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毛泽东关注、重视金融问题并指导金融工作实践，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今，毛泽东金融思想蕴含的历史智慧仍可提供诸多启示，包括必须突出人民性，必须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大银行国有化经营，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金融货币规律并维护金融稳定。毛泽东金融思想，对解决当今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仍具极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毛泽东关注、重视金融问题并指导金融工作实践，留下了许多精辟、深刻的论述。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极少对金融工作发出直接指示，因而毛泽东金融思想散见于这之前相关批示及著述。已有研究成果中，著作较少，研究论文较多。然而，从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存在概括不准确、文本梳理不够或者将中国共产党金融政策与实践也视为毛泽东金融思想等问题，缺乏系统全面的史料梳理，尤其是缺乏对毛泽东金融思想内涵要义及现实启示的完整分析。因此，有必要在准确全面爬梳毛泽东相关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剖析毛泽东金融思想。

毛泽东金融思想的形成发展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金融实践为基础和土壤。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开始关注金融问题，揭露军阀操纵金融、垄断银行以鱼肉百姓的本质。大革命时期，他深入考察农民运动，洞悉农民因没有为其服务的信贷机构而遭受高利贷盘剥。由此，毛泽东金融思想开始形成。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依据斗争形势需要，毛泽东又论及货币、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等问题，金融思想初步形成。抗战时期，毛泽东金融思想走向成熟，对于货币发行和金融稳定等问题深思熟虑，卓有成效地领导了金融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金融思想进一步拓展，从更宏观视角看待和处理金融问题。总体上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梳理毛泽东金融思想的要义和内涵、总结其特征和启示。

一、核心：金融工作重要地位与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影响涉及各个领域，事关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每一位社会成员都离不开金融。毛泽东从宏观角度出发，对金融工作有过多次阐释。

第一，毛泽东在动荡环境下就从反面清醒认识到金融的核心作用。

1920年1月，毛泽东等人联名上书控诉军阀张敬尧“停兑纸币，勒买彩票”“操纵金融”[1](p.487)。1933年8月，毛泽东指出，“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必须“巩固金融，发展贸易”[2](p.465)。1939年12月，毛泽东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金融和财政”，从而“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咽喉”[3](p.81)，形成剥削网。可见，倘若金融被操纵，民众肯定苦不堪言。苏区金融一旦被破坏，就难以保障经济稳定和军事斗争的开展，从而危及苏区生存与发展。因此，必须稳定和巩固金融，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金融的垄断。这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睿智。

第二，毛泽东从财政经济的视角出发谈及金融工作重要性。

1941年5月，毛泽东提出：“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4](p.336) 这说明金融、财政和经济发展三者密切相关，必须维护边区的金融稳定。1942年12月，为撰写报告收集整理材料，毛泽东致信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要求提供“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的材料[5](p.417)。不久，毛泽东再次致函南汉宸，说明“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都要说政策，说工作”[4](p.456)。1944年4月，毛泽东在任弼时写的讲演稿上加写了两段话，指出：“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6](p.125) 在上述两封信和加写的话中，毛泽东把金融与贸易、财政等并列，视为同等重要、互相支持，而且是边区经济建设、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干部一定要做好这些工作，如果缺少或做错了，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

第三，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财经相统一的视角出发阐述金融工作的重要地位。

1945年4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7](p.1029)。同年11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得到大中城市后，“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8](p.1173)。1947年7月，毛泽东强调，若“不知道金融贸易系统，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方针，其他方面的工作就难以着手”，而且“金融、贸易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9](p.252)。1948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华北人民政府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等工作，并强调“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其中，“金融工作和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10](p.536)。10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由华北人民政府“将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8](pp.1345-1348)。以上充分说明，金融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和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重要手段。正是由于金融的核心地位，在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毛泽东指示金融工作和货币发行必须率先统一，且要根据现实条件逐步实现金融的统一。

第四，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十分看重金融工作的核心地位与作用。

1950年4月，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范围……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1](p.52) 5月，毛泽东在给饶漱石等人的电报中提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11](p.59) 可见，当时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有金融政策的有力支持，必须发挥金融的扶持作用，并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另外，毛泽东把金融视为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加强重视金融工作领导权，主要领导要亲自抓金融工作，常抓不懈。在国内百废待兴和国际敌对势力封锁之际，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并反复强调金融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

二、载体：银行组织的基本功能与信用合作社的重要作用

银行的基本功能是确保收集的社会财富以安全的方式得到有效利用，从而实现经济正常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说，如果控制银行，就能实行金融垄断、控制经济命脉，进而控制国家政权。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

第一，毛泽东早年就从反面认识到银行组织的重要功能。

如果银行被军阀操控，必然会导致金融枯竭，百姓被搜刮。1920年1月，毛泽东与他人联名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其罪一为“张督到湘，废湖南银行，改设裕湘银行，吸收现金。其弟敬汤，复设日新银号，操纵市面；张督又尽将湖南银行纸币四千余万元，作废不用”。百姓“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1](p.476)。同年3月，毛泽东函询老师黎锦熙，信中附件《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建议“银行民办”[1](p.333)。当时，毛泽东就意识到军阀自设银行以操控金融，肆意搜刮，因而银行不能被军阀垄断。

第二，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力主创建农民银行或国家银行，并熟谙银行的基本功能。

1927年正月，毛泽东建议：“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12](p.160) 1932年11月，毛泽东提出：“成立国家银行。”[13](p.183) 1934年1月，毛泽东强调“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发行适量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14](p.137)。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允许被隔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15](p.607) 1939年3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4](p.174) 可见，毛泽东极为重视银行组织，明确提出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各根据地要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抗日边区前沿也要重视银行工作。这时，毛泽东对银行基本功能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

第三，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政权必须掌握大银行且必须国有化经营。

1929年1月，毛泽东在红四军布告中提出：“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16](p.52) 1940年，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3](p.122) 1945年4月，毛泽东指出：“准备到大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17](p.225) 1949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的布告提出：“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8](p.1458) 显然，大银行必须国有化经营，必须接管、没收官僚资本银行，掌握大银行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了革命胜利之后要建立国有大银行的政策主张。

第四，思虑银行统一及尽快恢复城市银行工作的问题。

1947年10月，华北财办主任董必武向党中央请示设立中国人民银行。阅电后，毛泽东同周恩来说：“银行银行，没有银子就行不通呀”。后来毛泽东又讲到“现在就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些”，因为“统一货币，我们不怕，老百姓就麻烦了！还是等战争再发展一段时间吧”。10月8日，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8](pp.4-5) 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考虑人民利益，毛泽东认为统一全国银行尚不具备条件，不应操之过急，并确认了全国统一银行的名称。1949年2月，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接管城市后，“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19](p.458)。同年3月，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才能巩固人民政权[8](p.1428)。鉴于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接管城市后，必须尽快恢复银行工作，才能助力生产恢复和发展，巩固人民政权。

创建信用合作社，是解决农民借贷问题和促进工农业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1927年，毛泽东就提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然而“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而“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16](pp.40-42)。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消费、粮食和生产合作社得以迅速发展，但“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并强调“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16](pp.133-134)。同时，毛泽东认为要“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并且“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要“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14](p.137)。1944年7月，毛泽东把信用列为边区合作社十大业务之一，并提出“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5](p.526)。1949年3月，毛泽东强调，“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并把合作社定性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8](p.1432)。由此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信用合作社这一集体经济组织。在他看来，不仅要准确进行定位，还必须成立各级合作社领导机关。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协调配合、共同发展就会产生巨大力量。通过大力发展信用社，广泛吸收群众资本，消除高利贷资本，定能有力支持贸易和生产事业的发展。

三、流通：货币与借贷问题

毛泽东极为关注货币问题，尤其对确定合理的货币发行数量以及稳定币值等，提出了很多重要论断与指示，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货币思想。

第一，毛泽东重视纸币发行准备、促进国币流通。

1920年3月，毛泽东认同：“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1](p.333) 他认为，纸币发行准备金必须指定专门机构监管存储，准备金和发行数量的比例应进行控制。1932年11月，毛泽东强调：“发行银币与纸币，建立统一货币，调剂金融的基础。”[13](p.183) 可见，当时苏区发行统一货币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1933年8月，毛泽东以“东”为署名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专门阐述货币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指出：“政府对于国币流通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对于苏区不信任国币现象，毛泽东提出：“各机关各部队必须一律使用纸票国毫。所收现金一概送到支库转送附近兑换所或银行，以充纸票兑现之用。”①这说明，毛泽东对货币发行与流通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包括纸币发行量要有一定计划及充分保证、稳定货币流通以及尽可能充实发行准备金等。

第二，毛泽东深刻阐述了货币发行与流通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1934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且应“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14](pp.119、137)。不久，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上述原则。1938年8月，毛泽东就晋察冀边区货币政策提出几项原则：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而且要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边区的纸币应该有货物（特别是工业品）、伪币和法币为准备金；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毛泽东还具体建议，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此数量由你们考虑决定电告我们），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4](p.137)。1940年12月，毛泽东指出，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20](p.637)。以上论述均体现了马克思提出的纸币发行数量应以它代表的金（或银）实际价值为限度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纸币发行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的需要数量，要有适当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作为后盾、边币维持不低于伪币的比价等货币政策等。这充分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并把握了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

第三，毛泽东论及货币发行的长远性和灵活性。

1939年12月，毛泽东等做出指示：“胶东银行可发纸币，兑成其他的纸币供给鲁南及其他地区之用。在取得政权后发行流通券及收粮、收税，以便有解决军队给养的长远计划。”[21](p.778) 1941年6月，毛泽东指出，边币发行预算可以宽裕些，要留有余地，“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还强调“商品货币流通量呈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4](p.335) 由此可见，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必须尽力配合财政和经济发展政策。当时，陕甘宁边区出现无限制发行和保守发行两种倾向。因此，毛泽东认为，货币发行要有长远性、灵活性；应适当放宽，不要过于限制发行数量；要从革命与战争的大局出发，结合实际进行变通；首先应满足革命战争需要，不具备条件时可暂时不遵循货币发行原则。

第四，毛泽东极为关注货币斗争、通货膨胀和维护币值稳定问题。

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15](p.607) 1941年8月，他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提出：“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4](p.366) 1948年10月，毛泽东指出，解放区“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8](pp.1345-1348)。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出：“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其中还要做好“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11](p.70)。这说明，毛泽东意识到货币斗争和通货膨胀皆为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稳定币值的关键是边区贸易平衡和统一财经工作，尤其货币政策与外贸政策必须相互配合。

针对解决处在高利贷盘剥中的农民借贷问题以及借贷机构的信贷用途等，毛泽东提出了一些重要主张。

一方面，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揭露了当时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并提出了解决办法。1927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出：“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因而提出“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努力设立此等（即农民银行）条件极低的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的资本缺乏问题。”[22](p.171) 同年3月，毛泽东指出，农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个问题，“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23](p.336)。1930年5月，毛泽东揭示了钱利、谷利和油利三种高利贷形式。谷利是最毒辣的，油利则是最恶劣者。这些不仅计算复利，利上起利，而且“通通要抵押”，“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16](pp.211-213)。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缓解农民的高利贷痛苦，从而取缔高利贷剥削。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信贷的根本用途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而必须实行低率政策。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15](p.607) 1941年8月，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提出：“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4](p.366) 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要使农业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并且“放款的组织要改善，即应经过当地区乡政府及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合作社去放款。因此，要使区乡干部认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24](p.223)。1945年11月，毛泽东强调：“政府发放农贷、工贷是不可少的步骤。”[8](p.1173) 因此，政府银行的信贷应实行低利率，并要高效服务和支持包括公营和私营在内所有实体经济发展。

四、毛泽东金融思想鲜明特征和主要启示

毛泽东金融思想的很多观点仍有时代价值，对时下金融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继承、发展和发扬。笔者择其要者如下。

（一）必须突出人民性

毛泽东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毛泽东金融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性。金融工作也应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必须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例如，要组织专门的借贷机关使农民避免高利贷剥削；实行低利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币值稳定等等。如今，金融工作依然要主动践行人民性原则，做到金融为民，从人民的需求出发，提供有效、低成本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金融服务需求。2017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25]。2019年2月，习近平再次强调，金融必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要以“服务人民生活为本”[26]。2022年3月，习近平提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切实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27]。因此，金融必须以满足群众需要和服务群众为根本，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实实在在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与便利性，助力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助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必须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并把金融工作视为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他还明确要求主要领导必须亲自、经常性抓金融工作，各级政府也要提高重视程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对金融事业的领导，党的重要会议把相关金融货币问题列入议程，党的重要领导人关心、重视和指导金融工作，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发展和前进方向。

新时代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仍需把“党管金融”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必须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2017年7月，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28]。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在中央金融委办公室合署办公。同时，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将其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委办公室[29]。这次机构改革有利于党中央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金融系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金融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发展导向。因此，只有不断完善党管金融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才能引领和推进金融领域的各项工作。

（三）必须坚持大银行国有化经营

毛泽东明确提出银行不能被人操控，更不能被国外垄断，大银行必须国有化经营等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等人都非常注重银行国有化，毛泽东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为适应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逐步建立起统一的银行机构与货币发行工作，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全国银行体系与币制工作的统一，建立了国家控制大银行的制度安排。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银行作为政权的组成部分，并紧密配合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需要，极大促进了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维护了政权或社会稳定。这对当下更好发挥银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现在采用国家控股的方式，把国有大银行转化为国有股权处于控股地位的股份制银行，包括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国家仍然可以利用控股地位，掌控这些大银行的发展方向，使其业务活动服从国家宏观政策，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这些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国家经济建设及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国家控制大银行是符合我国金融体系发展要求的。

（四）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毛泽东对金融机构信贷的基本主张是，要高效服务和支持所有实体经济发展，包括公营和私营在内。另外，他还认为，通过大力发展信用社组织，广泛吸收群众资本，可以促进贸易和生产事业发展。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了，反过来也会使金融更稳定。显然，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也是今天金融工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和根本宗旨。2017年7月，习近平指出，金融必须“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同时，他还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2019年2月，习近平强调，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要“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27]。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必然要求要有更高质量和效率的金融服务。上述论断充分说明，金融工作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工作要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能更好实现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

（五）必须遵循金融货币规律并维护金融稳定

毛泽东特别重视金融货币规律和金融稳定，包括纸币发行量要有一定计划并尽可能充实发行准备金，发行数目不应超过市场需要数量，必须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依据，等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流通规律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法则，如不遵循，就难以保持币值稳定，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等，破坏金融稳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提出要认识和尊重金融规律，而且要求竭力维护金融安全。2017年4月，习近平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30] 同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金融会议上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019年2月，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6]。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31] 可见，只有认清金融的本质、根本特点、属性和基本规律等，才能更好运用一切金融资源。金融稳定的前提保障是维护金融安全，没有金融安全，必然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就要求，必须坚决守住金融安全底线，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

毛泽东长期指导与关怀金融事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金融实践为基础，从早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金融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由产生、发展到逐渐成熟。毛泽东的著作和他起草的报告、文件、批示蕴含了丰富且极具价值的金融思想。其内涵要义涉及金融核心地位、银行、货币、信贷和信用合作社等多方面，涵盖了微观问题和宏观问题，目的是应对当时面临的急迫问题，体现人民性、针对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毛泽东的很多主张不但得到有效贯彻，还为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金融思想既丰富完善了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今天时代条件和环境已经改变，但毛泽东金融思想的基本原理、哲理是不变的。毛泽东金融思想蕴含的历史智慧仍有极高的时代价值，对解决当今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充分发挥金融功能，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论述就是对毛泽东金融思想的继承发展。因此，我们要全面挖掘毛泽东金融思想的深刻内涵，以体会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

注释：

①毛泽东：《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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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0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8]刘忠.银行秘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文献出版社，2011.

[22]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1分册)[M].杭州：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23]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出版社，1979.

[25]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7-07-16.

[26]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N].人民日报，2019-02-24.

[27]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N].人民日报，2022-03-01.

[28]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7-07-16.

[29]陆敏等.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N]. 经济日报.2023-03-23.

[30]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做好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N].人民日报，2017-04-27.

[31]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9期，原标题《毛泽东金融思想的内涵要义与现实启示》，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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