加。杜冈以此否认消费不足是危机的原因，而强调比例失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希法亭延续了杜冈的比例失调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拒绝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希法亭认为，“‘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和‘消费不足’的说法一样，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严格地说，人民只能在生理学的意义上谈消费不足。而这种说法在经济学中没有意义，在经济学中只能说社会消费的少于它所生产的。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 但是，希法亭并不像杜冈一样完全排除消费对危机的影响，承认“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同时认为，“危机根本不能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因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种经常的现象来说明。” 希法亭强调既然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也只能从“特色的资本主义性质”中作出解释。危机虽然是表现为流通过程出现了阻碍，但是必须从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上找原因，即商品必须被作为商品资本来生产并作为商品资本来实现。 因此，希法亭对危机的分析像杜冈一样，引入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认为不同部门之间、部门内部比例关系的破坏可以导致危机，并把技术构成变化、信用关系、价格变化、利润率变化和垄断等因素引入到了比例失调论的分析之中。

 

       考茨基从批判杜冈比例失调论到后来也认同比例失调论。考茨基在1914年9月发表的《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强调保持两大部类适当比例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必要性，进而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划分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两大部门。工业部门在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生产规律的支配下迅速扩张，而农业发展却滞后。这样危机就呈现出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产品生产不足同时出现的情况。他以此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必然性，指出对外扩张既为了增多原材料供应，又为了输出资本主义强国的产品。这个思想近似于卢森堡和鲍威尔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外部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撑。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论并不排斥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比例的失调。例如，恩格斯指出：“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展市场要迅速得不知多少倍，于是便出现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商业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滞；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的销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 而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失调，恩格斯认为是由于“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增长。”布哈林也看到，“整个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不仅包括生产部门之间的失调，而且包括生产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失调”。

 

       第三，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解释经济危机的主流理论之一。当然，小资本阶级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也同样都看到了经济危机中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考茨基认为杜冈的周期性比例失调理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长期萧条趋势，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现在和将来都是为了人的消费进行的生产”，“危机恰恰是由于资本家的出发点一再与社会的基本规律相矛盾而发生”。 卢森堡同样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但是卢森堡不同于杜冈认为的比例关系协调了资本主义就可以顺利地扩大再生产，“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

 

       随后，以1942年斯威齐出版《资本主义发展论》为开端，与1957年吉尔曼出版《下降的利润率》， 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出版《垄断资本》， 1973年佩洛出版《不稳定的经济》等人著作被认为发展了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论，成为二战后经济危机理论的主流解释。阿特韦尔概括道：“这些人既不是合作者，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成员；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从未提及对方，而且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大相径庭。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著作表现了40年代到70年代初消费不足论在美国危机理论界几乎牢不可破的霸权地位。” 斯威齐认为，即使消费品产量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的比值保持不变，但是，由于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总是在利润中拿出尽可能多的部分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行积累，这样积累在剩余价值中的比重提高。同时，技术进步还导致相同可变资本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增加，不变资本在积累中的比重也是不断提高的。虽然资本家消费和工人的消费的总量在增加，但是消费在剩余价值中的比例却是递减的。这样，消费的增长率总是赶不上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停滞。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没有超越前人的理论框架。但是，斯威齐成功开创了讨论危机问题的另一种范式，即把早期危机理论讨论资本主义崩溃问题转向了讨论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问题。 因为生产过剩表现为两种形式，当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表现为生产过剩、价格下降和经济危机；当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时，则表现为长期停滞。后来，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提出经济剩余的概念来解释经济停滞。由于实际经济剩余和潜在经济剩余都不断增加，但是垄断资本主义却不能提供吸收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的机制，“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指出过，消费不足论不足以解释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 恩格斯也认为，“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造成危机。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群众的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虽然斯威齐被认为是消费不足论的代表性人物，但是斯威齐本人也认为，“把危机的‘比例失调’原因同‘消费不足’原因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明摆着的是，消费不足正是比例失调的一种特殊情况——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同消费品生产能力的增长比例失调”。

 

第四，利润率下降趋势论。消费不足理论虽然在二战后成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主流解释，成功解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现象，但是却无法解释1970年代后经济危机中，物价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的事实。因为按照消费不足理论，生产过剩引起商品滞销和危机，危机中物价暴跌应该是普遍的现象。因此，消费不足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滞胀问题。于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应该看到，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在杜冈、希法亭、卢森堡等著作中都论及到，但是，都没有把它用来解释经济危机。早在1910年俄罗斯数学家查洛索夫就认为，利润率下降是构成资本积累的最大限制，但是，他不认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而是认为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提高了工资，从而人为地压低了利润率，从而导致了普遍的危机。 但是，查洛索夫作为最早的利润挤压理论的观点，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危机，但是对于利润率为什么会下降，又归结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工资对利润的挤压两个方面来解释。1929年格罗斯曼出版的《积累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代表作。格罗斯曼采用鲍威尔《资本积累》中的再生产图式，论证如果可变资本与劳动人口同时以5％的速度增长，剩余价值率以100％保持不变，因而剩余价值的总量也是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为此假定不变资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再生产按照这样的比率保持不变年复一年地进行，到了第21年留给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开始减少，而第35年供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几乎没有了，此后，可用的剩余价值量已经不足以保证扩大了的资本的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出现崩溃和危机。 虽然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崩溃论被认为是“机械崩溃论”，但是，通过保罗·麦蒂克的宣传，并为大卫·耶菲和马里奥·科高所继承，为通过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正如安瓦尔·谢克指出的，格罗斯曼是最早打破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来讨论危机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危机理论中的中心地位。 可是对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斯威齐却提出了批评，“不能笼统地推测，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相对地大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以致前者将支配利润率的动向。相反，似乎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变数看作是大体上同等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系统表述方式是没有很大的说服力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说，曾经有人想证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要伴以利润率的提高，这种打算同样也是难以置信的。”

 

利润率挤压论的代表作是1972年格林和萨克利夫合著在伦敦出版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该书同年又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书名在纽约出版。 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就是利润不足导致的投资不足和流通中断导致的，而利润率变动与工资变动呈现反向变动的关系。英国有组织的工会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导致工资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而由于国际竞争，资本家又不可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实现提高的工资成本的转嫁，就导致公司的利润被“挤压”。利润率的下降，导致投资的下降，进而导致生产率以更加缓慢的速度提高，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对此观点，耶菲进行了批评,因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多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却下降，或者说生产出同样多的价值必须生产出更多数量的商品，这就意味着资本必须不断地增加不变资本的投资。而不变资本的投资增加也同样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雇佣的工人数量就相对更少。而劳动是利润的唯一来源，不变资本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而耶菲、保罗·麦蒂克、马里奥·科高、安瓦尔·谢克等都被认为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支持者。莱博维茨也被认为是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支持者，其理论逻辑是，“假定资本具有自我扩展的性质，危机则表现为对资本增殖起阻挠作用的一种内在的抑制”，“对资本的限制，且不论其性质，必然表现为资本自我扩展率的下降，即利润率的下降”。

 

对于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曼德尔是多因素论的代表。他在1972年出版《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事实上，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假设，作为一种动力的总额，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观念相对立的”，“这一生产方式的所有基本变量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和周期地起到自主变量的作用”。曼德尔概括出六个变量：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剩余价值率的变化、积累率的变化、资本周转率的变化、两大部类之间交换关系，认为利润率的变化是这六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五，固定资本的更新论。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和比例失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利润率下降都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经济危机的产生，可是如何解释经济危机的重复发生，固定资本的更新论就成为了最有力的理论解释。一般认为，作为机器设备的固定资本投资和更新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物质要素和条件，但是固定资本的投入是一次性的，而回收或者价值补偿是多次性的，即它的价值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逐渐地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通过产品的销售得以实现回收和补偿。以危机为起点，资本家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获得更多的利润，除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外，还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成本。这样固定资本的投资，推动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进而影响并扩大消费资料的市场，带动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的发展。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由萧条转入了复苏和高涨阶段。在进入高涨阶段后，“一方面固定资本的物质要素生产得越来越多，而固定资本的更新却是少量的、零星的，这就发生了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扩大，又重新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最终导致再一次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成为经济周期的计量单位”。

 

有论著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并不一致，固定资本更新不能成为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物质基础，而马克思实际上对此类观点进行过反驳，“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是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更新只是解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因素之一。而克拉克认为，以固定资本更新周期来解释危机周期性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固定资本更新周期本身取决于危机的周期性。

 

第六，资本的过度积累论。随着人们对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研究，一个趋向是综合成因论，资本的过度积累论便是一个尝试。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和剩余价值，就要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会出现资本积累的过剩和产品生产的过剩。“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虽然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 同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不断替代导致劳动力使用量的相对减少，进而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减少，又出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这样，资本积累的规模增加所产生的生产能力的增加，与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人们收入份额相对缩小而消费能力缩减所产生的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埃里克·欧林·赖特1979年在其《马克思主义积累和危机理论的新视角》一文中试图从资本积累过程的演变,来涵盖不同的危机理论。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1）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积累也面临不同的起支配作用的障碍因素；2）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继续进行，必须突破这些障碍因素；3）突破这些障碍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产生了新的起支配作用的障碍因素；4）上一阶段破除障碍因素、促使资本主义积累进行下去的解决方案在本阶段不再有效，还会成为本阶段资本积累的障碍因素。赖特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分成六个转轨阶段：从简单商品再生产到扩大商品再生产的转轨阶段（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从原始积累到工厂生产的转轨阶段、从工厂生产到机器大工业转轨的阶段、垄断资本兴起的阶段、高级垄断资本阶段和国家导向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工厂生产到机器大工业生产转轨的阶段，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虽然剩余价值率增加，但是，利润率仍然趋于下降。而垄断资本兴起的阶段是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后，资本越来越趋于积聚和集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于缓慢，到20世纪的最初的25年资本有机构成趋于稳定，但是剥削率继续上升，这样就导致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和消费不足的问题出现。在高级垄断资本阶段，垄断资本开始国家化和国际化，国家应对剩余价值实现和消费不足问题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干预失效，非生产领域的支出和成本的增长导致了长期的滞胀。国家需要从对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干预转向对生产过程本身的管理。西蒙·克拉克在其文《马克思主义的过度积累和危机理论》一文中，也认为危机趋势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之中，一旦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积累的障碍时，危机趋势就变成现实的危机。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提出

 

上述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理论阐述，反映了“马克思究竟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是有几个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争论。克拉克认为，阐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面临三个困难：第一，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第二，如何确定马克思理论中不同成分的重要性；第三，马克思几乎所有关于危机的讨论都深深根植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 杨健生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化史认为，“没有一个由马克思本人做出的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整表述；现有的文献中马克思本人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各种表述，理论上具有向不同方向阐发的可能性；现有的关于马克思本人经济危机理论的各种表述存在争议。寻求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最正宗的表述，理论上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根源的不同理论阐释，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虽然杨健生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论述具有理论上的多元性，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也是这种多元中某一方面的阐述、放大，甚至是极端化。” 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的不管是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比例失调论，还是生产过剩论、消费不足论，或者利润率趋于下降论、固定资本更新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都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而这些被揭示的矛盾又都是资本主义本身内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这一基本矛盾的显现而已。正如杜冈指出的，“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之所以不能解决危机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领域——生产、交换或分配领域中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实际上，危机是在社会经济各现象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机只局限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的领域。” 我们从危机理论的综合趋势也能看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无序和比例失调、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利润率趋于下降和资本过度积累等问题，相互之间并不是“你存我亡”的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时期，有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更突出而已。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

 

从一个理论体系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内生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经济的私有产权制度是经济危机（包含金融危机）最深层、最本质的根源，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的位置。由于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体企业生产虽然有计划和组织性，但从整个社会生产或者市场来看，国民经济整体和宏观经济却是处于无计划和无秩序的盲目状态，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供需结构、虚实结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等处于失衡状态就成为了常态。如果这种失衡状态超过了一定限度，造成了普遍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普遍的生产停滞，经济危机就发生了，这是无计划和比例失调论的必然逻辑。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解决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还会因此促进了宏观经济的良性发展。问题恰在于供需失衡的另一面，即供给大于需求超过了一定限度，从供给侧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实现受到了需求的限制而无法进行；从需求侧看，通常并不是一般居民合理的实际需求小于供给，而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严重小于供给，从而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循环的普遍停滞和中断，经济危机就发生了，这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论的理论逻辑。观察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并不是说美国居民实际不需要那么多住房，而是美国房地产商提供的住房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虽然先期通过次级贷款即把贷款贷给还房贷能力较弱的人来解决住房供需矛盾，但是，最终还是因为这些次级贷款人无法还贷而导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发生，并诱发了国际性金融和经济危机。

 

同样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需求，而是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但是，资本增殖总是受到市场上竞争对手的限制、上下游产业结构不协同的限制、劳动者生存工资的限制、劳动者有效需求的限制等。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通过直接降低产品价格，通过采用新技术而进行固定资产投入从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来降低单位产品价格和获取市场规模，或通过绝对价值生产或相对价值生产来压低劳动者收入等，来获取竞争优势。其结果是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扩大生产最终还是受到有效需求的限制而难以为继。当社会资本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的积累超过一定限度，社会资本普遍不再进行投资和生产，经济危机就发生了，这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和资本过度积累论的理论逻辑。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各种矛盾得到了强制性解决，经济结构和供需重新恢复平衡，伴随新一轮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得以复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直至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固定资本的更新论的理论逻辑。可见，国民经济无计划性和比例失调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论、资本过度积累论和固定资本的更新论，是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包裹着内核的外围理论，且它们不仅与内核理论之间紧密联系，而且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联系，与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的内核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至于说，资本家的贪婪、政府的监管不力、虚拟金融的过度发展、信贷消费的过度、经济金融风险的低估、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等经济危机的诱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枝节或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核和外围一起，构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

 

【本文来源】本文主要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构成与发展》为题，王中保、程恩富著，已经刊发在《经济纵横》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