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莹莹：像毛泽东一样，学学逻辑学

 

导读：逻辑没那么神秘。我们一生几十上百年，天天都在用它。最常用的一个逻辑，就是三段论。三段论是什么？可能你考完试就忘掉了。但如果给你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关于“为什么你会死”——呢？

 

大前提：所有人都会死。

小前提：你是人。

结论：你会死！

 

这样，逻辑就非常清楚了……

 

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书里的例子，只是把那个会死的你，换成了苏格拉底。当然，神探福尔摩斯、波洛和李昌钰用来论证犯罪轨迹的逻辑，会比这复杂很多很多。

 

中国原本没有“逻辑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三段论这样的公式。逻辑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门类传入中国，并后来发扬光大，其中还有毛泽东的很大功劳。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回忆，1912年，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学习期间，读过一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a book on ethics by John Stuart Mill）。

 

这里应是当时的翻译把中文的“论理学”（Logic）误听为“伦理学”（ethics）了，这两个名词的英文差别是很大的。事实上在那时，穆勒著作的中译本，有《穆勒名学》这样一本“论理学”著作，并没有“伦理学”著作。“论理学”、“名学”，都是“逻辑学”译成中文后的曾用名。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的。1917年，他出版了《逻辑指要》一书。

 

青年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之后，学以致用，养成了从逻辑学角度反思自己是否存在“论理上的错误”的习惯。

 

毛泽东之后再读逻辑学，已是20多年后的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哲学书。当时的苏联哲学界，是将形式论理学看作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

 

 

毛泽东多次读过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艾森宝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李达、艾森宝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毛泽东也一度受到影响。

 

在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和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到了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在毛泽东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之后只用了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

 

毛泽东为什么会觉得这本书“颇为新鲜”呢？它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将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而形式逻辑则被当做逻辑术，属于逻辑学的技术部分。它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这个新见解，在中国逻辑学史上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价值。

 

后来毛泽东再看自己的《矛盾论》，感到“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需修改”，所以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就全部删去了。

 

毛泽东更深入地阅读研讨，乃至于大力推广普及逻辑学，还是到了建国以后了。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批注

 

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诸问题》中的部分批画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对形式逻辑提出了新见解：

 

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

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

它既可以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

它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

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和新见解。周谷城向毛泽东诉苦：“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安慰他，人民大学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与你相同。之后毛泽东还将王方名教授的相关刊物寄给周谷城。王方名，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父亲。

 

据《毛泽东年谱》中记载：

 

1956年4月11日上午10时，同周谷城谈话。11点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金岳霖、贺麟、费孝通、王方名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参会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哲学领域专家。会上，毛泽东介绍周谷城与王方名认识，鼓励他们共同探讨相关学术观点。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读逻辑学的兴趣十分浓厚，大力号召“干部要学点逻辑”，并强调写文章和文件要合乎逻辑要求。

 

他说：“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还称赞姜椿芳等编辑的六卷《逻辑学论文集》。

 

周谷城回忆，毛泽东生前有意把中国近代逻辑论著汇编成一部丛书，并表示他愿为这部丛书写篇序文。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译的《名学浅说》和《穆勒名学》，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的旧著《逻辑指要》，1943年曾再版于重庆，1961年经修订由三联书店出版。关于该书再版的由来，章士钊回忆：

 

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踌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可乎？”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

 

《逻辑指要》一书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论证了“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驳斥了所谓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后来，毛泽东不仅详细阅读了该书，还亲自修改了该书的重印说明。

 

 

一提起金岳霖，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他终身未娶，痴恋林徽因的轶事，但他最重要的事迹，其实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是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有一次开政协会，毛泽东走到金岳霖跟前，拉着他的手说：希望能写本逻辑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于是，60年代初，在金岳霖带领下，几位逻辑工作者前后奋战凡3年，编著了《逻辑通俗读本》一书。此书几年间就出了5版，印了8次，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全国出现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

 

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提出“中学生学点逻辑”。各地中学后来也开始讲授逻辑基础知识，至今在中学语文科目中也包含着逻辑知识的内容。关于怎么学逻辑，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见解，就是要在用中学。他说：“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在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

 

 

1965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

 

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哪个阶级掌握了它，都可以为我所用。因此他强调：“形式逻辑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是的，人人都要学一点逻辑的道理，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

 

今天，社会思潮如此纷繁复杂，当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你相信哪一个？你选择哪一个？事实上，我们都有体会：当我们内心倾向于相信某一个观点时，往往很可能只去找正面证据，来强化对它的论证。而这，其实是不合逻辑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

 

怎么办？就是毛泽东说的，“大家都要学一点逻辑”。像毛泽东一样，多学一点逻辑学知识，你不仅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会死的道理，还能在面对千人万事而无从判断和选择的时候，更能透彻地辨析这样的问题——

 

“我以为我以为的是否就是我以为的？”

 

文章来源于黄城根下 ，作者程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