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要有全球意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最近十年来日益受到各方面重视。从官方到学术界到企业界和民间，人们都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与台湾大学哲学博士，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林安梧进行学术对话，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现将精彩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传统文化值得认真辨析和运用

李宗桂：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华文化，要发展经济社会，要提升国民素质，究竟该怎么来解决？有很多路径，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是利用我们的传统资源。在我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可以而且能够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资源。我们中华文化建设的一个取向，应当是站在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高度，批判性地清理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要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传统，去挖掘传统、转化传统、提升传统，乃至创造新的传统。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哪些方面是有价值的，我们称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够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有所帮助的，值得认真辨析和运用。当然，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而主要是表现在精神价值的层面，比如人的素质的提升，人的心理的安顿、精神家园的构建，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营造等。

我们今天要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公序良俗的形成、公民素质的提高，等等，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价值资源，这是有合理性的，是在主流社会取得了共识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它的标准也就是价值尺度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道家、法家、佛家、名家、阴阳家，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经学玄学理学，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家，他们的哪些方面是合理的，为什么合理，在实际上有很大的争议。

林安梧：我当然认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概在二十年前我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认为不必再问“传统文化如何开出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应转为“如何开发文化传统”以参与到现代化的过程中。老一辈学者问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妨害现代化、是否能开出现代化，我觉得这个议题已经是一个假议题了，因为这是关连着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因之而形成的另一个对立面，就此对立面而造成的。

现代化是复数不再是单数，现在大家想到现代化是多元的方式，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现代化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能够使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更受到保障，能够使人更为理性和开明的沟通。至于是不是一定要西方化，不是。以前我们很容易把西方化、现代化连到一块，现在已经慢慢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谈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化的关系，或者谈整个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格外有意义。

李宗桂：我很赞同这个看法。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时候，不能停留于过去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能否开出现代化”、中国文化和现代化是不是相适应。

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阻碍作用，当然也不是简单的顺向的作用。具体来说，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其能否开出现代化，而是说它和现代化怎么相融合、现代社会怎么去善用传统资源，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这个题目本身就已经逻辑地表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和现代化相通的理念。正如讨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首先是要承认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本身有人文精神，先承认事实，再进行评价。所以，思路是要调整一下。

林安梧：经过这样的转化，这个问题就“开”了。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应该怎样划定。刚刚谈到“人文”，我想中国近现代受到西方的冲击，所以一看到“人文”就想到西方近代主义的humanity、humanism，如笛卡尔(R.Descartes)所说“我思故我在”(Cogito ego sum)，从思维主体的确立而展开我对世界启蒙的Enlightenment，一种知性的亮光；或者如弗兰西斯·培根(FranciesBeacon)所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是这样一种想法下的humanism。

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文”可关联《易经》所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我们的“人文”跟“天文”是连在一块的，我们有天、地、人的“三才”传统。就此而言，humanism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有些语汇可能在西方的欧美中心主义底下变得窄化，现在有机会把它重新打开来。所以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谈到“人文”，就想到天、地、人“三才”的传统，在中国哲学的做法上就会重新理解。

至于有没有人文，应放在天、地、人“三才”的层面去说。荀子讲“礼有三本”，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其实这就是“天地君亲师”的传统。这个传统我认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的一个根本，只是“君”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帝皇专制、封建专制。其实如荀子所说，“君者能群者也”，“君”的意思就是一个社群、一个community里头的领导阶层，所以未必要把“君”理解得那么狭隘。有人建议把“君”转化为“圣”或“国”，那就是“天地‘圣’亲师”或者“天地‘国’亲师”也可以。总的来讲就是，让中国文化回到天地、自然生命的源头，回到血缘生命的源头，回到圣贤教养的源头，这个是我们整个中国民族生命的源头。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照顾到自然生命，照顾到血缘人伦，照顾到圣贤教养文化，那整个中华民族应该不只是在本民族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对全人类的文明应该也会起到一个比较良性的交谈。

李宗桂：安梧教授讲到这个问题，令人感慨。我觉得我们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从历史条件出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经起了积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比如能够促进公序良俗的形成、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提升民族的精神底气之类的思想力量或者精神价值，就是优秀的、合理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观点去把古人现代化，去否定它，如果这样的话整个历史就会一片漆黑。

古代强调社会的协调、合理，要求人要守规矩、要遵守人的职分的思想，还是有很强的合理性。我们今天社会的很多问题，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太没有规矩意识，没有身份意识，老是片面地去鼓吹“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把拿破仑的话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当然，五四时期是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时期，对于以守成主义为职志和标识的传统文化进行富有时代精神的批判，有很强的合理性，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当社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稳定、安定的时候，就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

让传统文化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传承机制

林安梧：你提到中国古代社会“君子思不出其位”，它强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忠、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这就是一个“知止”的传统，这在我们华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明就是一个“知止”的文明。比如说我们讲到文明的概念，《易经》“贲卦”(上艮下离)就讲“文明以止”。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强调人必须回到自身，不是回到一个个体的“我”，而是回到一个“家”，回到一个放在整个天地之间家庭、宗族的“家”，有一个恰当的安身立命。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不认为人的生命是以个体之“我”为核心来思考的，而是将其放在一个血缘亲情的脉络、一个天地自然的脉络、一个文化教养的脉络中去，强调要有所“止”。这个“止”在生命中有所“安”，有所“安”才能够有所“立”，整个儒学都很强调这个。

李宗桂：我想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已经进到更深一个层次，也就是传统文化怎么在今天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给它提供一个土壤，让传统文化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传承机制。比如你所讲的“三代同住一个社区”，比如有祭祀的空间和场所、方式等等，这实际上就是怎么使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开头讲到“止”的问题，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知止”，“发乎情而止乎礼”，知道该止于什么地方、达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个方面。

林安梧：我插一下，一般都会认为所谓守规矩就是教条地规定你该怎么做，其实“知止”不只是当儿子的要知止、当臣子的要知止，当父亲、当国君的一样要知止。“知止”是有一个终极目标叫做“止于至善”。

李宗桂：止于至善、止于礼、止于文明，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这就是“知止”。这些思想在传统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些方面，而且在历史上确实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在现实的社会组织架构中要求你有规矩，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价值理念上让你有所攀登、有所追求。

林安梧：时间历程上是永无止境的，而就其根源上讲它既是天理，又是心性本体。“知止”也有一个可以积极应对现实的地方，比如你接到一个垃圾简讯或诈骗电话，这就是对方的“不知止”，已经逾越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做的理性的行为，逾越了基本的做人的价值标准。他作为“人”没有止于“人”，作为“公民”没有止于“公民”。现在很多人会误认为强调“知止”是妨碍我们进步，其实并不是，反而会成为促进我们进步的动能。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机制，比方说对于诈骗电话，设立一个举报号码，一旦接到诈骗电话就打过去，告诉他我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个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然后他就会马上去查，查到以后就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所以这就是“知止文明”，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应用。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面。

李宗桂：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很有意思。包括你刚才讲到家族理念、伦理亲情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考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点。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血缘伦理亲情弥漫于全社会，泛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从批判角度，以封建主义帽子一扣，就简单化地把它否定了。今天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反省，比如说伦理亲情，家族血缘观念，其实在古代社会对于家族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认同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社会发展的作用。所谓共同文化、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观念，往往是通过血缘伦理亲情的认同，然后逐渐外推、引申开来。对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价值的认同、共同文化理念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天下一家的理念、民胞物与的情怀，对于社会进步、民族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我们讲反帝就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争取民族独立，很重要的动因就是我说的家国情怀。

今天来看，过去讲的“民胞物与”的理念、天下一家的情怀，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特别在现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逐渐疏离，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交往越来越少，心灵越来越孤寂，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伦理亲情的重要性，把狭义的伦理亲情推广为社会的普遍的温情，人与人之间以同胞兄弟的观念相对待，这样我们的很多社会问题会相应地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林安梧：刚刚宗桂老师所提我非常赞同。这也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三代同住一个社区”相通。三代同堂当然有些困难，但我想同一个社区就会比较容易，如果能够落实，就可以继续保住原来中国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亲情伦理的载体，以亲情伦理培养出仁义道德。

用我的话来说是在血缘性的纵贯轴底下，而这个血缘性的纵贯轴包括了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血缘性的自然的联结、亲情伦理，血缘亲情伦理所生长出来的另一种更高超的人格性的道德联结，就是我们所讲圣贤教养。“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我想这是都肯定的。回过头来我们必须好好的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寻找一个载体，让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其次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亲情、孝悌、人伦之道推而扩充之，形成一个更深化的社会温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来我们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转以后反而是“老人之老以及己之老，幼人之幼以及己之幼”，这样一种新的转化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应该把它当成一种原来的孝悌人伦之道的现代化的转化及发展，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里面，不断地适应、转化、沟通、成全和不断地扩大深入。

通过现代意识的清理把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光大起来

李宗桂：所以始终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存在，就是开头我们谈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问题。我们传统文化中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哪些是有价值的？凭什么说它有价值？五四以来，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受西学的影响，批判传统，批判固有的文化，包括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文化讨论以来，都有这个现象。当然现在也有反过来肯定甚至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意见。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就我个人观察，从官方到民间，再到学术界，大概持平的、比较理性的，就是有所扬弃的，有所批判有所否定、但又有所肯定、而且更多地想通过这个认真地挖掘、梳理来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动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可能占多数。只不过具体来说哪些是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在一部分人中比较困惑，在实践操作中也有这个问题。

林安梧：“孝”“悌”“慈”，这三者是中国民族永生的奥秘。“孝”是对我们生命根源的一个崇敬，顺着这个生命根源的横向的展开；“慈”是顺着生命根源来的纵线的延长，这就是中华民族为何历数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我们的教养如果能够把这三个字好好地发挥出来那就够了。就害怕我们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只重考试，社会教育只重竞争，家庭教育则重娱乐或者只是温饱。我曾想过，其他各个文化传统中，埃及已经不是古埃及文化了，希腊也不是古希腊文化了，唯独咱们中国还是中国文化，自本自根。

李宗桂：我觉得“善”这个理念非常重要。我的看法是，和仁爱一样，善的理念或者求善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民族心理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头谈到止于至善，大概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都以善为追求。当然，这个“善”不单单是“善良”的问题，实际上“仁政”也是一种善。我们古代，特别是在下层社会，很多问题的解决，恐怕是靠这样一种善的精神来实现的。今天我们社会很多问题的存在，与缺乏“善”的精神是有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今天还是需要光大“善”的传统。传统文化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去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问题。

林安梧：之所以会起作用，原因在于“人”作为一个人的特质、人的觉性超越了人的生存本能。生存本能是一种自然的本能，而良知良能不是一种自然本能，良知良能是一种自觉的一种动能。所以我说良知者知良也，良能者能良也。你能够知道哪个是对的，并且实践它，这就是一种觉的动能。所以觉的动能不是本能，它是一种自觉的动能，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主体能动性。人之所以会有一种善的追求，有一种自由的渴望，自由之为自由不是只是消极地解脱束缚而已，不只是人身意义的自由，也包括精神意义的自由，也是积极地寻求、确认。当生命有积极地寻求、确认，才会有真正自由的妥适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人真的是有善的动能。孟子讲“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信、美、大、圣、神，这样一个连续的发展，其中的动能就是人的求善。

李宗桂：我们说“善”是一个至高的道德，也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但“善”并不是空洞地摆在那里的；要把“善”变成现实的行为、落实为生动的实践，需要有一个主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同时，还需要你刚才所说的“觉”，去认知、去追求、去实践，把“善”真正变成自己内心的、充实的价值理念，一种精神支撑。不仅如此，还要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去，在和他人、和社会、和国家民族这样一种关系的层面去落实。否则的话就会成为一种博物馆的文化，或者成为一种装饰，只是供人观瞻，落不到实处。当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成为具有充分自主精神的、独立价值理念的公民的时候，我们的这样一种人格养成的教育才真正成功。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当然这不是割断历史，否定传统，而是在传统上开发出新的东西来。

我们今天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是正当其时，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在内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我们社会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多方面着手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寻找价值支撑，具有很强的正当性。而这也是我们今天构建新型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实践。因为我们今天构建现代文化价值体系，首先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实际，同时还要面向世界，要有全球意识，全球眼光。但另一方面，又要有传统的支撑。因为我们民族本来是有着深厚传统的，是有5000年深厚文化的民族。

我经常说，我们有着尊重传统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还要通过现代意识的清理，把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成分光大起来，成为我们今天的精神支撑，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给大家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道，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有序，大家心理更加健康，人际关系更加协调，社会更加和谐，从而使中国能够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国真正地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弘扬、鉴别和创造性的发展，应该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

（作者简介：李宗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林安梧，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内容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