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那天举国欢腾，除了南京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日本战败投降的那一天，可以说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除了南京。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全国只有南京依然是死气沉沉。

 

为什么？南京这些幸存者，已经在日本的屠刀之下战战兢兢苟活了8年了，他们比谁都渴望胜利的消息，然而当消息真的传来时，他们却不敢相信。

 

因为日本八年的恐怖统治，他们已经被吓怕了。他们担心，万一日本战败的消息不是真的，一旦自己表现出了喜悦之情，可能会给他们的家庭招来灭顶之灾。

 

一个幸存的南京居民回忆说，虽然她听说了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但她还是在家里躲了两个星期。等她出来的时候，日本人早已经撤离了。

 

南京可以说是受日帝残害最严重的城市了。88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进城后的日军，如同一群恶魔，开启了为期六个星期的大屠杀。平均每隔十来秒，就有一名同胞惨遭毒手。

 

沦陷后的南京经历了什么，已经有了很多影视作品，我认为拍得最好的就是《南京照相馆》。但作品毕竟是作品，只能点到为止，真实情况肯定是没法拍的，拍出来也就没法公映了。

 

六周之后，日军的屠杀规模小了很多。不是日军累了，更不是日军良心发现了，而是大批日军被调去别的地方了，比如参加徐州会战去了。此外，日本统治者也需要很多劳工。

 

留守的日军继续实行恐怖统治，小规模的屠杀时有发生。根据日军的档案，南京大屠杀前后两个半月内，南京人口从113万锐减至34.5万。

 

 

这34.5万人说是幸存者，其实也生活在无尽的恐惧和折磨中。整个南京，如同一个大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要没日没夜地干活，还随时可能被折磨致死。

 

从1938年2月起，日军开始大批招募劳力，以满足军队需要。至1938年3月，日军队每天需要约30000苦力，或修筑军事工事，或在车站和码头搬运物资，或在日本人的工厂做劳工。

 

来自德国的国际友人拉贝，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幕：一名中国工人给日本人干了一整天的活，疲惫地回到家中，夫人端上了几碗稀粥且都没盛满，这就是六口之家可怜的一顿饭。

 

可饭刚端上桌，恰好有一个日本兵路过。这个日本兵闯进来后，朝着这些碗中撒了一泡尿，然后笑着扬长而去……

 

日本人抢占并垄断了这里的经济，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指令下，南京日商成立了包括鸡蛋、饮食店、汽车业、下关餐饮、点心、旅馆业、百货业、铁工业等39 家同业行会。

 

中国商人也有，但很多时候都是被迫营业的。一是日本军政当局出于统治需要，二是的确有一部分中国商贩需要养家，他们不得不承受着沉重的税款和随时而来的敲诈勒索。

 

中国劳工的命运就更惨了。一名受雇于日侨商店的中国职工，刚工作一天，因无端被日商怀疑偷了店里的东西，就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遭到了毒打与电刑，神经遭受永久性破坏。

 

一个日本监工，因怀疑一个中国劳工偷了他的毛线衫，就下令把那名工人捆成了木乃伊，然后用砖头砸死。砸到最后，那人成了血肉模糊的肉酱，后来又作为食物喂了狗。

 

日本人的一个工厂里，因为四个小垫肩不见了，后来发现有人当厕纸用了。刚好有一名22岁的中国女子那天用过厕所，结果那女子就被拖到工厂后边砍了头。

 

整个南京，就是一个大监狱，进出特别困难。南京沦陷后，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在日本特务的指示下，建立了极为苛刻的保甲制度。

 

每十家居民设为一牌，每牌设一名牌长。每十牌编为一甲，每甲设甲长一名。每十甲编为一保，每保设保长一名。后来又增设了坊，每十保编为一坊。

 

 

而每家必须出壮丁一名，编成保甲团，协助日伪军警维持治安。日伪当局，通过保甲制度，使市民迫于株连的压力相互间实施监视，以控制沦陷区人民的一举一动。

 

每个南京人都必须持有一张登记卡，上面有甲长、保长和镇长等人的签名，以此证明他对新政权的忠诚。每家每户有什么动静，都得逐级上报。

 

报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出生、死亡、嫁娶、迁入、迁出及其他。遇到可疑人员，或者邻居家中有陌生人，每个人都有义务第一时间报告给甲长。

 

甲长接到报告，必须第一时间向保长报告。就这样，层层上报，最后报到日伪当局这里。如果有人没有及时上报（两小时内），那这一条线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更坏的是，日本人还可能随时进行“飞行检查”，也就是故意放一些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城，看他们多久会被报告上来。如果没有及时上报，这些人逗留区域的保甲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汪伪政权还利用军警保甲相互配合在城区抽查，并利用检验“市民证”的方式在港口、车站、码头、城门等地进行检查，防止抗日力量进入南京市区。

 

日伪当局，把保甲制度跟购米证挂了钩。只要谁家有异常或者违反了汪伪当局的法令，先停了购米证。此外煤证、食盐证等生活资料的购买凭证，都通过保甲来发放。

 

所以想往南京内渗透势比登天。因为保甲制度，南京城内人人自危。即便整天戒备森严、哨卡遍布大家也不敢大意，见到陌生人就举报。毕竟，哨卡万一放人进来搞钓鱼执法怎么办？

 

日本人还用南京人做活体实验。1939年4月，日本人把南京中山路的一所医院，改建成了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并将其命名为“荣字第1644部队”，并用活人做实验。

 

在这里，日本“科学家”给活人注射或喂食各种有毒物质、细菌和致命气体，包括各种剂量的丙酮、砷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以及蛇毒，如眼镜蛇、响尾蛇和竹叶青蛇的毒液。

 

就这样，大屠杀中幸存的南京人，在无尽的恐怖之中，在日本的奴役之下，战战兢兢地苟活着。就这日本人还不满意，还要往死里压榨，往死里摧残，手段就是毒品。

 

通过毒品毒化中国，消磨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从中国榨取军费，是日本甲午以来长期奉行的国策。参见蛋总前几天写过文章《让每个人都抽上海洛因——日本毒化中国计划》。

 

最早日本在中国台湾推广鸦片，后来又在汉口、天津等日租界制毒、售毒、走私毒品等。后来日本控制了旅大和青岛后，这里也成了制毒贩毒中心。

 

毒品在这些地方制成之后，通过走私不断地售往全国各地。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中国修铁路，因为这些铁路在他们控制之下，想运什么就运什么，包括毒品。

 

比如中东铁路，也包括胶济铁路。一战中日本控制了胶济铁路，毒品就从青岛上岸，然后沿着胶济铁路各站，销往周边地区。

 

韩复榘担任山东省主席后，对日本肆无忌惮地贩毒很恼火，于是组织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潍县有30余家日本洋行，80%设立有地下毒品加工厂。

 

但在他们控制之外的区域，他们就靠走私了，手段花样翻新。1929年，中国北平的警察，拦住了一辆从天津来的汽车，车上有一名日本人，携带白面450多两。

 

在天津开往上海的301 次列车上，中国警察发现一位朝鲜人携带蒲包两件，形迹可疑。火车到站后，经开箱检查，内藏海洛因23 斤。

 

当平汉21次车由北平开抵石家庄车站时，警察查得可疑之人一名，检查其携带的柳条包时，竟发现内有白面13包，重20余公斤。

 

1937年6月，《大公报》报道，一辆从宛平到长辛店的胶皮二轮车上，在满载的玉米面中发现了5大包海洛因。平浦快车上也曾在旅客席绍五的褥子内发现了13袋白面。

 

在陇海路东行的快车上，警察查获一名可疑人员携带十大箱墨汁，其中有81瓶内装红丸共计24万粒（小字注释：红丸是由吗啡和糖精制的毒品）。

 

日本毒犯们还使用人体运毒，包括雇佣肛门队和水门队（小字注释：字面意思）。更有甚者，日本毒贩把毒品藏在死人的体内。

 

《新华日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北平一个四口之家丢了一个小男孩，家长最后在车站发现一个日本妇女背上的孩子就是他家的。

 

然而等把孩子从日本妇女的背上解下来才知道，孩子的胸腔肚腹已被掏空，里面满填的是用油纸裹着的白面，大约有十几斤。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以毒制华、以毒养战、毒化中国的政策更加肆无忌惮。比如北平的东方饭店总经理、二鬼子车阴轩就曾经对大毒枭说：让北平每个人都抽上白面，是大日本帝国的目标。

 

所以毒品工厂在沦陷区遍地开花，尤其是平津一带。在短短的京津走廊上，一年多时间就建起了五座海洛因工厂，这些毒品源源不断地被销往周边地区。

 

安徽亳县沦陷后，从北门到南门的大街上，到处是日本人开设的海洛因商店，因此吸毒者日众，据统计因成瘾破产、流浪街头的，仅城关一地就有1200人；学会制造海洛因技术并以此为业者，有500余家。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旧都，以及汪伪的统治中心，跟北平一样也成了毒窟。陷落不到一年，南京已经出现了官设烟馆175 家，鸦片店 30 家。

 

 

 

1938年11月，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对南京毒品泛滥的情况进行数月的认真调查，后来得出结论：——当时的南京约有5万人吸海洛因，相当于八分之一的南京人口。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仅仅过了一年，1939年年底，上海《大美晚报》主笔高尔德专程到南京进行社会调查与采访，他的结论是南京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伪政府与日军供应的毒品所污染。

 

 

为什么这么多人吸毒？日本人制毒贩毒之外，汉奸也在制毒贩毒，后来日本人干脆用鸦片来发工资。日伪的毒贩甚至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特别新事业———莫愁售吸所，仿照香港上等烟馆，设备布置异常考究，研煮高等烟土，异香扑鼻，不分等级，价廉物美。

 

为了推广毒品，日本人不惜让中国人免费吸食，培养毒瘾。更有甚者，日本人还在他们销售的面粉和药品中添加毒品。他们还强行规定，鸦片作为婚丧馈赠用品和应酬用品。

 

 

毒品摧毁了人们的意志，大多数染毒者道德沦丧、是非不分。一些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强奸或侮辱的妇女“被雇用来挨家逐户叫卖鸦片”。还有一些毒贩到小学校园去推销……

 

 

为啥说汉奸要跟日本人一起钉在耻辱柱上，因为他们也竞相制毒贩毒。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就是烟毒贩子，他跟日本人合作，成了南京最大的烟土代理商。

 

大汉奸陈公博本身就爱好鸦片，而且烟瘾非常大。他眼看鸦片专卖有巨利可图，从内务部梅思平手里夺得了鸦片专卖权。

 

汪精卫伪政府每月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征得300万元的税收，占据总税负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还可得到300万元的销售分成。

 

正是因为日本人的暴行以及长达八年的恐怖统治，让南京变成了一座大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即便是胜利的消息传来，这座城市也是死气沉沉，不敢相信，更不敢高兴。归根结底，伤得太深了。

 

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何止大屠杀！此时此刻，我只想用《南京照相馆》中的一句台词来作为结尾：我们不是朋友，永远不是。

 

 

 

警惕日本，警惕毒品，更要警惕大法党和内鬼。

 

作者：学爸蛋总；来源：超级学爸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