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研究表明，毛泽东思想的海外影响力提升大致经历了初步兴起（1949年之前）、广泛传播（1949年至1978年）以及深度传播（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在海外广泛传播，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真理性等特点之外，对于新时代创新中国理论“走出去”的对外传播策略、积极发展文化外交、做好中国理论的传播工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新时代，在提升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发挥传播主体广泛性；拓宽传播渠道，提高传播机制有效性；找准价值认同，提升传播内容针对性；创新表达载体，增强传播方式多样性，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因此，厘清毛泽东思想海外影响力提升的历程脉络、理论价值、实践探索，深刻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于在新时代提升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增强文化自觉、理论自信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话语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时代意蕴。
毛泽东思想海外影响力提升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初步兴起阶段、广泛传播阶段、深度传播阶段。（一）初步兴起阶段（1949年之前）：通过媒体等多渠道提升海外影响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历程已经逐步开启，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受到交通系统不便利、信息传播不畅通的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未实现大规模的广泛传播。此时，国际进步机构和进步人士是毛泽东思想主要的传播主体，他们通过各类媒介和人文交流传播平台，依托新闻报道等传播载体，初步开展了一系列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海外影响力成效。在革命抗战时期，中国通过主动翻译毛泽东著作，以其为载体，向海外积极传播毛泽东思想。许孟雄是最早把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中国人，参与翻译《论持久战》等几十篇毛泽东思想相关著作。最早将毛泽东思想介绍给世界人民的是共产国际。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文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这是毛泽东著作第一次在国外发表。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第一本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英译本，是国外最早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 193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物《救国时报》，刊登了13篇毛泽东的著作，最高时发行2万份，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2] 1945年，延安印刷出版第一本英文版的《论联合政府》。由于物质资源水平不高，该书为手工检字，由半透明的粉连纸印刷。通过将该书发放给外国记者和中外人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开启了在海外传播的新征程。1948年，俄文编译小组翻译出版第一套俄文版《毛泽东选集》，在苏东地区广泛传播。[3] 由此，毛泽东著作在海外部分地区的传播活动开始逐步兴起。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国家的进步作家以及新闻记者也积极开展关于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活动。他们来到中国进行报道，开展研究，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革命斗争历程传播给世界各国的人民，打开了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先河，促进毛泽东思想广为流传。例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陕甘宁地区，历时近四个月，以翔实生动的笔触客观记录了他在中国西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其刊发在《美亚》的报道、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等，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而且对于提升毛泽东思想的海外影响力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随后，他围绕中国革命题材继续探索和深度报道，多角度宣介毛泽东有关“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等观点，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的传播。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开始关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进程，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如《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有效提升了毛泽东思想的海外影响力。（二）广泛传播阶段（1949年至1978年）：系统推进多语种版本的海外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的条件相对成熟，翻译出版、对外发行《毛泽东选集》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著作，成为新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播过程中，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海外影响力也逐步提升。1949年至1976年，中国在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围堵与政治封锁中不断突围，聚焦政策支持、资金保障、组织队伍建设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的各项工作。1949年，中国国际书店（即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组建，负责对外输出中国图书。1950年，《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1951年7月更名为中宣部英译室）成立，承担《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4] 1961年，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成立。1966年，毛泽东著作发行领导小组成立。1967年1月，外文出版社所属《毛泽东选集》翻译室成立。通过建立健全海外传播的体制机制，毛泽东思想及其相关著作面向世界各国的立体化传播渠道及经销路径初具规模。在体制机制的支持下，《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积极开展。毛泽东部分著作的单行本陆续出版。第一个单行本是用英、法、俄、印度尼西亚文等四种语言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随后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5] 1949年以后，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单行本共计2000多种版本，约占整个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84.5%。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外文版《毛泽东选集》（含第五卷）共有18个文种，48种版本。[6]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思想在亚、非、拉地区广泛传播，成为许多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重点借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来源。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常年销售毛泽东著作。70年代初，拉美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建设图书发行机构，形成发行网，其通过加强与拉美国家共产党和左派书店的合作，共同推进外宣书刊的发行工作。《毛泽东诗词》和《毛主席语录》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也不断推进。1959年，英文版《毛泽东诗词》（19首）出版，并通过国际书店向世界各地发行。1959年至1963年，英、法、西、荷、印地、印尼6种文版的《毛泽东诗词》（19首）和法文版《毛泽东诗词》（21首）出版。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7]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学者围绕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性特征和实践性意义开展研究，深化了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例如，1968格拉伯曼出版的《毛泽东——辩证法大师》、1977年美国弗赖伯格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等，进一步拓宽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三）深度传播阶段（1978年至今）：充分利用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深化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复杂严峻，政治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海外传播工作的开展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逐步由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狂热高潮转变为平静理性，海外国家纷纷出现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现象。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海外影响力达到高峰，随着研究层次不断拓宽，研究规模逐步扩大，传播深度持续加深，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化，此时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传播效果更为显著。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内容方面，尽管毛泽东著作海外传播的数量较之前期有所减少，但是在其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来自世界各国的部分专家学者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展开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海外影响力的提升。在此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团队重点围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及新中国体制构建的内在联系等多个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加深了对其实践意义的深度探索和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将关注的焦点逐渐过渡为对毛泽东理论体系的立体化研究。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的建立方面，随着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毛泽东思想的海外研究机构数量逐年增加，相应的学者团队人数也呈现增长态势，为开展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保障。例如，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建立新的研究中心，美国、日本等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尤其在毛泽东逝世后，学者更是开拓了全新的研究体系，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相关主题成为研究的焦点。[8]20世纪80年代后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韩国达到了高峰，一方面，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毛泽东著作译本的不断涌现，为毛泽东思想在韩国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有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韩国的广泛传播。[9]在澳大利亚，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进入深化阶段。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开展学术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以毛泽东思想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著和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学者代表包括泰维斯等。与此同时，随着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持续推进，毛泽东思想海外研究中心由欧美转移到澳大利亚。澳洲学术界展开了两次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大规模论战，成为标志性事件。[10]总之，在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思想海外的传播和研究的重点不断向深层次阶段发展，重心由“毛泽东思想内涵特征”逐步向“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价值”过渡，它对于促进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毛泽东思想海外影响力提升的启示
毛泽东思想在海外传播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精髓，彰显了其自身思想性、科学性、革命性、真理性等特点，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认真总结其在海外传播历程中积累的典型经验，坚定理论自信，不断传承并融合发展中国理论的历史性、时代性、创新性，对于新时代创新中国理论“走出去”的对外传播策略、积极发展文化外交、做好中国理论的海外传播工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传播主体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合力做好对外传播各项工作。对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等特征。作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的文化行为，加速推进中国理论的海外传播工作，离不开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需要以此为主导，加强财力保障体系的构建，推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传播矩阵，综合对外传播规律，优化议题设置，提升中国理论的阐释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感召力、感染力。然而，面对国际国内不同的环境背景，世界各国进行理论传播的进程和效果有所差异。以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世界各国的多极化传播趋势为例，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谈话等内容成为推动亚非拉等国家摆脱殖民枷锁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土壤，该历史条件加速了毛泽东思想海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随着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不断丰富，其实践指导意义不断显现，在国家政府层面的主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纷纷开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研究，使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方法深入人心，凸显其重要的价值意蕴。相比而言，在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受到当地政治传播需要的影响，相关学者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利于发挥其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开展海外传播，避免海外影响力受到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形势起伏变化的影响，还需要发挥国家政府主导以外的其他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功能和作用，依托政府、媒体、企业、智库、科研单位、其他民间机构等展开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为推进海外传播工作的开展贡献重要的力量。因此，为了解决单一传播主体可能存在的风险性较大、效率较低、重点不突出等问题，在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的过程中，不论出版物传播还是其他形式的传播，都应在积极发挥政府、企业、媒体等传统主体示范作用的同时，重视并发挥各类智库、高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群体的积极作用和有效价值，在有序推动多元主体之间沟通交流、协同合作的基础上，积累并培养丰富的“中国民间智库”，推进理论研究，发挥联动作用，加快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助、文化互赏、价值认同等深层次勾连，促进形成多样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突出不同传播主体的差异性，通过分工协作、互为补充，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主张作出贡献。在传播渠道方面，要拓宽丰富的对外传播渠道，完善对外传播的有效机制，做大做强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海外朋友圈。当今世界，政府主导下的对外宣传工作是国际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依托不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机制，运用多元的传播策略和手段，对于促进传播主体在宣传本国文化的同时有效表达自己的国家立场和利益诉求具有重要作用。以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为例，其传播推广渠道主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宣传机构为主，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广泛开展和对象国出版单位的协同合作，在翻译出版、渠道建设、主题策划、推广发行等方面共同推进毛泽东相关著作的本土化落地，依托以图书发行机构为主体的发行网，切实扩大了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传播影响力，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对此，在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传播机制和传播渠道的创新。特别要发挥报刊、广播、网络等一系列不同思想文化阵地的优势，将其打造为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由过去近乎单一的传播渠道，改变为多渠道、多层次、适合公众多样需求的传播体系。新时代，随着信息传播方式不断丰富，大数据、云储存、5G、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加速推进媒体的深度融合，新兴的媒介形态和全球传播生态发生深刻变革，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传播模式的创新为对外宣传渠道的转型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强化互联网思维，深化信息化技术应用、打通媒介平台融合，对于提升信息交流的有效性、增强海外传播影响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在对外宣传中国理论的进程中，既要发挥传统宣传方式的优势，又要融合新型传播渠道的特色，以“互联网+文化”战略为引领，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加快新技术应用，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构建立体多维的传播矩阵，进一步夯实对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思想文化、理论成果的主阵地作用。在交流合作渠道的探索方面，要结合海外合作渠道、文化交流活动等多元形式，积极开展思想文化交流、研讨活动，夯实对外文化交流基础，积极打造文化传播品牌，大力实施文化产业振兴工程，创新拓展文化产业领域。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要求，探索构建顺应当前国际发展形势、契合我国国际传播工作新要求、遵循国际传播基本规律的对外传播新机制和新模式，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重点语种的国际传播网络，以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点，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语言翻译人才等，多维度、多领域地服务好我国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在传播内容方面，要把握传播规律，契合传播受众特点，提高传播话语针对性，融入当地文化，寻求价值认同和情感共振。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交流活动，中国理论海外传播具有跨国别、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等特征。由于传播主体和不同国家受众之间存在文化语境的差异，因此，二者在思维模式、语言障碍、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冲突成为无法避免的传播“瓶颈”。面对跨文化传播的难题和挑战，尤其身处于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更需要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主动考虑海外国家受众的民族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结合其认知层次、需求程度、情感诉求，采取适合的传播策略、技巧和方法，依托各领域的各层级的文化传播组织机构，以其听得懂、好理解、易接受的方式加深其对中国理论的理解和认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以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为例，我国政府正是通过淡化官方色彩，积极发挥民间组织机构的作用，让国际文化友人和国外文化机构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力量，打破文化传播壁垒以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障碍，充分把握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让毛泽东思想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翻译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具有“转换器”的作用。特别是政论性文本的翻译，对于推动中国理论在译语文化环境中实现有效的话语转化，实现国家形象的立体化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毛泽东选集》在日本的传播为例，其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受众意识，不仅文字翻译达到三次，更对版本进行了拆分，对部分内容进行简缩，在语法、句式和结构等方面兼顾跨文化语境和该国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思维特点，这样既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又避免了自夸色彩，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由此可见，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一方面，要提升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加强同对象国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合作为基础，结合当地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和价值需求，采取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做好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对接和转化，让真实、贴近、充实的内容选择、议题设置和叙事风格深入人心，不断深化新时代的理论武装，使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更接地气，增强对外传播的精准化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对我国领袖著作、政论性著作、政治话语文本进行翻译以及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以高端翻译人才队伍的建设为载体，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加强翻译语言表达的国际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做好中国话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树立好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国际形象，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传播方式方面，要灵活运用策略，创新方式方法，选准传播载体，积极发展文化外交，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全面提升传播效果。文化是一种资源，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实践自觉的重要产物。在中国内政外交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深厚的基因特质始终彰显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精神力量，成为加强交流、增进感情、深化合作的源头活水。回溯历史，中华文化在发展中创新，在融合中丰富，在碰撞中转化，既充分挖掘本国文化特质，又从他国文化中接受启发，由此不断丰富发展、绵延至今。以文化为载体的人文交流活动以其开放性、广泛性、包容性、持久性的特征，为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拉近传播主体和受众心理距离贡献了积极的作用，助力推动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毛泽东思想海外影响力持续提升，究其原因，离不开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支撑。在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的文化软环境中，优化并创新中外人文交流的平台和载体，不仅增强了国家及民众之间相互理解、信任、认同的基础，更在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的进程中积极塑造了国家形象，传播了中国声音，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在海外传播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时，面对来自他国民众对于外来文化输出的抵触心理和传播瓶颈，更需要在遵循传播规律、丰富传播形式、选准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发挥文化的“软力量”的作用，重塑传播体系、创新传播方式、优化传播载体，既发挥文化基因的优势，又凸显其鲜明的时代价值，让传播内容更容易被接受、理解、吸纳，取得积极的传播效果。以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为例，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作品，包括阐释中华文化的图书、字画、摄影等内容，与毛泽东著作互为补充，丰富了形式多元、相得益彰的文化传播主体。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系列著作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效果，不仅体现了党中央的执政智慧，同时也助力实现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为我国文化外交的深化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助力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和中华文化感召力。未来，在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的过程中，离不开传播方式的优化和创新。在由世界全球化覆盖的多元传播主体中，要发挥文化活动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立足点，构建以“差异”和“对话”为着力点的深层次全球理论传播体系，在“和而不同”的关系中，创新理论传播平台，以文化传播活动为载体，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全面推进中国理论全球化传播的路径实现和有效表达。实践证明，新时代，在提升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的过程中，依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建立国家之间的互识和互信，推动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共同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拓展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多元渠道，而且对于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助力实现国家的长远目标、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我国总体外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外交的深化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支撑和保障。在我国“硬实力”不断提升海外影响力的基础上，立足全球视野，着眼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坚持将本国文化精髓与文化输入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积极影响。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广泛，融合趋势逐步显现。因此，发展我国文化外交的过程中，要从全球视角出发，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为核心，以提升中国理论海外影响力为目标，配合我国经济外交、政治外交的目标，为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形成新时代外交格局，更好地推动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使海外受众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故事和中国理念的核心内涵和世界意义，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和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作出更大的贡献。[1]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2：227.[2]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60-61.[3]周纯良.李立三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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