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月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许月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2024-03-30

【摘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领袖，他的非凡人格魅力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动人感染力，是他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和中国国家面貌并为今人们所怀念敬仰的主观因素。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主要包括：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爱国追求、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成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润和升华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成的璀璨明珠。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彰显出横亘时空的巨大价值，引领重构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21世纪中国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奠定了强大精神根基。

一、毛泽东非凡人格魅力是中国人民意志的象征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尽管已做了一定心理准备，但在与毛泽东真正见面交谈时，基辛格仍为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魅力所震撼。对此，基辛格回忆道：“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回忆道：“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此类回忆毛泽东的史料浩如烟海，大都在确证一件事：毛泽东是一位伟大领袖，他的非凡人格魅力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动人感染力，是他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和中国国家面貌并为今人们所怀念敬仰的主观因素。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富魅力的伟大人物，是世界历史上最有人格力量的伟大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典型的卡里斯马型（Charisma）领袖。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所拍摄的纪录片《走近毛泽东》，英文名就是《Mao Zedong-A Charismatic Leader》。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魅力为其共事者和接触者所共认。

研究毛泽东，“必须看到他异于常人的无比鲜明的个性特征，否则也就难以回答为何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能够长期作为最高领袖这一历史问题”。“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魅力既是毛泽东个人“人格”的体现，也是20世纪中国人民集体人格、历史发展意志的时代象征。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不断觉醒和成长的人格彰显，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时代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精华，包含着“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释放出无比强大的历史力量。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润和升华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周恩来指出：“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进一步学习了解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深入体会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魅力，对于深刻认知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在20世纪取得伟大胜利、推动中华民族自信自强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根源，以及提升我们的思维方法和工作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总体上看，可以从四方面概述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魅力。

二、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爱国追求

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爱国追求，是毛泽东非凡人格魅力的第一要素。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救中国、救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便成为中国各界有识之士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近代实现这一理想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他们切中时代脉搏，顺应时代航向，响应人民求盼，走在引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潮头，成为历史意志的代表。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首先禀赋这一特质，一种人格才能深深扎入社会土壤并与时代脉搏形成共振，才能激荡出最强大的力量。毛泽东便是这一时代人格的化身。

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其统治秩序。20世纪的中国要摆脱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支配、开辟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进行坚决彻底的社会革命，而这场革命则历史地、必然地要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历史的要求，谁能满足这一要求（即坚持科学的革命理论，秉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历史就把谁推向舞台中央、置于时代潮头、推为人民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人民传颂咏唱的“大救星”和“带路人”，首先就在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相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通过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毛泽东最终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愿望。毛泽东指出：“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无论面对多大的挫折和困难，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同时，执着追求伟大理想信念赋予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和作风。“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为了革命事业和崇高理想，毛泽东顾全大局、胸襟坦荡、大公无私、坚持真理，心里始终想的是国家、民族、人民。毛岸英牺牲，他强掩悲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即使到晚年，毛泽东仍强调：“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献身理想，革命到底，一生都过着极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毛泽东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坦荡宽广的无私胸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其伟大人格的重要构成，是他立于时代的潮头得以凝心聚力、劈波斩浪的魅力所在，至今仍为人民缅怀景仰。

二是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侮辱，被看作“东亚病夫”和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由此，追求民族独立就成了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立志要把中华民族从近乎绝望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结果，他的确为中华民族实现独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说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经历过那个灾难深重时代的人，都能真切理解其中的时代意义。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的。毛泽东是代表全中国人、整个中华民族说这句话的。……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确实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压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个的中华民族都相信这一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并不是迷信，因为这是实践证明了的。”这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实感受，而它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赋予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的精神根基。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极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领袖。他为维护民族尊严奋斗终身，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有骨气、有能力的，是能战斗的，是一个伟大、勇敢、勤劳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种种国际压力和妄想打倒中国的企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勇气挺身而出、敢于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地位，使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而且站稳了，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国际地位。

三是致力国家富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毛泽东毕生的梦想。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预期、具体步骤、战略目标、科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对毛泽东而言，这种探索在理论和实践、国家和个人层面都蕴含一种“人生易老天难老”的意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对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台拖拉机，毛泽东强调，“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晚年做眼科手术时，毛泽东强调，“手术用的全部器械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这些具体而微的事迹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渴望民族富强的执着和倔强。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难性，毛泽东纵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也必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种悲情更彰显了他“功成不必在我”和“公者千古”的人格魅力。

四是渴望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应该说，没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泽东一个未了的心愿。1975年，当中国人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毛泽东时，并不知道他此时已患白内障，基本看不见东西了。白内障使多年一直坚持每天看书读报、批阅文件和写文章毛泽东十分痛苦。为治好眼疾，中央决定由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来为他做手术。令唐由之印象最深的是：“术后有一天，我在主席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他大哭起来。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手足无措，急得我也想哭。因为他刚动完手术，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毛泽东当时读的正是南宋陈亮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借六朝历史的惨痛教训，悲叹南北无法统一，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即只求偏安自保。于是，陈亮长抒“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以表达其渴求国家的统一的豪杰悲壮之志。毛泽东读到此词时慨然泪下，失声痛哭，大概也是在悲叹和遗憾暮年之际无法亲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吧。

三、心系人民的极深感情、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是毛泽东最鲜明的人格特质。毛泽东是一位对人民群众富有极深感情的领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人民立场是毛泽东的根本立场。毛泽东的思想基点与归宿、情感起伏与波动、目标设定与实现、看问题做工作的视角与定位，都坚定站在人民一方，都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生前为人民崇敬爱戴，身后为人民敬仰缅怀，概是因为他始终心系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群众。

一是心系人民，热爱人民。作为一位出身农家、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总是坚定站在人民群众一方，其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紧密相连。自青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怀有深沉感情。当回忆起影响他一生的长沙抢米风潮时，毛泽东说，当时很多学生“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而他却“永不忘记它”，深恨对待这些民众的不公平，因为他觉得这些“叛徒”与他的家人一样，都是普通农民。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向毛泽东反映自己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以至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973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5年夏，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毛泽东当时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为避免术后眼睛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这时，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这种自然流露的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贯穿毛泽东一生。这种情感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永续着一种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

二是平易亲和，尊重人民。毛泽东是一位出身农家的领导人，尤其尊重人民特别是劳动者，突出表现为在生活态度上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每个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能感触到他的恢廓大度、尊重亲和。毛泽东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有拒人千里的客套，更毫无虚情假意的造作。在他身上，一切都旨在表达自己的自然本色，给人以平易近人的亲和感。青年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坚持真我”的自我要求：“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展现真我，不隐藏、不造作，亲和无违，这种品格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对此，新华社记者徐熊回忆道：“我是在1954年4月间到中南海勤政殿采访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在最初的瞬间，我似乎觉得，一个高不可攀的巨人就站在我面前。我内心欣喜若狂，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那身材魁伟的高大形象，竟然忘却把自己的激动盈眶的泪水抹掉。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在我眼前的毛主席却是那么平易近人，他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倒像是一位慈祥的一点不使人感到威严的长者。因此，我对他头一个也是持久不变的印象是：他是位受人民无比崇敬的领袖，然而他又有着和蔼可亲的风度，就像我们在街头看到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一样，他也是我们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只是他有着能够把人深深吸引的那种超凡的内在力量。”与朋友和同事见面交谈，毛泽东从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而总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善于用妙趣横生的语言使气氛活跃轻松起来。初见卫士李银桥时，他说：“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唐由之等会诊专家回忆见到毛泽东：“我们一一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主席很幽默，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多了。”

这种平易近人、真诚相待的交往风格也体现在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和外国宾客的工作中。“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确实有着这种巨大的魅力：他的热情而富于幽默感的欢迎词，常常能够一下子就使外宾紧张而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并且产生一种似乎没有其他人在场的亲切感。毛主席的许多谈话的内容虽然气势磅礴，却非常真诚坦率。”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平易近人的形象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爱泼斯坦回忆道：“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毛泽东晚年坚持反对的一点，就是领导干部不尊重人民群众。“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

三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毛泽东确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提出了劳动者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观看了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上演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指出：“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在中国的封建史书上，人民只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而出现。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这一文化传统，在精神层面恢复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乃至最终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把人民推向历史舞台中央。于是，人民便在心中把他视为当之无愧的领袖。

四是为人民服务。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以群众史观为基础，毛泽东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根本区别和显著标志就是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51年7月，毛泽东会见周世钊、蒋竹如。在谈及自己青年时期的读书及社会经历时，他说：“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此外，在回答蒙哥马利关于政治领袖的标准问题时，毛泽东也说，“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人民立场是领袖的原则，“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毛泽东一生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当作最崇高的使命，始终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

四、鲜明高昂的斗争精神、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鲜明高昂的斗争精神、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同传统决裂、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极富创造力又充满斗争智慧的非凡领袖。

一是敢于斗争、坚决斗争。“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面对困难压力，毛泽东从不低头，而是敢于挑战，喜欢斗争；阻力困难越大，他斗争的兴趣愈大，意志也愈坚定。毛泽东的一生是敢于斗争、蔑视权威、乐于挑战的一生。面对父亲的责骂追打，13岁的他以跳水迫使父亲妥协。面对蒋介石要求的“定于一尊”，他说“蒋委员长认为天无二日，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威胁新中国国家安全，他毅然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强调：“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面对苏联施压，他说：“这些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毛泽东不仅敢于斗争，而且有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决心。毛泽东的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就是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毛泽东在青年时就认识到：“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5岁那年，毛泽东和雇工毛连生一起出牛粪，他争着要推装了一满车箩粪、足有三四百斤重的独轮车，结果因路不好走，粪车翻倒在别人家的水田里。毛泽东将粪重新装车。毛连生过来帮忙，他却不肯。劝他挑担子，他也不同意。带水的牛粪比原来更重，但他硬是把这车牛粪推到了目的地。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总结讲话。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他特意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在女儿李讷毕业时，毛泽东送上自己喜爱的四句话：“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这四句话正是毛泽东斗争品格的最好注解。

“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斗争风格也融汇于他的日常生活。1958年3月，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王任重在日记里提道：“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也是体现他人格和意志的象征。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斗争，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毛泽东的斗争精神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5年岁末，快83岁的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夫妇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二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毛泽东的斗争是有艺术、有策略的。毛泽东斗争艺术的最鲜明特征是：准确定位对方的弱点，利用己方优势长处攻克之。在评价李世民的军事能力时，毛泽东就指出：“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以弱当强、以强当弱”的艺术不仅贯穿毛泽东政治军事斗争生涯，也是他的一种自觉生活意识。抗美援朝时，针对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毛泽东就指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在西柏坡，米高扬要与不善饮酒的毛泽东比试酒力，他选择“一根辣椒比一杯酒”，结果让米高扬醉得不省人事。这是毛泽东的斗争智慧，也是毛泽东人格魅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出表现。

三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斗争需要讲究策略，分清时与势。在斗争的情境态势中，毛泽东惯于扮演挑战者。“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是他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同时，毛泽东强调：“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中苏珍宝岛冲突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准备打仗”。毛泽东强调，“这次冲突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他们的胃口很大，是对着整个中国。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进行动员，提高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要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准备好了，他们不来也不要紧。准备一下有利，我们要后发制人。”以退为进，为麻痹敌人而进行策略性让步，接着后发制人，这种斗争策略是毛泽东鲜明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反映，亦是其突出个性的反映。

四是“忍”的品格。“忍”是毛泽东斗争艺术的核心要素，也是毛泽东斗争个性的关键构成。作为毛泽东斗争艺术的内在辩证统一，斗争与忍耐相依相存：斗争有时需要忍耐，暂时的隐忍是为了战略性的胜利。忍耐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而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忍功极高的大政治家。在土地革命时期，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开始长征，毛泽东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目睹此状的李维汉回忆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可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忍耐力、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和钢铁般的意志，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延安时期，在处理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特别强调要提升“忍耐”这一能力：“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超人的忍耐力，是毛泽东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鲜明的人格特质。

五是“度”的艺术。毛泽东是斗争大师，习近平之所以评价他的斗争艺术炉火纯青，除上述几条斗争方法和策略外，还在于毛泽东对于斗争的“度”有着精准把控，是掌握斗争分寸、斗争火候、斗争限度、斗争程度的大师。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方面面的复杂矛盾，他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例如，抗战时期，对于国民党的“联合”和“斗争”，他强调：“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又如，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对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对此，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毛泽东的斗争不是乱斗、胡斗、无限度的斗，而是具有高超的辩证智慧和斗争艺术，由此凸显出他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中独领风骚的人格魅力。

六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一贯不信邪、不怕鬼，不仅强调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坚信能够胜利、必然胜利。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领袖，拥有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和坚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1927年9月，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做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晚年对待自己的病况上。对此，他的医疗组成员姜泗长回忆道：“我行医凡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毛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治疗中痛苦是难免的，可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更未呻吟过一声，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我们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此外，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突出表现在他的诸多诗词作品中，已为人民群众所熟知。

五、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领袖人格魅力的确证主要来自实践。毛泽东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历练出的伟大领袖。朱德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成就的关键，也是他领袖魅力的重要彰显。

一是高瞻远瞩。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抽丝剥茧，直抓要害，断明形势的走向，这是一切具有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的政治家的必备品格。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多次把党从危机中挽救出来,概由于他非凡的战略预见和战略远见。毛泽东高明的一点是每走一步棋要看到第二步、第三步棋，甚至更远，而且越是关键时刻，越有卓越见解。军事上如此，政治上更如此。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在延安，为适应斗争形势，毛泽东提出设立红军政治学校，认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不行，当时不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会犯罪。他说：“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能够查明风向，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变化中看出发展趋势。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指明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发展到转折点时，毛泽东总能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由新局面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应采取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对历史局面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常使人们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

二是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党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因此，如何最大限度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是发挥党的战斗力的关键。“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怎样在集中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断，使政策、策略更加周密、严谨、科学，在领导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特别重视集体智慧，他的很多著作、决断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如《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取各部门汇报而得出的结晶。这也是毛泽东对自己个人经历的深刻总结。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处逆境，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使他更加深切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提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她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因此，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毛泽东善于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的民主风格，也充分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除了人心向背等因素，他的正确领导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善于团结、集思广益，还需要领导者“善断”，具有强大判断力，即能够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迅速做出科学决定。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性格特质。新中国成立后，在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纠“左”，借曹操听取郭嘉计谋打败吕布和袁绍的故事强调了“集思广益、多谋善断”这一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在吸收多方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抓到问题的实质，作出正确的决断，打开人们的思想——毛泽东的确有这个本领。毛泽东身上的民主作风、高超的洞察力和概括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决断力，不能不使人钦佩。

三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是毛泽东非常鲜明的思维特征和个性特征。从城市武装暴动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对其实行和平赎买，都是对已有道路和经验的反向创新。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领袖：善于从既有观点、认识、思路的反面思考问题。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就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黄克诚说：“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实行一反薪水制惯例的供给制，给人民解放军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反其道而行之”也体现在毛泽东的诸多诗词创作中，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反古代兵法“穷寇勿迫”古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反三国孙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一反《桃花源记》的乌托邦寓意……这都体现了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的鲜明个性。

四是听取反对意见，从极坏处考虑问题。“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在处理各种矛盾时，以长远战略眼光坚持底线思维，把各种可能潜在的困难想全、想透，创造应对各种不利情况的充分条件，努力使工作局面向符合自己战略设想的方向转化以掌握主动性，这是毛泽东非常鲜明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一定意义上看，从极坏处着眼考虑问题，是革命战争现实的残酷性造就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为的一种工作方法，毛泽东把这一自在自为的方法提升到了有意识的高度自觉。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多次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在党的七大上做报告时，毛泽东一口气列出17条困难。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复信柳亚子：“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从极坏处考虑问题，是毛泽东应对重大挑战、处理重大斗争的重要切入点。例如，面对苏联威胁，毛泽东指出：“我请罗马尼亚同志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对他们的几手都已准备好了，不外一是断绝国交，二是断绝贸易，三是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四是开军队从东北或新疆来打我们，占领北京。我们都不怕，你来吧!你有核牙齿，我只有手榴弹。”从极坏处考虑问题的要求领导人在决策时要主动听取反对意见并对之加以分析，“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毛泽东是一位特别善于听取反对意见的领导人。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就是毛泽东分析农民反对征粮过多意见的结果。对此，毛泽东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1966年4月，毛泽东在阅览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有利无弊”的建设报告时，就特别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只有多听否定意见、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才能使思虑更周全、决策更稳妥。

毛泽东不仅强调要从极坏处考虑问题，而且进一步强调要想好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方案。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做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五是勇于承担责任。如何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非常考验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他既不是无视纵容、一味迁就，也不是完全否定、弃而不用，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认为党内出现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毛泽东习惯于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使犯错误的同志惊醒转变过来；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他常说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注意，不如此不利于解决问题。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在坚定推进重大战略安排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引领推动整个事态有着清晰规定和坚定决心，也对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有着充分思想准备。他不会因事态发展过程中出现局部偏差，就贻误、耽搁、否定整体战略部署，也不会对这些偏差置若罔闻。在战略目标实现后，毛泽东会回过头主动对此前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承担责任。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在延安整风期间，审干工作出现了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他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在之前几次会议中，毛泽东都谈及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此，他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的故事。面对失败，秦穆公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六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是毛泽东伟大人格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其领导魅力的重要体现。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毛泽东出生成长于农家，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等，识字后还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内，毛泽东成天在地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抢重活干。这帮助毛泽东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疾苦体会很深。在饮食方面，毛泽东要求比较简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坚持着原先的饮食习惯，主食吃大米饭多些，几乎每餐都有炒辣子、辣味腐乳等普通菜品，对饮食无甚要求。在衣着方面，毛泽东亦十分节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张澜。为表示尊重，毛泽东想换件好的衣服，李银桥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补丁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对毛泽东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不怕苦、肯吃苦、能吃苦乃至乐于吃苦，既是毛泽东的突出人格，也是他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五四时期，25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撰稿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就代笔补白。那时正值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毛泽东却总挥汗疾书常至夜半。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不仅回答了时局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的，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在艰苦环境中，毛泽东一面紧张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这种工作状态贯穿毛泽东的一生，极大引领塑造了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良好的道德风貌和社会风尚。

六、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魅力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

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体现，代表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数志士仁人的时代意志。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成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润和升华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毛泽东非凡人格魅力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璀璨结晶，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

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是其发展到20世纪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强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实践理性、辩证思维、贵知重行等传统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正义公平、同情互助、反抗侵略、爱好和平等优良品质，都被整合进了毛泽东的思想及其人格精神。同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人格又是经过改造的中华优秀传统人格精神，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人格精神。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基础上，毛泽东实现了真正的人格升华，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建立了本质区别。毛泽东是一位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辩证法、群众史观等重塑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品质。“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理想信念、追求进步、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等观念构成中华民族人格的新内核。例如，对于人民至上，毛泽东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来自人民，也永远属于人民。尽管“萧瑟秋风今又是”，但还是“换了人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毛泽东以其思想改变了中国，更以其伟大人格引领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从自卑走向自强，从自轻走向自豪，从自馁走向自信。他为重振民族自尊、恢复民族自信努力终身。“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意志的象征和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是中华优秀文化及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发展史上的关键环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培养起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他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精神品质，将为21世纪中国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发挥更大的精神支撑作用。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预聘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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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月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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