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又比较长。最近长文比较多，确实有本人的水平问题，但也因为涉及的多是争议特别大、误解特别深的问题，为把问题说清楚，就要分析透彻。因为但凡留一点漏洞，就会被反对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恒大和许家印已暴露出的问题性质非常恶劣，还未暴露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做假账先把钱分走，就涉及到非法集资、挪用资金以及贷款诈骗等罪名。如果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恒大的习性，逃税罪以及行贿罪大概率也少不了。而性质更为严重的是，恒大还通过针对实控人和高管定向发行境外高息美元债券的方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侵吞企业利润的目的，向外转移资产，这就涉及到买办害国的问题，更加不能容忍。拿破仑说，“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房地产高度金融化之后，地产私有资本也有了金融属性，这类资本一旦壮大，就容易走向买办，为了获利，不惜掏空中国，这就是恒大这样的私有资本的嬗变轨迹。既然恒大及许家印们已经触犯了刑法，还有效仿者蠢蠢欲动，不惜把中国变成乱世，更应在法律框架内施以重典形成震慑。对恒大的违法乱纪，国家不是出手有点重了，而是出手有点晚了。如果再不出手，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对于恒大及许家印的具体操作手法，很多文章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如果公众的关注点只停留在制裁恒大和许家印及一众高管的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类似恒大这样问题的企业未必只此一家。恒大集团曾是中国民（私）营企业的优秀代表，许家印本人也获得荣誉无数，我们当然没必要因恒大出事，就否定整个民（私）营企业和全部民（私）营企业家。中国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就应该不动摇地继续鼓励和支持；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恒大和许家印的问题，是不是民（私）营企业中的个案或者孤例？恒大那些令人特别愤慨的操作，例如利润个人化、债务公司化、风险社会化，以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债务内地化、收益海外化，是不是只有恒大一家在这么做？中国的经济体量确实比较大，但以恒大这样的债务规模和风险程度，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几个恒大？我们在关注国家用法律追责恒大及高管们的责任，并庆幸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因资本控制国家，资本搞出次债危机都无人担责的同时，还应思考如何防止出现下一个恒大，如何把其他正在走恒大之路的那些资本操作，扼杀在他们还未得手之时。这就需要从资本私有制的制度层面思考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堵上漏洞。中国支持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比例很高，他们喜欢对新中国创立的各项制度进行各种反思，但对他们主张的资本私有制，自己不会，也不允许别人从制度的层面进行总结。
一、私有制和民（私）营企业的机制不能夸大和神话
看到一个中国前五十名房地产企业的总负债排名表，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暴雷（重组）的房地产企业竟然有那么多，而且基本上是民（私）营房地产企业。
经济学家鼓吹的私有制和民（私）营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优越性，在这份债务名单里丝毫未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反而是被舆论长期批评否定的国企表现更为稳健。这种差别，绝对不能解释为国企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榜单上的任何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欠款数额也没有恒大多，欠款数额排名第二的是同为非国有的碧桂园。恒大这次暴雷之后呈现给我们的内部管理运营机制，不但看不到优越性，而且还是一个最坏的典型，是于社会而言代价最大的机制。我们特别厌恶的多种社会负面现象，在恒大这里都能找到。许家印在恒大内部简直就是一个土皇帝，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没有人能够制约他。马未都描述的见到许家印的场景，很多人只是当笑话听，但这样的现象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着实让我们无法轻松。恒大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包装下，实际更像一个封建王国，许家印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在恒大内部，他就是法律，他就是规则。这种现象在私有制企业里面可能并不是特别罕见。把公有制和国企的体制机制贬低得啥都不是，把私有制和民（私）企的体制机制捧上了天，这本身就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是长期舆论战给公众植入的刻板印象，更多是假象和幻象。我在国企和私企都待过，因为职业关系，后来又跟很多私企打交道。国企的经营管理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私企的管理也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像恒大这样许家印就可以拍板决定上项目，是民（私）企的常见现象，国企现在比较少见了。恒大很多投资项目都血亏，形成一个个巨大的资金黑洞，与决策的随意性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不能排除有通过这种方式转移资金的目的。国企的决策流程要是少一个，一把手都不敢拍板敲定，否则要是出了事，就有他的责任。国企上面还有国资委，对国企的经营者有考核机制，如果任内产生了亏损或损失，不但要总结原因，还要追究责任。中水电下设的一个局，因为被某个地方占用了项目资本金几个亿，长期没有追回，成为国资委的督办事项，他们的领导压力大得很。国企不管是一把手还是几把手，都是任期制，不能跟许家印那样可以管到底，一直到他的家族有人（一般是子女）接班为止。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私企老板的超长任期及家族世袭制是较为普遍的存在。很多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背后是家族实控和家族继承，这是资本私有制的封建遗留。中国有人一直嘲笑朝鲜的世袭制，但对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世袭制，即资本世袭，却全力支持。美国的资本事实上就是通过这种世代世袭的财产承继，最后做大到控制国家的，有任期限制的政客根本赢不了与资本家族的持久博弈，结果是货币发行权都不在所谓的民选政府手里。资本控制了美国，美国的公权力就必然会受到世袭资本家族的干预和操控，“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这是特朗普说的），这就形成隐蔽的权力世袭制，特朗普跳脚痛骂但又毫无办法的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就是这么产生的。资本世袭制必然会导致实际的权力贵族世袭制。美国的政治家族和日本的政治门阀，都是很有名的，这些政治家族与世袭资本家族，在台前幕后形成了巧妙的配合，确保资本财富家族对国家的实际控制。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不会批判资本世袭制。他们会说资本是私域，所以世袭有理，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说这是民企了。但实际上资本从来不只是私域的权力，尤其是大资本，既可以干涉到经济资源的社会分配，又能渗透和干预政治权力，比如韩国的三星。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无论他们怎么吹嘘民主、自由、文明，都还没有走出事实上的世袭制。从封建时代到资本时代，经济世袭制没有太大差别，政治世袭制只是从公开变成隐蔽，从直接实现变为曲线实现。相比较，公有制和国企更符合现代文明，不但财富所有权不能世袭，连管理权都不能世袭。国企高管现在干到干不动为止的更是极少见，离任和退休还有专门审计。恒大的许家印可没有人能够监督他。除非他严重违反法律被刑事追责，否则没人能真正制约到他。所以，恒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许家印个人的品性决定，加上家族制加世袭制、内部的专权，决定私企的好与坏与实际控制人的性格和水平关系极大。基本是什么样的大老板，就决定了企业有什么样的文化，企业发展的天花板也和老板的水平高度相关，更体现人治色彩。经济学家们不是经常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吗？这句话其实特别适合拷问像恒大这样的私企。私企做大了之后，老板又有着绝对权力，如果老板个人的道德品行有问题，就会给社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且，你还管不到人家。像中石油胡继勇的“牵手门”事件，如果发生在王前首富的儿子身上，那根本就不是事，公众连谴责的权利都没有。资本本性贪婪，又没有强有力的内部约束，导致恒大的野蛮扩张、债务暴雷问题不会是个案和孤例。如果社会再给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就容易出现更多个恒大。如果行业景气，私企因为可以快速拍板，在决策的效率方面比国企快几拍，也可以采取更为激进的杠杆，会以更快的速度膨胀。恒大、碧桂园还有融创都是抓住机会很快就超过房地产国企，成为最头部的那几个；但是风险也因此埋下，遇到行业趋势变化，前面提到的私企拍板高效率就容易变成高风险。我记得有个统计，是100家私企公司三年后也就剩20来家，7年后就只剩几家了。西方私有制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也没有高到哪里去，纵横驰骋在华尔街的那些曾让人仰望感觉高不可攀的企业，水平也就那样，否则也不会搞出次债危机了。即使是美国最有价值的高科技企业，也被中国的华为赶超了不止一家，而且，即使被华为一打多，美国企业也没有胜算，还得让美国政府出手。华为让美国企业忌惮的竞争力，首先是因为华为的企业管理和分配机制不像美国私企，而更像集体企业，作为主要创始人的任正非股权比例不到1%，而且还在逐年降低。恒大出事后，我们不应该再相信民（私）营普遍会比国企的管理经营水平更高，是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了：什么样的民（私）营企业才是我们需要和应该支持的？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现在大约是30%左右，按照民营经济“56789”的数据，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首要原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原则也写在宪法里面，我们应该比照这个原则，审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房地产领域，国有性质的企业整体比较稳健，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暴雷的比例很高，这不能用偶然进行解释。中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房地产就是一些经济学家重点要求国企退出的领域，因为他们主张赚钱的领域交给民（私）企，不赚钱的才交给国企。他们要求国企退出的最重要理由就是同等条件下，民（私）企的效率比国企更高。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全面比较国企和非国企，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效率的对比，我摘录过来给大家看看：三十年来，主流精英们先是指责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后是指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还以此为依据，企图论证私有制企业才代表先进生产力。坚持什么样的效率观？效率以什么指标来加以描述？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私有制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利润最大化，私有制企业的效率观就是利润观，衡量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就是企业的利润和投资回报率。重视企业个体的效率而忽视整个社会的效率，恰恰是私有制的弊端。公有制企业追求的不是个体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以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追求社会整体效率而不是片面追求企业个体效率，这才是正确的效率观。正确的效率观也体现了正确的发展观。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为谁发展。用私有制个体企业的效率评价指标，衡量国企的效率，就好比用西医的逻辑和标准评价中医。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陷阱。用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衡量国企和私企，故意忽略国企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降低的利润部分，这本来就不合理。现在还有一些人，用华为的成功反证国企效率不如民（私）企，他们的诡辩术真是越来越接近黔驴技穷了。他们很精明，否则，为什么不拿恒大来比较国企呢？如前所述，华为的内部分配机制更像公有制的集体企业，和私企的差距事实上很大。为什么是华为而不是其他的私企，在最难攻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扛起了中国反击美国科技战的大旗，能够赶超美国的私企呢？恰恰是因为华为的管理不同于那些典型的私有制企业。贬低公有制和国企，拔高非公有制和私企的观点，随着西方经济学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而成为媒体上主流的声音。他们把私企效率普遍高于国企，当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但这种前提根本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中国的铁路管理和运营效率，相比美国的、英国的铁路，哪个管理更规范，管理更高效？美国铁路一年300多天火车出轨1000多次，这个效率公有制的中国铁路真比不了。中国的国家电网和美国的电网比，哪个效率更高？美国电网没有特高压，只是一年停电3000多次，这个效率中国电网肯定也比不了。总之，私有制效率普遍比国企高是个伪命题。那帮经济学家，只要他们不立场预设，结论先行，不在数据上做文章，他们根本证明不了这个命题。但他们就一直这么宣传，谎言重复一千次都能成为真理，何况，他们重复了远远不止一千次。到现在，很多人就真的以为国企效率普遍低于私有制企业，虽然不认同他们要中国全面开放所有领域给民（私）企，但他们还是多少认为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不如民（私）企。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华润。华润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还是商业地产的经营，或者是大型MALL的经营，比哪个同行业的私企和外资水平差？如果中国的国企真的这么拉垮，美国还需要威逼利诱中国降低国企比重？为了遏制中国，不是应该想方设法劝导中国增加国企数量，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才符合逻辑吗？很多问题，只需要一个简单逻辑推敲，就能发现那些流行说法的问题。真正值得中国学习引进的先进技术，美国都捂着盖着，即使我们花高价也不卖，还会用尽各种手段制裁中国的企业。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的美国，以及敌视中国程度不次于美国的精神美国人，一直在向中国推销他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要求中国全面私有化。美国的那套体制是不是对中国有利，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判断问题。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国企在舆论的高压下生存发展，一些主流媒体对国企的舆论围剿至今都没有停。私有制和私企被拔高和神化，公改私被不少人当成了改革国企的良方。这是我们应该特别警惕的地方。瞄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彻底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直是他们各种主张的核心诉求，也是他们对中国进行认知战的重点。经济可是基础。他们虽然足够坏，但他们也足够聪明，打击重点目标选择很精准。支持公改私的理论依据就来自西方经济学。而我本人坚持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现代神学，西方经济学连西方经济都没搞明白，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更是捉襟见肘。完全用西方经济学指导规范的经济体有几个比中国更好的？反而被指责为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标准的中国最近四十年增速最快。回到恒大的问题，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如果房地产行业都交给私企，问题是不是比现在更严重？如果国企的比重更高一点，是不是问题就少很多？如果恒大是国企，许家印作为恒大的董事长，他撑破天也分不走五百亿利润，以及通过国外定向发行和认购高息美元债拿走更多的利息。这些钱如果留在国内，用来改善民生不香吗？房地产开发企业，既不负责设计，又不负责施工，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买地和融资。这两件事，都涉及到人脉学关系学，所以恒大就搞了民族歌舞团，并在歌舞团成立之后，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和别人拿不到的资源。这些事情交给国企，绝对不至于跟恒大这么疯狂。如果房地产领域公有制占主体，我认为要比现状好很多。恒大及民（私）营企业纷纷暴雷的现象说明，即使在房地产这个领域，也极有必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些叫嚣国企应该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的经济学家，他们应该为今天房地产的现状承担一份责任。当然，他们是不会承认私有制也存在问题的，这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政治正确。经济学家为了巩固这种政治正确不被冰冷的现实击碎，他们就发明了双重标准，随时拿出来用：公有制和国企出现问题，那就是公有制的体制问题，应该私有化。如果私有制和民（私）企出现问题，那绝对不能承认是私有制的体制问题，必须是政府监管或者政府干预造成的。与此相关，他们还准备了另一套双标公式：国企效益不好，说明公有制体制不行，应该私有化。国企效益太好，那就是与民争利，所以还是应该私有化。这里的“民”就是他们心中的民营企业。总之，公有制怎么表现都不对。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从经济到政治，都是错的，都带有“原罪”。这帮私有制的信徒是不是跟一神教的极端虔诚的教徒特别像，他们跟对待异教徒一样对待国企。
三、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民（私）营企业进入
最近，项立刚公开批判马光远为大资本家代言人的事，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他们争论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所有行业是不是都适合民（私）营企业进入。项立刚不认同马光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再区分，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的待遇，私企可以进入所有的领域等主张。让打着为民营企业争取利益名义的马光远特别尴尬的是，项立刚本身就在做着一家民营企业，他就是民营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出面反对经济学家的全面私有化主张，特别有意义，说明即便站在民族资本的角度，只要有国家情怀，就能看出这些经济学家的私有化主张有很大的问题；同时也说明，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不光是有害于社会主义，而且有害于中国。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领域，确实不太适合民（私）营企业进入。放开金融部分领域给民（私）营企业，结果，私营企业在金融领域制造了太多的雷，而且很多卷了钱就跑路，留下了多少经济破产的家庭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比房地产企业的问题还严重。P2P大面积暴雷我们就不细说了，就是那家河南的村镇银行，不也是被民（私）营企业家的实际控制人把钱卷走了，才让那么多储户的存款受到损失？项立刚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可贵之处，他比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要诚实。他就承认，“我自己也做一个民营企业，我相信我们没有跟国有企业一样承担责任。”所以，他认为:“拥有自然垄断地位的行业、金融系统就不应该让民营企业去干。”借着恒大这个事，人们能够看出，要求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是一个极为有害和阴险的主张。同时，我们也是时候思考一下：哪些领域适合，哪些领域不适合民（私）营企业进入，哪些适合民（私）营企业不受限制的进入 ，哪些民（私）营企业可以进入但需要加强监管？在保证经济安全和保持经济活力、公平与效率方面取得一个较好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普通人一定不要受这些经济学家的蛊惑。这些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他们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不想给国有企业保留位置的。十年前就开始要求向民（私）企开放所有国企垄断领域的许小年，他的那段特别露骨的话，我们可不能忘：“市场经济中没有必要存在国有企业，没有必要存在国有资本”。这些经济学家，即使观点稍微不激进的，也只允许国企进入不赚钱的行业，赚钱的行业都要交给私企。这其实就是钱由资本赚，亏损全民承担。
按照樊纲的说法，经济学家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那些主张国退民进，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经济学家，是代表谁的利益？肯定不是老百姓的利益，因为但凡是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他们连共同富裕都反对。人最可悲之处，就是相信那些在拼命算计自己的人，还把他们想象成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充当他们的炮灰。到现在竟然还有打工人认为张维迎是一个良心经济学家，看到他说“唯一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制，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还竟然信了。苏联的老百姓当年没有看清楚那些以西方经济学为信仰的这学者那专家的面目，他们没有站出来保卫苏联，保卫公有制，结果，他们就成了最悲惨的韭菜，苏联解体后十年时间前苏联人民的人均寿命降低了接近四五岁，这个数字背后得有多少家庭因为苏联的红旗落地而承受灾难，有多少人因此而提前死去？其中，最惨的就是到现在还在相信全盘私有化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乌克兰人，他们的国家再也好不了了。
四、中国的市场经济绝对不能是自由市场经济
恒大出事再一次说明，即便是在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也必须是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整和引导，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有形的手“。除了公有制，那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抨击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包括产业政策。他们要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是资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发明了一条不可能存在还要当成金科玉律的理论假设：市场自由运行可以实现自动均衡。这样的假设人类历史上从未成为现实，只存在于西方经济神学的书本和经济学家的大脑里。把假设当规律，与把神话当历史有什么区别？我们前几天的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本质就是现代传教士，其实一点都没冤枉他们。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经济应该比那些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更糟糕才是，可是现实正好相反，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各种不满意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越发展，他们就越懊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被证明错误，他们宁可中国经济失败，也不肯承认错误。这么无视事实，不讲逻辑，只有哪个群体能轻松做到？当然是传教士啊。一些宗教的传教士现在都在让人相信“地心说”，相信“地球是平的”。从这些经济学家的教徒特征，也能推理出他们信仰的那套经济学理论，根本就不是科学。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首先要庆幸中国没有按照这些人的建议，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发挥作用。从这些主张的利益倾向性就不难看出，虽然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神学，但这个神学极其讲政治，是完全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利弊与得失，确定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要搞市场经济，政府不能只是守夜人的角色，也不能没有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没有国有经济的领导，否则，无法引导非公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有管理的市场经济，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样子。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比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才符合正常逻辑。如果人类发展到今天，还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配置资源，说明人类在管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太小了。去年，中国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行专项整改，设置红绿灯监管，这都是保证市场经济不过度扭曲不失灵的有效措施。从去年开始，就在经济学家带领下，很多账号说计划经济要回来了，其实他们就是借此反对国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对一些违规违法的企业进行监管规范。西方的那套自由市场经济学说，有一个很邪恶也很侮辱人智商的理论，那就是资本是善的，政府是恶的。所以，资本可以自由，只需要监管政府，把政府权力关到笼子里就可以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权力。既然是社会权力，没有有力的监管一定会出现问题。资本根本也不是本性为善，“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这段话虽然出现在《资本论》里，但不是马克思的原创，原创者是英国工会活动家、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他在《工联和罢工》写下这段话。那句“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是马克思的原创。资本的本性既不善良，资本家也不是理性人。看看恒大和许家印，理性吗？看看中国房地产前50名的开发企业中那些资金暴雷的私营企业，他们一个个理性吗？看看国外，如果资本家个个保持理性，如果自由市场就能够最好地实现资源配置，就能够实现自动均衡，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列宁有一句话是对资本非理性最为形象和讽刺的刻画，“为了利益，资本家会出售绞死自己的绳索”。资本既不善良，又很贪婪，凭什么不能监管？失去控制和约束的资本，既贪婪，又不理性。市场经济凭什么不能设置红绿灯，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我们不光要加强监管，而且还要想办法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堵上资本私有制的机制漏洞，防止再出现收益个人化、债务公司化和风险社会化。对此类情形应该制定专门的法律，刺破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法人的面纱，可以直接追责到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财产。那些西方经济学学者，一方面以人性本恶自私，以共产主义违背人的本性来否定共产主义有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要让人们相信，资本的本性是善的，资本家是善的，所以，给资本以自由就对了。西方经济学连基本的自相矛盾都不顾，可见这种理论多么可笑，和圣经最大的差别就是多了一些数学公式，让人以为这是科学。
五、中国的资本项目不能放开，中国的金融防线不能松动
这个问题前几篇我们作为重点分析过了，但主要是从中美金融战的角度，现在正处于美国对华金融战的关键时期，我们多坚持一年，美国就可能挺不住了。美国金融战最怕的就是货币不能自由兑换。金融不自由化，美国的金融战就没真正的机会，熬也能把美国金融熬爆裂了。恒大问题的暴露，提醒我们，即使不从中美金融战的角度考虑，也不能放开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进出。如果放开，大大小小的许家印们就能够轻松地把更多的资金和财富转移到国外。昔日的房地产大鳄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外转移财富，被国家叫停。现在的许家印们，又发明了海外定向发行高息美元债的方式对外转移财富。中国的金融如此监管，都没有完全防住他们对外转移资产。如果放开呢？不用美国来做空，这些赚了钱就想跑的资本就可以做空中国。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先富们，想尽办法要把财富向外转移，不惜做空中国，掏空中国。那样会有更多的债务留在国内，财富流向国外，我们的经济会被做空、就会失控，美国会不战而胜。为了保卫新中国七十年积累的财富，我们必须坚持金融安全防线不松动。
六、不是什么样的私有企业都可以叫民营企业
华为的分配机制，已经与典型的资本私有制企业有很大的差别，具有了一定程度或者向社会主义企业过渡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样的企业，我们愿意称之为民营企业或民企。中国如果多几家这样的民企，那真是中国之幸。如果恒大这样的企业也叫民营企业，就会让人很不服气。恒大不但坑外部的债权人，连自己的内部员工都坑，分配利益的时候完全是私有制资本的贪婪嘴脸。向国家要支持的时候，就把自己标榜为民营企业。和国企争夺资源的时候，就借用“民”的名义。出了事，利润自己拿走，风险和损失由“民”分担，这是拿中国人民当什么？恒大这个事情说明，不是什么样的私有制企业都有资格叫民营企业。我们应该厘清这个概念，对什么是民营企业应该有一个标准，设定一个门槛。如果民营企业里面混进太多像恒大这样的企业，那这个“民营”很快恐怕就会跟“公知”一样污名化。
七、不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都放在监管上
主张私有化的人还有一个观点比较有迷惑性，他们说私有化也没关系，只要法治到位监管到位都不是问题。这是在用自由市场就能实现自动均衡之后的“市场乌托邦”忽悠我们之后，又用“法治乌托邦”来给我们加大迷药的剂量了。他们假定大资本势力不会影响立法、司法和执法。他们的“市场乌托邦”地球上从来没有过，他们的“法治乌托邦”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美国是他们的市场经济范本，美国的监管部门能够监管美国的资本不因为贪婪引发金融危机吗？事实证明，如果实行彻底的私有制，而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控制经济命脉，能够配合政府对经济引导引导，光靠政府的监管，是无法驾驭经济的，反而很容易被私有制资本控制和操纵权力，让监管失能、失效。
八、中国经济的表现为什么优于西方？
中国的这些经济学家既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又不能准确总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最狂热的自由市场经济信徒张维迎，竟然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按照张维迎的逻辑，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是没有市场经济，还是没有企业家精神？还是不能利用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为什么反而没有中国这么长时间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快，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优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优越在哪呢？肯定是优越在西方没有而我们有的地方，这基本上也差不多是那些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鼓吹我们改掉的地方。一是公有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土地、货币发行权都没有私有化，国有经济发挥着事实上的领导作用。二是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强，没有让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三是中国的金融没有放开资本项目，没有实行货币自由兑换，没有让周期性的美元潮汐尽情收割。四是党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的政治领导，保证了中国的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没有迷失于强大的西方和买办资本。五是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经济基础太雄厚，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他国家都没有，增强了中国面对外资的抗冲击能力，这是中国能够突破西方当初给中国设置的发展天花板，形成世界最大最齐全最完整工业体系的关键。六是新中国建立的举国体制保持着高于西方国家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在科技攻关和产业突破方面有极高的效率。七是中国的高素质人口和教育优势和以及中国人民勤劳聪明的传统。八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优势，既有最先进，可以对外输出对西方理论形成压制的伟人思想，又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张维迎说的那三个因素，其他国家也有，根本就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是中国经济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实现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度增长，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归功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的市场经济、企业家和西方的技术，要不是不学无术，要不就是故意歪曲。恰恰是张维迎极力反对的那些中国独有的因素，才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不是市场经济拯救了中国经济，而是中国经济拯救了市场经济。以中国的体制优越性，不通过市场经济就一定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我没看到有一个经济学家在不依靠谎言抹黑中国前三十年的前提下完成有说服力的论证，一个都没有。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中国不但已经在制造业方面追赶并超越西方，拥有世界最大的产能和世界唯一的全产业链，而且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抹平，同时，我们和美国现在同处于接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阵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炸裂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西方在三百年内通过三次工业革命建立的领先优势，正在消失，将被我们用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反超。我们这一代将有幸看到，中华文明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关系，引领世界完成和全面承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创建更高的文明，实现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全面逆转。面对千年一遇的历史机会，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相信一代代前辈用一百年时间的各种试错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唯一能够发展中国的道路。我们不能迷失自我，不能失掉自信，更不能被对方的认知战失去正确的认知和判断，让我们自己打败自己。胜利不但就在前方，而且只要我们不犯原则性和颠覆性错误，我们伟大目标的实现就在不远处。（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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