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不是福利权，而是管理国家

  2025-12-15
   

   

  毛主席的晚年，其实有许多巧妙的制度创新。典型的比如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大寨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选副总理，售货员李素文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不仅如此，四届人大的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8%，其中工农占51%，他们是来自基层的先进分子。

   

  土老帽进了城，当了大官了，除了职务变高，职责变重了，其余一切还照旧。比如，陈永贵，1969年九大当选中央委员，四届人大又当选副总理，自己和家人都不迁户口到北京，他也不拿国家工资，收入来源依然靠大寨的工分。这不是个例，而是一项制度安排，从基层升到国家领导岗位后，工资待遇基本不变，并且继续在原单位拿工资。

   

  相应的制度安排还有，新提拔到中央工作的同志，一年的时间分成三部分：1/3在北京工作，1/3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劳动，1/3到全国各地做调查研究。这是陈永贵建议，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新干部，不脱离一线，不脱离群众，不脱离调查研究。

   

  不光是中央一级，在那前后，省市县等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部队都有类似的来自基层的、工农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当领导，比如农民吕玉兰当了河北的书记，知青代表邢燕子当了天津的书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一线指挥员孙玉国则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其实更早一些，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吴桂贤、吕玉兰等工农代表就当上了中央委员。

   

  不光如此，1968年的各级革委会就都是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了，这就形成了合理的干部梯队，并且各大中小学都有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这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如此的安排，各级组织的群众代表，并不像某些人所宣称的仅是个吉祥物，最低层次，可以对僵化的官僚体系形成冲击和监督，更高的层次，则是探索工农如何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如何真正当家作主，并且是能上能下，来自群众又归于群众的。

   

  在工业生产领域，真正开始形成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从管理体制来说，以“两参一改三结合” 为代表的鞍钢宪法取代苏式 “马钢宪法” 的专家治厂；不脱产的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和职代会形成了民主监督网络；与此同时，干部要参加劳动，并接受群众批评。从劳动分工来说，尝试打破脑体、城乡、工农对立；技术革新由工人主导，机器服从人的改造，而非资本逻辑；技术革命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小组来推进。从计划模式来说，计划制定遵循“自下而上 — 集中意见 — 全省统筹 — 中央地方协同”的原则，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反对官僚指令；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为目标，非利润导向，促进企业间技术共享与协作。从思想原则来说，强调政治挂帅和为人民服务，以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积极性，反对物质刺激；劳动从“为工资” 转向 “为社会需要”，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形成无产者的道德观。可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个时候才初具雏形。

   

  这时候，也仅能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才刚刚开始。可惜的是，毛主席离世之后，以“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名义，各级组织中的群众代表纷纷离场。主播此前“后来怎样了”的系列视频，对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吕玉兰、邢燕子、孙玉国等人后来的遭遇有过介绍。企业管理方面，不脱产的工人管理小组被取消，鞍钢宪法被废除，厂长负责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钞票挂帅、爬行哲学等再次回归，收获了短暂的物质之后，工人陷入长久的困顿。毛主席晚年的这一伟大尝试，也成为绝响。

   

  时过境迁，我们再读毛主席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抚今追昔，这难道还不够振聋发聩吗？

   

  来源：西安杨导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