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原皓：毛主席和黄炎培谈的究竟是变质周期率还是兴亡周期率

 

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就“历史周期率”问题展开的对话引起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高度关注，史称“窑洞对”！从此，“历史周期率”开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其具体内涵而言，目前人们普遍将其看作政权的兴亡周期，然而，政权兴亡的现象并不能作为政权兴亡的原因，更进一步的“跳出历史周期率”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笔者在仔细阅读双方观点、深刻学习毛主席为解决此问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后，认为毛主席与黄先生所谈论的应是政权的变质周期率，并正是由于变质变色而引起了政权兴亡，从而表现为兴亡周期率。所以要想跳出兴亡周期率，就必须先解决历史上的政权无一例外出现的“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的变质问题，黄先生的提问正是对此现象的剖析，毛主席的回答则是在结合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双方对话内容来看，其核心焦点直指变质问题。黄先生在谈话时首先引出了政权周期性兴亡这一现象，紧接着就提出了自己对其原因的分析：“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这是对古往今来的政权在初时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否则就难以为继这一规律的深刻总结。继而环境好转，精神渐渐放下，惰性随时间弥漫，并“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此现象或因区域扩大而自然生发，或因功业欲驱使而强求发展，其结果都是“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因而“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现象层出不穷。从黄先生的剖析中，不难看出，在环境好转，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要求不再像初时那么必要后，精神放下、惰性抬头，竟至演为风气的变质现象便会如另一条铁律般出现在以往政权的身上，并在复杂的环境作用下致其走向衰亡。

 

黄先生的分析，在若干年后被毛主席用更直白的话讲了出来，毛主席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然而“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甚至有些人开始后退、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由此不难看出，导致政权衰亡的关键正在变质二字。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尖锐地指出，不同阶级间为争取自身利益的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而政党则是其所属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因此，当革命胜利，革命者从被统治阶级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时，如果他（她）们不能仍然同革命时一样，视自己的利益同广大被压迫阶级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一致，而是准备从新的社会地位出发予以重新审视时，那么他（她）们为自己所谋划的利益就必然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尖锐对立的，变质就在所难免，新的斗争就势在必行，历史周期率也将接踵而至。

 

此外，诚如恩格斯所言，一个政权总是因承担着某些经济的社会的职能而存在，并且也只有在承担了这些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因此，无论那一个革命的政党、组织，当其从创立时所宣扬的“均贫富、等贵贱、为人民服务”变质蜕化转向成“为私计服务”时，当其日益把自己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立起来并将之晾在一边、踩在脚底、肆意攫取时，它们贪婪地吮吸民脂民膏的吧唧声，也就是其濒死的心跳声。

 

而毛主席所提出的跳出周期率的新路，正是为预防和克服变质问题而设计的。他提出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则政府就不能毫无顾忌的“为私计服务”，但这是不够的，暗度陈仓一样能引起质变，因此还必须使人人起来负责，把政府真正地变成人民的政府，让一代代的人民经教育后能自觉地担负起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并通过自己当家作主，确保国家和社会始终朝着服务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方向前进，如此，不会产生根本利益严重对立的不同阶级，则周期率自能跳出。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变质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回应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同时强调它是出于社会而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同时把原该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还给社会。

 

 

毛主席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多次强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和路线，如在《矛盾论》中指出：“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并在《论十大关系》中直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由此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古今中外的任何统治者之间都是有本质区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像任何别的统治者那样，总是致力于将广大人民群众永远地压迫在自己及后代的剥削统治之下，恰恰相反，他（她）们正是为永远地解除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这种剥削压迫而努力、奋斗、牺牲！这也就使永远执政注定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因此，从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来说，执政不过是一种必要手段，而绝非目的本身，反倒是越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越早退出历史舞台，就越是好事！那么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如何防止变质上。因为，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在同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共产党员不但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还可能会被打坏，打成修正主义者，进而葬送掉整个事业！

 

毛主席为此发起了准备跌得粉碎的最后一次冲锋。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最后，历史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政权兴衰也即直观表现出来的历史周期率，就仿佛一个被关在黑屋子里的深渊，而执政者变质则是打开通往这个黑屋子的单向旋转门的钥匙，一旦旋转门被推动，掉入深渊便成定局。

 

所谓变质，就是指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施政理念上反复出现的根本转变——从打江山时迫于客观现实而不得不至少表现出来的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到坐江山时日渐脱离群众而表现出来的全不为人民服务、专为自己服务。

 

诚如杜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感慨的那样：“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代王朝的最终覆灭说到底是由于“不爱其人”，既不爱其人，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其人所爱，于是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的场景就只能一次次重演了。

 

这在任何一个不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哪里都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当得民心者得天下不能再从一句告诫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时，王朝的警钟就敲响了；当一项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顾头不顾腚的奇谋绝计从朝堂上颁布下来时，王朝的丧钟就进入高潮了；而当人民群众在一次次的期盼落空中彻底认清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自身哪怕最基本的生存利益都水火不容时，新的历史周期就要登场了！

 

历史是极富耐心而又极严厉的老师，它一次次把这些经验讲给学生们听，同时也一次次无情地惩罚那些不吸取教训的学生。众所周知，闯王打进北京城，崇祯吊死煤山上，明朝进入倒计时。然而，李自成最初发难的十几年间都不过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我们都知道李自成是因为失业且无任何保障，为谋生而造反的，那高迎祥为何而反呢？

 

他是奉命造反！那年，他同受了天灾又被逼催科的灾民们一起前往县衙门口请愿，希望县太爷能体察民情、稍作减免、给条活路，没想到县太爷却回了句令他来不及追悔终生的话，他竟然说自己每天不但能吃饱，还能吃上四菜一汤，因此他让乡亲们都自己反思一下！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听话，尤其是官老爷的话就更要洗耳恭听了，既然老爷让反思，那就反思反思吧！于是，一帮成日里不如牛马的辛勤劳作得没有片刻闲暇可以用来冥想的农民们破天荒的思考起人生来了！这一反思，收获不小！他们马上通晓了一个真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反思结束了，农民们揭竿而起了，县衙砸了，狗官杀了，直接促使明朝灭亡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在黄土高坡上推倒了。

 

这绝不是明末的一个孤例，而是当时众多农民起义的一个典型写照，而农民也不是官僚们祸害的唯一对象，至少还包括了一些心系百姓的知识分子。比如李自成的谋主李岩，史书记载他为人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因而名声极好，却不料在帮邑令处理完其倒行逆施所激起的民变后，竟被邑令怀疑是由于他积极赈济灾民而鼓舞了众人的反叛之心，便一纸诉状上去让李岩做了阶下囚，百姓闻之皆怒，打烂县衙，救其出狱，于是本来一绝无谋反之心的举人公子，也成了闯王。

 

这也就难怪郭沫若先生会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了：“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祖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生长于深宫之中早已严重脱离群众的崇祯帝考了个不及格也许还情有可原，但刚看过答案的李闯王马上也考了个不及格，并被人民群众退了回来，就足以说明权力对初心的腐蚀变质作用有多么强了！

 

 

萧瑟秋风吹过，在李自成处不受待见的历史答案，却成了三百年后另一位伟大的农民领袖的口头禅。这位自第一次见到世界大地图时起就励志要为解除全人类的苦难而奋斗终生的伟大领袖，一直把这份掌中宝念到辞世。他不仅时常强调绝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致力于教育群众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并尽可能的为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而创造条件、扫清障碍，甚至还空前绝后地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号召各地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反对修正主义。

 

至今的人们仍习惯于赞美他所向披靡、算无遗策、料事如神，然而，对一个胸中满装着全人类智慧的精华又时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不过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做正确的事情罢了，但这听起来似乎极简单的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也只在他才迈出了第一步。

 

毛主席的知识储备是远超常人的，因此其眼界、思想也是远超常人的。这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总能使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但也引起了一个“坏处”，那就是总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的思想才能被真正地接受并确立下来！毛主席生前便看到了变质苏共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并由此加紧了斗私批修捍卫人民江山的历史进程。然而，直到他“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惊人的画面预言在1991年的莫斯科变成现实时，人们（包括他的一些老战友们）才真正懂得了他的“杞人忧天”。

 

苏联解体的意义同它的建立一样重大！这一满载英雄鲜血和人类希望的人类历史上的首个红色政权，战胜了反动派的联合围剿，抵住了法西斯的全力进攻，实现了工业化的快速奇迹，却在拥有两千万党员和令世界震颤的钢铁洪流时瞬间垮塌，由此产生的沉重的历史回声不能不从耳朵响到心头，也不能不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些深刻印象。对此，也许长期作为对手的美国人的评价最具参考价值，美国评论家说：“苏共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作者：赵原皓；来源：马列毛主义者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