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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2005年《战略产业论》——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
点击:  作者: 杨帆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9-05-05 10: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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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以“自主创新“代替”开放创新“,是国家确立正确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但国家与企业谁为创新主体,认识还不一致。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在2000年吸取赵英的“超级产业”概念,提出“战略产业”概念,包括核,电子,航空航天,常规军事武器,战略石油与物资储备等,是为了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公与私”,“军与民”,“民族与外资”,“市场与国家”之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新产业而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战略产业以国家为主导,通过加工配件体系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结合,主导权是在国家手里的。

 

本文指出了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产业竞争。发达国家支持战略产业发展的特点,跨国公司拥有品牌与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就能控制整个产业。这是比股权控制更加直接有效,更加隐蔽的“非股权控制”。

 

本文批评了有害于中国战略产业的一系列观点:如静态的比较利益论,依靠外资技术输出论,以市场换技术论等。介绍了最新的“学习效应理论”,论证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

 

在关于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尖锐的争论。 主张“开放创新”的看法,一直占据优势。 这种看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以企业经济效益代替产业关联效益,以经济效益代替国家安全效益; 对于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做静态的解释,否认比较利益是动态的;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那符合劳动力过剩的国情,于是就有“以一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战略,以“世界加工厂”为荣。 这种观点特别反对以国家力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认为国家干预会产生寻租和利益集团; 在历史上则完全否定计`划经济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认为那是一种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没有出路的“赶超战略”。

 

近年来,经济全球出现了新的形势。以美国为主导的第四次新科技革命取得了突破,信息与生物科技开始产业化,出现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包括传媒业和金融业这样的第三产业,促使第三次科技革命造就的传统产业群,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整合。一系列大规模企业与银行兼并已经完成,最著名的就是世界航空制造业的整合:在美国政府主导下,波音兼并了麦道,搞垮了中国与麦道合作的MD系列大型喷气式民航客机;欧洲五国联合生产空中客车,在国际航空业形成了两家寡头垄断。 巴西和加拿大钻空子仍可生产100座的支线飞机,日本与韩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则因安保条约的关系,被美国定位于为波音配件,不能拥有自己的品牌。这就是美国主导的“生产国际化”与产业整合。拥有品牌与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就能控制整个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制度与产权”,这是比股权控制更加直接,更加有效,更加隐蔽的“非股权控制”。

 

适应科技革命,全球化和美国新霸权的背景,新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这就是公开或者隐蔽地主张:以外资为主导来整合中国产业。发达国家不仅把产业的加工装配部分向中国转移,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发展”也在转移。于是就有人说:技术在国际上正在由垄断因素变成流动因素,根本动力就是原创性技术成本太高,促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向中国转移新技术,以占领市场,否则就无法回收成本。 中国没有必要以巨大代价去做原创性的技术发明,“以市场换技术“是可以成功的。没有必要去强调“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只要在中国注册就是中国企业,能创造GDP,增加就业,改进消费者福利就行。

 

这类理论误导性极强:它回避了全球化背景下仍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不可能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崛起中大国,关键技术和基础科技都必须相对独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向我们转让核心技术; 第二,它回避了产业国际化中间的企业和产业主导权问题,中国不能永远居于国际产业链条的末端,而把高端让给发达国家; 第三,它以消费者福利代替生产者和发明者利益,引导中国人只做消费者不做生产者,更不做发明者。

 

中国的民族企业是弱小的,需要国家支持他们参与国际竞争,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基础科研,参与国际行业标准的制订。国家支持也必须避免腐败和寻租。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中国产业包括金融和传媒业,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整合的日子,就不会很远,中国将不会有自己独立的产业和核心技术。 GDP或许可维持高增长,但GNP将越来越少,就是说生产加工在我们一边,但利润却在外国资本手里。表面上看这是我们出让市场的结果,实际是丧失产业主导权的结果。 为眼前利润而不去争取产业主导权,到头来不仅丧失经济主权,也得不到利润。

 

2005年底全国科技大会以“自主创新“代替”开放创新“,是国家确立正确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但国家与企业谁为创新主体,认识还不一致。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在2000年吸取赵英的“超级产业”,提出“战略产业”概念,是为了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公与私”,“军与民”,“民族与外资”,“市场与国家”之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新产业而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

 

西方定义的“全球化理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主体,片面归结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片面的。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产业竞争。

 

超级产业或者战略产业,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巨大空间,巨大利益,成为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的主要体现,以国防产业为核心: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战略物资储备等行业。

 

战略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风险和收益都高。发展战略产业可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核心利益,需要巨额社会先行资本。战略产业主要提供公共或准公共产品,政府是主要买主。战略产业进入门栏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政府能力;成长初期需要国家基础研究计划和国防采购。

 

如航空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核心产业,涉及机械,仪表,电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运输,在制造业中附加价值最高,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如果船舶为1,小汽车为9,彩电为50,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新战机的导航设备和软件已经占成本的50%。开发研究费用50亿美圆,用8---10年。现代航空制造业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武器各前沿技术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种工艺。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飞机是一种文化,只依靠国家财力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全体人民的强国意志,包括公务员带头坐国产飞机,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有人以为通过国际转包、合作,引进先进制造技术,这是幻想。可能长期被外国“锁定”在加工配件档次上许多年。中国可以参加国际飞机的转包生产,但要放在研制独立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方面。标准和机型是自己的,某些造不出来的零件可以进口和转包。开放与保护,永远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船舶工业经过30年开放,承担大部分国际加工业务,订单源源不断,但是自己不能生产曲轴,需要到处高价购买,非常被动。原来的曲轴厂因为一时亏损,被人以“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效率不高的罪名关闭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产权问题,而是暂时没有订单,从长远观点国家应该实行补贴,目光短浅,或者受某些理论误导,一旦加工生产突然发达,发现关键环节没有,悔之晚矣!

 

独立发展战略产业是国防安全和提升工业科技水平需要。乡镇企业已能独立设计制造摩托车和汽车,只有航空与航天才能带动技术和工业全面升级,为一般民营和国有企业腾出空间,通过公开招标带动它们为战略产业加工配件。片面强调产权改革,把发展战略产业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战略产业可创造长期动态比较利益,拉动无数产业链条。这类产业处于幼稚期,国家应以坚决意志和法律,长期进行扶植,这绝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学习考察,翻译资料,全球加工定货,都是对外开放。 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强者的规矩。中国人不是没有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未来的国内市场,加强国防和技术实力,都是我们的优势。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接近饱和,以中国年40%的储蓄率,数万亿人民币投资,继续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会使全球产品过剩。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卫星已经使用于地质勘探,气象预报,地图测绘,军事情报,网络电讯各个方面,利润可观。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也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仍旧坚持飞机与火箭研制与生产的道理。

 

最新的“学习效应理论”,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成本越低。美国人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发展中国家“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相对成本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要使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它们。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受到进口产品和引进外国设备的竞争,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生产无法进行,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相对生产效率永远不会提高。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总之,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是: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优势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中国作为政治独立的世界大国,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金融与衍生工具研究中心主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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