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德：正确认识社会性质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点击：作者：孙秀德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2-06-29 09:38:05

正确认识社会性质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读韩毓海《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的体会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而第一阶段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在分析共产主义社会时，明确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人类历史的全部社会形态就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当时是什么社会呢？韩毓海说：“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正确与否，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大。由于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的错误，导致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提出了错误的指导方针，让中共机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毛泽东的一生，除了阅读马列马克思著作外，更多的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中国性质问题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种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是认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其“工业资本”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得发财。这正是中国“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原因。

尽管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他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的一致。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我们有的人对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所做出的结论，可能是有意地忽视了，抓住了斯大林说的我们是封建主义社会，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个阶段，而提出的一些理论，制定了路线、方针、政策，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要按俄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结果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是毛泽东最早发现这个问题，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力挽狂澜，把中国这艘航船引向正确航向。斯大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民族利己主义外，就是他认为，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按照他们的路线，进入社会主义。他知道国民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为和美国争夺蒋介石国民党，就不能不牺牲共产党，让共产党交枪、交权，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直到渡江战役，他的大使还一直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广州。他提出，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毛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1950年访问苏联，经过艰苦的谈判斗争，斯大林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废除了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韩毓海说：“毛泽东的一生，除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外，更多的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既是如此。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蠃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而毛泽东的发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国家要动员社会，只能依靠官僚，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这国家与皇权面对他们无可奈何。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的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1868年，马克思更明确的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农业共同体不必像欧洲式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进程，可以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要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1958年，毛泽东这样指出，农民并不比城里人落后，那些在城里少不了的社会主义试验，诸如合作医疗、集体办教育、集体办企业、办民兵，农村却可以搞起来。”读韩毓海上述分析就告诉我们：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十个字的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韩毓海接着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毛泽东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毛泽东，立足中国文化的传统，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它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思想的。”我读了韩毓海《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这本著作，使我认识到，只有正确认识社会性质，才能制定合乎国情的国家发展战略。

各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社会性质，也不完全一样。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就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首先要反帝、反封建，这种反封建运动，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中国必须走新民主主义这个道路。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所以，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消灭封建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他不仅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同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还会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其所谓“新”，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毛主席指出：“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1952年全国已经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夏秋之交，中国社会经济超出预料的大发展使得毛泽东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从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还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

1983年以后，毛主席采用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概念，被改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按照列宁解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来推理，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还是毛主席的提法更准确。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长期的社会形态，本身就具有发达和不发达的阶段之分，他没有用初级和高级的阶段区分。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严谨之处。中国是社会主义，是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制定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有人说：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能到达的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些人看来，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毛主席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说中国在全国解放以后革命的最初阶段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是后来才逐渐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毛主席开创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它也是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改革开放，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主席领导下已经建设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地实现“两弹一星”，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不是现代化是什么？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逻辑不通，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那么这些问题出在哪里呢？当年有些人坚持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制定了错误战略，使中国革命遭受到重大损失。是毛泽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把中国革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方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又有人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判定为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错了，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跟着错，目的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那就成了削弱和取消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大搞私有化，发展和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从而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他曾经在农村插队七年，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了解农村情况。他是一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带领全党扭转了方向。王岐山同志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波澜壮阔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归其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我们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方向搞错的问题。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上来看。理论错了，方向就会错。正确的变成错误的，这个错误应该是颠覆性的，将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后果。天佑中华，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力挽狂澜，进行真正的拨乱反正，摒弃了那些错误理论观点，回归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我们这条航船引到正确的航向上。从十八大到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这是有目共睹的。让我们满怀豪情壮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主自强、努力奋斗，一定能够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发达的社会主义，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93岁离休老同志；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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