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有机结合起来，使后者得到极大提升，使之转化为当代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达到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毛泽东在提升中华民族思维能力方面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五方面：倡导实事求是思维，克服教条化思维；倡导辩证思维，克服形而上学思维；倡导系统思维，克服碎片化思维；倡导历史思维，克服平面化思维；倡导发展变化思维，克服静止僵化思维。由此，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初步实现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愿望。

 

民族的理论，代表着这个民族所能达到的时代高度，而使一个民族能否不断产生理论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方式，则决定着这个民族能否持续不断地拥有未来、创造辉煌。极大提升民族思维能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族永续发展的要求。民族思维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影响力和创新力，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和命运。作为要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更不能缺少民族思维能力的极大提升。在这方面作出无以伦比的历史贡献的，唯有毛泽东。

本来，在中国古代，中华民族一直有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思维能力。这使中华文明以富于创造力和思想活力著称于世，也是中华文明历经5000余年始终持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因素之一。然而，自近代以来，在先进西方文明强力冲击下，中华民族思维能力整体下降，僵化守旧的思维与全盘西化的思维同时存在，难以根本解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问题，难以根本解决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这种情况，只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概括地说，便是同时汲取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精髓与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人本思维、历史思维精华，将两者有机融为一体，又使后者得到极大提升，使之转化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能力，使之转化为当代中国人看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使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实现了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目标统一。

具体来说，毛泽东在极大提升中华民族思维能力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五方面。

一、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思维，克服教条化思维

实事求是思维与教条化思维的分歧在于，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究竟应当从理论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这番话是对文艺工作讲的，但对其他工作同样适用。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从矛盾特殊性入手。这也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解决的。首先，毛泽东从科学研究的领域区分来说明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其次，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运动的先后秩序来说明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批评了教条主义：“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还进一步指出：“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从上述意义上说，《矛盾论》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论阐述，为毛泽东后来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奠定了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矛盾特殊性入手，就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向处在实践一线的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在《实践论》里，首先，在认识的来源上，强调人的认识主要依赖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其次，在认识的发展上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再次，在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上，“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最后，关于知行统一观，提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如何达到知行统一呢？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反复讨论的话题。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提出了调查研究的一整套方法，在他的革命历程中留下了大量调查研究经典文献。其最早的方法论总结，当推《反对本本主义》。他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又补充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身体力行，形成了一大批农村调查报告，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优良学风。1941年，这些在当时所能找到的农村调查报告在延安结集出版，书名为《农村调查》。毛泽东在序言中说：“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后来，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还把调查研究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指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他强调：“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解决上述问题之后，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正式提出有的放矢（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关于有的放矢，他指出：“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关于实事求是，他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后来，实事求是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遵循的根本思维方法。每当中国共产党面临历史与时代的重大转变时刻，实事求是都会激发起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屹立于时代变化的潮头并引领着历史发展。

二、大力倡导辩证思维，克服形而上学思维

对于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的分歧，毛泽东在1937年8月的《矛盾论》中有过深入分析。

关于形而上学思维，毛泽东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

关于辩证思维，毛泽东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唯物辩证法有三大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将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指导人的思维方式，强调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对事物变化进行内因与外因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还说：“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这种方法运用于全党，就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他还强调：“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看待事物，就是要把握事物具有的两重性。“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毛泽东还指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关于对事物变化进行内因与外因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

进行上述分析，就要深入事物内部，对事物内部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对此，毛泽东也指明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这就是：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处理好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

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对此，毛泽东特别谈及思想的发展，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规律运用于科学和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还进一步把矛盾普遍性提升至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关于矛盾特殊性在认识发展上的意义，这里不再赘述。

把握矛盾普遍性，对于造就中国共产党保持忧患意识、不避艰险、迎难而上的政治品格具有关键作用。这是因为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将矛盾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铸就了从不回避矛盾的特殊品格。他指出：“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结论中，敢于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可能面临的17条困难，底气就在于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底。

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谈及共产党员的个性与党性时说：“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在讲到中华民族解放时，他又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他认为，对党内讲共性（党性），对人民讲个性（解放），这两者是不同的。

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要注意对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对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毛泽东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除了抓主要矛盾，还要善于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相互转化，恰恰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在这里，对立统一规律同量变质变规律实现了高度统一。

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学会分析和把握主要矛盾和目的的主要方面，是为了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在规律面前成为无所作为的奴隶。因此，在谈到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两点。一是矛盾着的各方面互为存在的条件；二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可以互相转化。他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上述这两种情况，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毛泽东把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规律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实践，也就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最大限度地团结盟友的目的的统一战线根本方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赋予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新的内涵。他指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三、大力倡导系统思维，克服碎片化思维

思维与碎片化思维的分歧，在于认识和把握事物，是着重于它的整体与联系，还是着重于它的局部和细节。毛泽东认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事实上，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思想，已经蕴含着系统思维。“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建立在系统思维基础上的，是成功运用系统思维的典范。

毛泽东揭示出人类的认识包含着两个认识过程，即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从系统思维角度看，这也是对人类认知系统的整体研究与描述。

毛泽东对系统思维的阐释，见之于他对辩证思维特别是矛盾学说的阐释之中。归纳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关于对大系统中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及其本质的把握。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他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

毛泽东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为例，进一步说明如何“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他指出：“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以及过程本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从辛亥革命到全民族抗日战争这20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对上述过程，毛泽东进一步上升到理论高度，用量变质变规律做了说明。他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这就使矛盾学说关于事物发展具有长周期性与阶段性统一的观点，进一步成为一种系统思维。

二是关于对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及其本质的把握。“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毛泽东强调，既要研究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系，又要深入研究矛盾的各个方面。“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

毛泽东仍然以中国革命为例来说明上述分析方法，他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

至于如何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

毛泽东还指出了上述两种研究和把握之间的联系：“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三是关于对旧矛盾完结、新矛盾发生的矛盾发展史的把握。毛泽东指出：“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毛泽东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和自然界发展史看作旧矛盾不断解决、新矛盾不断发生的历史。他在1964年12月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加的一段文字中，进一步阐发了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观点，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这种囊括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大系统观，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视野极其宽广弘大的历史思维。

四、大力倡导历史思维，克服平面化思维

历史思维与平面化思维的分歧，在于面对现实中遇到的事物与问题，究竟是用一种由今溯古或由古及今的历史思维来思考，还是仅用以今论今的平面化思维来思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曾向全党提出“三位一体”的研究任务：一是研究理论，二是研究历史，三是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和趋势。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阐释如何研究历史时，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实际上表达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历史思维。

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思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重要方法。他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把这种态度归结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号召全党“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把好的历史教材看作历史经验与理论的科学总结。他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因为从中可以了解列宁等“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毛泽东也做了思考和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指出：“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

毛泽东高度重视从历史中提出和总结规律，是同他对规律的认识分不开的。他认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历史思维的站立点是现实和当下，通过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达到以史鉴今、弄清大是大非、统一思想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因此，“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正因为历史思维有明确的目的性，毛泽东才特别强调要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总之，毛泽东倡导的历史思维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中的历史思维，而是一种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有效方法。

五、大力倡导发展变化思维，克服静止僵化思维

发展变化思维与静止僵化思维的分歧，在于认为事物以及人的思想在不断发展变化还是始终处于静止状态。毛泽东指出：“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毛泽东依据发展变化思维提出的。他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由此出发，毛泽东又提出要辩证地处理短期与长期、战术与战略的问题。他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短期看，从战术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从长期看，从战略上看，它们又是纸老虎。“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将上述论点引申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提出了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以科学精神战胜困难的思想。他说：“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

毛泽东倡导的发展变化思维，同样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在谈到“长过程”发展阶段时，毛泽东使用了“边”的概念。这个“边”即是上阶段与下阶段的界限。他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以上，本文从五方面阐述了毛泽东在极大提升中华民族思维能力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曾发出这样的号召：“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在有生之年的确做到了。

如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更加需要极大提升中华民族思维能力。事实证明，习近平是毛泽东事业、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好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传统。我们要认真学习，努力践行，使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有大的提升。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会长、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越访问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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