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两种基本类型。那么，谁在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呢？从自主劳动这一判断标准来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丧失文明领先地位。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不断制造新型话语工具为自己辩护，更加突显了其掩盖野蛮、佯装文明的本质。与之相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确立“自主”、“和谐”、“包容”的核心话语，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服力、感召力，推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希望。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俨然以“现代文明的正统”身份傲然于世，甚至断言文明具有普世形式，应以西方为典范，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1]那么，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就是人类文明的标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此类问题直接关涉，能否科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应该主动跟进西方，还是坚定不移地走出自己的文明进步道路。对于此问题的科学回答，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试从“野蛮”与“文明”的话语比较视野出发，提出人类文明进步问题的判断标准，对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作出比较，希望为解答此类问题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随着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尼尔·弗格森的《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等书出版，“文明冲突论”、“文明趋同论”公然面世，许多东方发展中国家才蓦地发现，他们近两百年来反抗殖民侵略、获得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成功了一半。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东方传统国度的侵略战争始终是明暗两条战线，明的是凭借船坚炮利的武力入侵，暗的则是看不见硝烟的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明侵略战争。虽然饱尝欺凌的东方国家人民从未放松过对西方武装侵略的警惕，并通过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取得了明的武装战线胜利，获得了民族解放。然而，暗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文明侵略却是部署得如此隐蔽、难以察觉，包装得如同糖果般甜蜜诱人、难以抗拒，以致一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历程悄然被西方文明终结而不知，被人同化还觉得自己进化了，甚至被人消灭还感到无比荣耀。

 

　　近代西方国家热衷于使用的“文明”概念是否天然具有先进性内涵呢？从词源学考据来看，“文明”并非天生就是“野蛮”的进阶或进步的代名词。“野蛮”词义起初并非是表征落后、愚昧、残暴的贬义词汇，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费在其论著《现代的“野蛮”：小型的自然状态？》中指出，“野蛮”只是表示希腊人听不懂外族人说话时，对说另一种语言的异邦人的称呼。荷马和希罗多德甚至倾向于把“野蛮人”美化、理想化。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文明时代开始，随着亚历山大征服大军的铁蹄横扫中亚，荡平波斯，占领埃及、印度，建立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北抵多瑙河的庞大帝国，希腊取得了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作为文明拉丁语词源的“civis”和“civitas”才开始具有了与“野蛮”相对的进步含义，[2]“野蛮”才被赋予了残暴、愚昧、没有文化、残酷无情、残忍等特定的负面内涵。此后，征服者常常自诩为“文明人”，而将被征服的民族蔑称为“barbarus”（野蛮人），不仅以此掩盖侵略的劫掠实质，还试图将非正义的侵略行为赋予道义的优越性。16世纪以来，霍布斯、洛克等许多西方思想家进而认为，文明史不过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史。

 

　　那么，文明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文明与否该如何判断呢？在近代思想史上，文明内蕴着社会进步的要求，旨在探讨以何种发展模式去实现自由社会的价值理想。我们知道，近代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价值理想意味着与封建教权的决裂，“解放”是自由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种以“解放”代替“自由”的思想，使人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哲学根基与阶级立场存在着严重问题，因而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渐走向保守、落后甚至反动。一方面，以解放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价值观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把人的思想与周围世界作了严格的主客二分，认为不受约束的理性自由是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然而，当理性自由本身被奉作圭臬的时候，人们便忽略了追问“自由”之后——也即“解放”以后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自由便被神化为了先验的、绝对的、永恒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价值观也成为替人性自私论辩护的工具。文明进步的历程也就变成了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实现最大地满足“经济人理性”的过程。孔德、孔多塞、斯宾塞等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文明”的概念，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理智、道德进步的有教养的社会状态，以及通过理性进步而达到的以财产权、工业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全新社会发展阶段，而这恰好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从而，西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利用“文明”话语，赋予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道义合法性。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即使有种种问题，但是在人性自私的先验前提下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已然是最能保障社会公平、最完善化的理性体现，从而俨然以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终点自居。由此看来，“文明”不过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以社会进步的名义占领道义制高点，进而树立的一个对内确立执政合法性、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话语工具。大量的鲜活事实是，西方“文明”人的富裕却是建立在对本国“野蛮”劳动工人的剥削基础之上，西方“文明”国家的财富却是建立在对东方“野蛮”国家的掠夺基础之上。“野蛮人”、“野蛮国家”的贫穷落后正是由这些“文明人”、“文明国家”所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如何追求自由社会、促进文明进步这一问题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批判“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3]从而，把创造文明、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由理性还原到了现实的生产实践，同时也就意味着，把创造文明、评判文明的权力由所谓“有教养”的专事理性活动的统治者还原到了从事生产实践的劳动人民手中。这样一来，解放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就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解放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道，在奴役性质的社会中，“人的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4]换言之，剥削奴役关系是束缚劳动者自主活动的根源。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因此人类文明史就应该是“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的进程，[5]从而，第一次为实现人类自由找到了科学的现实路径——自主劳动。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自主”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自主”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历史悠久，其基本价值旨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美好生活。在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中，自主就是增加社会最大福利的个体自由，认为人应该被允许发展个人信仰而不受他人的干涉。康德的“自主”观影响最为深远，“自主”即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则，一方面人自行订立道德法则，另一方面人要服从于自己制定的道德法则，这种“自主”实际上就是“自律”。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前人“自主”观中的自由内涵，而且对自主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即自主的主体是生产一线劳动者，基本内容是生产实践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找到了自主的现实路径，即劳动者通过促使“交往方式”合理化，消灭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进而实现个人自主生产活动。由此可见，在具有坚定劳动人民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自主劳动是判断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准，自主劳动程度是检验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尺度。

 

　　根据“自主劳动”这一判断标准，资本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值得肯定的是，资本主义当然具有历史进步性，它使劳动者摆脱了教权皇权关系的束缚，获得了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解放。但是，这一解放又是不彻底的。因为在经济关系上，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私有财产制之间的矛盾，而且随着这一矛盾的深化，“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6]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自主劳动能力的发挥，也限制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结果大量的“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7]最终资本主义也只能落得个“文明的空话”。[8]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建立之初还具有促进自主劳动能力的历史进步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文明模式正在因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相互对立、压抑劳动者的自主性，而迅速地滑向野蛮深渊。为了掩盖野蛮的事实、佯装成文明，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话语工具不断被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创造出来，用来掩盖野蛮、佯装文明。

 

　　“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野蛮本性的确凿体现。资产阶级对于这些概念的解释与世界追求公平正义的人民相背离，这些缺乏实际内容的抽象概念已经沦为服务于西方霸权国家自我标榜、推销双重标准的话语工具。可是，为了假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塑造自己的道义进步性，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及其代言人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们把“自由”、“民主”、“人权”概念高度抽象化，搁入种种法律条文和施政纲领之中，自己则通过牢牢掌握对它们的解释权，使之鲜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内容。从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对人民所期盼的实质“自由”、“民主”、“人权”内容避重就轻、阳奉阴违。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虽然规定要确保言论、新闻自由，但回顾美国历史不难发现，这些也只是说说而已。无论是迫害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记者作家、钳制反战人士，还是镇压黑人人权运动，历届美国政府从未放松对新闻舆论的隐形控制。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更是深刻揭露了美国利用“自由”、“民主”、“人权”话语，宽以律己、严于待人的双重标准和监控敌视世界的真实面目。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也正是因为，发现美国“政府行使了本无权享有的权力”使“百姓受到本不该有的牵制”，进而“对美国政府的功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产生了实在的幻灭感”，[9]才勇于揭露美国政府违自由、伪民主、反人权的野蛮本质。

 

　　就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话语虚伪性、野蛮性逐渐被世界人民所洞察揭穿之时，一轮新的话语攻势又悄然展开了。由于“自由”、“民主”、“人权”话语作为政治符号的敏感性和伪善性日益显露，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及其代言人正在开始转而运用世界人民普遍关注的社会安全、日常生活领域的新型话语符号，塑造新的“全球共识”、“普世价值”。“生态”、“反恐”、“时尚”话语工具掩盖下的反人民行径，正在成为西方文明野蛮性的崭新表现形式。

 

　　“生态”话语暴露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是危害世界人民健康自主权的重要祸端。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世界经济危机与原料、能源和生态危机叠加，以及本国人民环境保护运动升温，西方垄断资本巨头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他们利用东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急切心理，鼓吹GDP至上，以转让先进技术和合作投资为名义，诱骗这些发展中国家引进其大量污染型落后产能，承接了其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从而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虽然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是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祸端，但是他们非但不予认账，反而倒打一耙，企图建立全球“生态”话语霸权，利用道义权攻击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妄图把生态问题政治化，抨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观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歪曲为专制集权政体，进而把生态环境灾难的原因归咎于政治专制；另一方面，逃避生态破坏的历史和现实责任，抢占生态道义的制高点。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和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美国等国就极力否认自身应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埋单”，反而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垄断资本集团还正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名，行大肆敛财之实。仅以碳关税为例，欧盟、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实行了生态名义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制造“绿色壁垒”，对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课以重税。实质上，这是损害东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利益，为自己谋取生态福利、超额利润的特权。

 

　　“反恐”话语暴露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是危害世界人民生命自主权的恐怖分子。自从赋予了“文明”以进步的内涵，掌握了文明的道义权和评审权以后，改造乃至消灭传统社会的所谓“野蛮人”就成为美国等西方民族自封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2001年9月11日，一起举世瞩目的对美国本土的暴力袭击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国际资本巨头的安全和经济、政治利益，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作为其意志的忠实维护者，随即宣布开展“全球反恐战争”。他们把绝大多数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暴力活动定义为“恐怖主义”，把譬如朝鲜、伊朗等价值观与其相左并经常对其呛声的国家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十余年间，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针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绞死了萨达姆，击毙了本·拉登，推翻了塔利班，按理说，恐怖分子应该已经消灭殆尽。但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公布的恐怖分子名单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逐年增加。2003年，该中心发布了一张包括10万人的“反恐”名单，而2013年“反恐”名单就已猛增至50万人。由此可见，“反恐”的话语工具确实发挥着为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看家护院、捍卫世界霸权的作用，但是，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方式，弄得世界上草木皆兵、到处树敌，反而把自身孤立了起来，甚至站到了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民对立面。现在，美国是全世界85%以上祸乱的策源地，巴尔干的战火、中东的暴力、伊拉克的内乱、中亚的动荡、台海危机的背后都有它的身影，难怪一些国家和人民指责美国为“国家恐怖主义”。

 

　　“时尚”话语暴露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是干涉世界人民生活自主权的独裁者。他们借“时尚”之名，给东方发展中国家编造了一个个“只需复制粘贴，就能文明进步”的美丽谎言，试图以西方的头脑代替世界的头脑，使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停止思考、停止自主创新。如今，从服装、日用到电视、网络、杂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消费，西方“时尚”正在加速全球复制。在“时尚王国”法国，每年春夏或秋冬季林林总总的生活时尚流行趋势发布会层出不穷，涉及服装、皮具、香水、化妆品、珠宝等方方面面，基本涵盖了人们穿衣打扮的所有相关产业。在“没有国界的永恒美丽”口号的煽动下，时尚外衣下的奢侈品在世界上赢得了众多“粉丝”，受到了他们的顶礼膜拜。2013年，西方国家30间奢侈品牌公司的总营业额将近150亿欧元，87%的时尚产品出口到国外，亚洲高居出口额榜首。随着西方“时尚”话语裹挟下的商品蜂拥而至，世界其他民族的美丽标准模糊了，审美权丧失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入中国等东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头脑，形成对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消解替代作用。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财富不可持续，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文明模式不可能长久。“生态”、“反恐”、“时尚”话语工具伪装下的真实面目，是剥夺世界其它国家和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是试图以“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方式，让全世界都成为少数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的附庸。然而，“生态”、“反恐”、“时尚”诱人话语掩盖下的野蛮本质，终究会被世人识破。他们利用“生态”、“反恐”、“时尚”话语工具玩弄的伎俩，不仅获取巨大经济、政治利益，还要在道义上贬低其他国家和人民。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持续五百年的话语输出过程中，西强东弱的文化侵略格局已经形成，西方话语工具正在发挥着慑人心魄的魔力，因而应对西方话语工具对于发展中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困难不容小觑。

 

　　文明战胜野蛮、先进文明替代落后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自主劳动”这一文明判断标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虽然资本主义已经属于“文明时代”，但是仍然是“奴役形式”。[10]他们在观察研究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进而推断说，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将是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是一种具有自主性质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11]从而将实现这一崭新文明形态的历史重任交给了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社会主义正在被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为“专制”、“极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占领话语高地，利用话语权恶意污损社会主义的声誉，这必然会影响到世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与追求。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话语权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对于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而顺利的进步来说，都是理所应当、势在必行。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话语的基本原则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要求。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用以自我标榜的“文明”、“自由”、“民主”、“人权”、“反恐”、“生态”、“时尚”等话语工具存在表里不一的伪善性、欺骗性，呈现出价值目标与具体实践的背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在理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世界的科学工具，在道义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执政使命，能够实现价值目标与具体实践的高度统一，因而我们应该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并且理应拥有充分的话语自信。

 

　　基于“自主劳动”这一文明判断的根本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应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独特价值。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将是一种具有自主性质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11]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应该充分体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价值目标。

 

　　“自主”是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基础。马克思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中描述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突出特征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共同创造、普遍享有财富的新型文明形态。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资产阶级必然通过改造生产关系、确立新的交往形式以“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12]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就应该而且必须采纳马克思主义关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观点——提高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能力。“自主”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全体劳动者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也不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建立在自主生产之上的平等协作劳动关系。[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要以自主的联合劳动取代雇佣劳动的过程，因而，“自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核心话语。

 

　　“和谐”是自主价值观在处理国内关系时的具体体现。恩格斯曾指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4]由于当代中华文明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从而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阶段。由于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摆脱自然界的工具性地位为生产目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由于以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主要经济基础，能够摆脱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不平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分化和对立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但是这里的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存在，更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彼此践踏的“经济人”，而是具有了自主活动能力，能在自觉促进整体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的人，因而，“和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核心话语。

 

　　“包容”是自主价值观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任何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明出于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奉行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谈到，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想不过是一种“错觉”。自认为是上帝唯一选民的犹太人、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清王朝都曾患过此症，然而近代西方国家对此更是不可自拔，普遍怀有一种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使世界“历史统一”的自满情绪，他们通过“中心——边缘——外围”的划分方式，诱使世界其他国家主动向资本主义文明中心靠拢，将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而成为其附庸。兼容并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品格，是人类文明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是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国人民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理念，近代又深受外敌入侵、干涉内政的痛苦，从而走上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特质的社会主义道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切实尊重每一个民族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于阶级社会文明时代的继承、超越基础之上，因而对于其他文明类型理应持有谦虚的态度，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包容其他文明、学习他人之长、吸收消化再创新的结果，因而，“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核心话语。

 

　　唯物史观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英雄，任何轻视诋毁人民力量的行为都会被历史抛弃。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利用话语工具维护和扩大霸权的同时，也正在滑向人民的对立面，走向自己开辟的必然灭亡之路。从“自主劳动”这一文明进步根本标准来看，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正是在于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中产生的，体现了“自主”、“和谐”、“包容”内涵的实践已经全面展开。今后，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开放步入深水期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信任和支持，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确立和传播“自主”、“和谐”、“包容”的核心话语，进而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从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服力、感召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希望！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3-45．

　　[2]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J]．《历史研究》2010（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97．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8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7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75—57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6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346．

　　[9]邹珊：《斯诺登：他为何泄密》，《三联生活周刊》2013（25）．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725．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575—576．

　　[13]参见罗文东：《自主、公平、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纲》[J]．《山东社会科学》2011（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4．

　　[15]《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27/6002495.shtml

 

　　(作者是北京联合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思想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