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起步的时候，和两百年前美国人梧桐树下摊贩式市场交易是差不多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高大上，忘记了原本，忘记当初是怎么走过来的。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胎记，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痼疾，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杜绝金融与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周期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短。

坚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必须排除一些错误倾向，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干扰和误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继续深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倒在内部私有化的问题上。苏联的解体给中国提供了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我们应该一次次的从苏联的教训中，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世界秩序正在重新组合！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以来世界格局最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更好地迎接这一变化。而新型国际贸易关系的建立是必然的。

对付出口和贸易顺差减少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应该是大幅度调整分配，提高底层收入和分配比例，从而提高国内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和实现生产目的.

行业机构对去杠杆的方向表示高度赞同，要警惕负债到期而资产未到期和难以卖出所带来的经营性风险，单个机构点状、乃至由此引发的行业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资本市场所谓公平和平等只有在买卖双方资本实力、信息平等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如果资本实力不等，尤其是相差甚远，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公平本质上根本不存在。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程恩富教授在会上发言，批评个税修改草案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为中心，是对资本收入轻税，对劳动收入重税。

开放带来进步和风险，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和使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措施直接决定了金融开放的程度和进程。

阿明也长期关注中国问题，他对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参与和影响提出了诸多分析与建议，本文即是一例。特此编发，纪念这位逝去的思想家。

按货币存量/GDP之比计算，我国的宏观杠杆率达到220%以上，的确很高。国内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我国的货币太多，是央行“放水”造成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重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摆脱人民币作为美联储影子货币的状况，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机制与资本市场机制和外汇市场机制联动起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问题。

金融改革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金融体系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以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金融体系没有样板，应当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路。

只有既处理好商品流通一般层面的全球化市场交往，又处理好资本流通层面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对立、对抗关系，才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掌握主动权。

当产权机制用脚投货币机制的票，市场机制必然畸形化，货币机制的生命就快结束了，当然西方社会福利，主要是拿其他国家的钱搞的，这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它的衰亡。

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依赖科层制内部的高效协调，通过“放权”、“让利”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要通过约束、考核等保证政策的执行。国家规划保护社会并非一劳永逸，

金融改革必须立足于服务中美贸易战和金融战。从这个角度出发，金融改革必须服务于固本攻敌，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方针，避免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而恶性发展。

宏观经济管理的正确做法是在经济过热阶段实行降温和降杠杆措施，而在经济滑坡阶段实行加温和加杠杆的措施，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