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先人们积累下来的智慧为现实服务，重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长处，把它们吸取过来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服务，是毛泽东包容性品德之一，也是毛泽东的重要的领导方法之一。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泽东能为全党出好主意、引领全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包容性品德，重视和善于运用“古今中外法”。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谈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阐述了“古今中外法”。他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古今中外法”分为“古今法”“中外法”两面和古、今、中、外四方，而这两面四方又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今”是从“古”发展来的，无古不成今。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外”也就没有“中”。中外关系中包含着中外相互影响的历史发展。古今关系中也包含着中外关系对历史发展过程和当前现实的影响。古今是中外空间下的古今，中外是古今时间下的中外。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总起来看，“‘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给高级技术干部讲话】
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是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提出来的。整风学习运动经过了学习运动、改造学习运动、整风学习运动三个阶段。“古今中外法”随着这三个阶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第一个阶段学习运动的发起，是以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为标志的。会后，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学习运动阶段毛泽东提出了“通古今”和“通古今就要学习”的问题，开始形成“古今中外法”的一些内容，即结合学理论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还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等内容。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
第二个阶段改造学习运动的发起，是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为标志的。毛泽东批评了研究现状存在着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问题，研究历史存在着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的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问题。这些都是学习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对此，他提出改造学习的任务，即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分析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改造学习运动阶段，毛泽东在阐释实事求是含义的同时，也论及了“古今中外法”的基本含义。
第三个阶段整风学习运动的发起，是以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标志的。改造学习运动对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以劝导为主。整风学习运动对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强调纪律的约束，以整顿为主。整风学习运动中突出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学习。正是在整风学习运动阶段毛泽东谈如何研究党的历史时系统阐释了“古今中外法”。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又多次丰富了“古今中外法”的论述。
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是在延安学习运动、改造学习运动、整风学习运动中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要提出“古今中外法”，就是要解决全党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的问题。
首先，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是要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和工作的本领。这个本领一部分来自实践取得的直接经验，另一部分来自向别人、向历史、向外国学习取得的间接经验。
毛泽东在学习运动中提出，每个干部要有本领、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就要学习。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取得经验，增加知识，实现本领高强。他说：“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对全党来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他号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这段话告诉人们：除实践获得知识外，多数知识是历史上世世代代积累起来和从外域传进来的间接经验。学习，除了向自己的实践学习，大量的是向别人学习，向历史和外国的经验学习。所以，毛泽东认为“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一个没有文化、不识字的人，只能限于直接见闻，难以学习历史和外国经验，从而难以达到本领高强。这些正是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的首要原因。
其次，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是要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克服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利影响。
教条主义者只会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他们将理论与实践、外国经验与中国实际脱离开来，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一定的民族形式，主要的是指由语言、文字、典籍承载的民族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域外传过来的理论，不仅要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还要同历史遗传下来的文化相结合，这个理论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割裂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就会走上失败的道路；古今中外两面四方的关系结合得好，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有鉴于此，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纠正“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的错误，避免割裂古今中外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能提出“古今中外法”，与他精通中外历史，特别是精通中国历史，重视正确处理古今关系、中外关系密切相关，也与他亲身感受过教条主义的危害，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与
毛泽东从小就读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熟悉经、史、子、集等典籍，有着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彭德怀曾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周恩来指出：“毛主席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在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早年毛泽东就感到“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4年，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毛泽东说：“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外国记者合影。前排左起武道（美）、普金科（美）、爱泼斯坦（美）、富尔曼（美）；后排左起夏南汉（美）、斯坦因（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
毛泽东也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美社会和政治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1912年秋冬之季，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图书馆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律学和政治学著作，约翰·穆勒的逻辑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于1917年至1918年精读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作了大量批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除精读了《孙子兵法》，还精读了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苏联人写的《论战略》，还看了外国人写的《战斗纲要》《联合兵种》《战斗条例》《战役问题》《论内外线作战》等著作。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重要原因之一是从这些著作中吸取了智慧。
深知中国历史典籍中有“宝贝”，也深知外国历史和著作中有“宝贝”，深知这些“宝贝”可以帮助解决今日中国遇到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能提出“古今中外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逐五四运动的大潮，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从外国传过来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是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党的一大代表之一，也是开创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教条主义是违背这种结合的。教条主义在党内处于主导地位时，“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教条主义认为毛泽东上山搞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本本”上所没有的，并讥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亲眼看到教条主义者“从书本上讨生活”，“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认定“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亲身经历了教条主义者脱离历史基础和民族基础解决当今问题、脱离中国实际乱套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结果造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痛失败。
毛泽东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教条主义的祸害，是他在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能提出“古今中外法”的又一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运用“古今中外法”的。
对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来思想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主观主义地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夫子的东西，毛泽东认为“不可一笔抹杀，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也不可一切照搬。“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孔子的好学精神、躬行精神传承了一辈子，对孔子不喜欢劳动的行为和“三纲”思想也批判了一辈子。同对孔子一样，毛泽东对所有历史遗产都要求实事求是，“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毛泽东认为，“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例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战争目的的认识、集中兵力的认识是赞成的，但对其夸大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则是不赞成的。总之，毛泽东要求对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都要实事求是。这是他的“古今中外法”的认识论基础。他说：“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同时，实行好“古今中外法”，又是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必需。很显然，离开历史基础和世界视野，或者削足适履地受历史和外国思想的束缚，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毛泽东是在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古今中外法”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即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既分析了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无特殊性即无普遍性；也分析了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联结的，绝对的特殊性是不存在的。他指出：“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道理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古今中外法”的辩证法基础。毛泽东指出：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思想，对外国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思想，都是学习其普遍性的经验和知识，而不是学习其特殊性的内容。
毛泽东是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运用“古今中外法”的。
重视古今关系不是要食古不化、泥古复古，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了古为今用、做好今天的事情。重视中外关系不是要东施效颦、全盘西化，而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为了洋为中用、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毛泽东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毛泽东向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学习，向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学习，向杨继盛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学习，对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大作用。毛泽东向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学习，向孟子的“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学习，对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也发挥了大作用。毛泽东反复介绍《列子》中讲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至少讲了三次，其目的就是号召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结果在实践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对封建“三纲”的专制思想的批判，对推动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对孔子轻视劳动、轻视劳动者的批评，不仅对推动延安大生产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推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树立劳动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
凡此种种，无一例外地证明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出色的代表。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遇到重大问题就翻《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新民主主义的创新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重视研究西学，重视从外国人物那里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吸取智慧。例如，毛泽东研究拿破仑在军事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研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理论，研究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对英国人的打法，对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指导敌后抗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那时就明确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批评：“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他指出：“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
在国家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而且提出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论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要求既要向外国学习，又要区别其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今天更要这样；但一定要中国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学习，都要为中国所用。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不仅针对音乐指出“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对于科学，“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对于医学，“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提出“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凡此种种，又无一例外地证明毛泽东是洋为中用的出色的代表。
（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党史博览》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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