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纠结于毛泽东心头的问题！

 

 

毛泽东知道，要求那些和他一道浴血奋斗过来的战友们过多地放弃已有的物质利益是不现实的，他一面苦口婆心地呼吁他们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对他们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在这些话里，可以听到毛泽东内心的无奈与担忧。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担忧呢？

 

毛泽东在他深陷重病、自己觉得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时，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的彻夜长谈（1974年12月26日），其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泽东上述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呢？它针对的是表现为分配制度等级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随后不久的另一个场合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那就是说，如果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即使消除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制，那这个国家也还是一个跟旧社会差不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这个论断是非常尖锐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曾经十分高兴，他自己说，49年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时也没有这么高兴，他期待着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出现在中国这片广阔而古老的土地上。可是，很快他“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觉，虽然所有制问题解决了，可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

 

这种“不平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等级制，首先就表现在收入和待遇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毛泽东说：“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既然毛泽东“从来就反对”，那为什么会实行，又为什么会一直实行下去了呢？

 

建国之初，对于刚刚执掌国家政权，初次着手管理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还只能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称为“老大哥”的苏联为榜样，各种政策都以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为依据。苏联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认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它违背按劳取酬原则，阻碍生产发展。这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认识，依此实行了由革命年代的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

 

虽然毛泽东对体现平等精神的革命年代供给制深为留恋，但对于以“学习苏联”为大旗、并已为党内绝大多数人所赞同的这种转变，毛泽东最初没有提出明确反对，只是再三提醒不要差距太大。毛泽东接受这个转变，也是出于对于一个实际情况的考虑。他解释道：“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基于这个现实情况，他说：“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内心赞同这种转变，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让步”。

 

可是，毛泽东很快发觉，这种以等级差别为特点的工资制的实行，越来越表现出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与他根深蒂固的追求社会平等的价值观严重冲突。

 

首先，毛泽东发觉，工资制的实行非但没有调动起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反而助长了追名逐利的风气，甚至引发了领导干部在工资待遇上的矛盾纷争。毛泽东说：“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

 

与此同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变了，出现了党政机关脱离群众的倾向，并且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这样描绘一些高级干部的样子：“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由于干部脱离群众，也就使得群众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出现离心倾向。毛泽东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于是，毛泽东开始公开表达出对职务等级工资制的不满。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几年，毛泽东对以学习苏联为名的工资制改革还是取低调与基本不介入的态度，那么在斯大林过世后，特别是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后，毛泽东就不断发出对工资制改革的批评。

 

1956年工资改革刚结束，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所实行的党政人员工资标准提出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在毛泽东的批评下，国务院对党政高级干部全面降薪。毛泽东后来又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在他的压力下，1959年2月和1960年10月，高级干部的工资又两度降低。为了推动降薪，毛泽东带头降薪。他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给他定的最高级工资，60年他再次降薪。与职务工资等级制相关联的等级差别还有给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毛泽东也提出批评：“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工资的增加应该“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工资制深为不满，却一直没有强行废止工资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1958年发生的一件事充分反映出他对此问题的一个矛盾心理。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党刊《解放》上发表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认为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其结果“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对照毛泽东的类似讲话，可以看到，张春桥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出了毛泽东的意思，因此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

 

但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许多人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加上口气比较灵活的编者按语。毛泽东复函吴冷西：“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显然，毛泽东基本上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但张文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呼应，相反是一片反对声。

 

毛泽东认为张文“有一些片面性”，“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就是认为工资制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是在58年的10月13日，之后不久的11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的批示中：将原稿中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有的正在破除”，改写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那些有用的部分，则还保留着，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在物质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也没有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完全排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曾动员党内高层以批评借鉴的态度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以总结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毛泽东对于平等社会执着追求的价值取向与可行性的现实考虑之间发生了冲撞，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就成了一直纠结于毛泽东心头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毛泽东想，“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而且“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那么，党员干部应该可以带头恢复体现平等精神的供给制。于是，他多次考虑在干部中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并在58年8月21日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明确提出“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然而，恰恰是在中共党内和干部层中，尤其在高级干部中，毛泽东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抵制。毛泽东8月21日刚刚发出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的号召，10月13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赞扬供给制的文章就在干部中遭到冷落和反对。尽管毛泽东用加编者按的方法，有意引起大家关注并且明确表达了基本肯定的态度，却毫无作用，这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借张春桥的名义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其实正是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内心有气。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大多数建国有功的干部来说，当年出生入死打下天下，如今享受胜利成果，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1949年中共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就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多表示支持。毛泽东当即反驳：“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尽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干部中存在这种心态是普遍而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58年对张文的反应，使毛泽东更加认识到要扭转这种情况阻力很大。自此以后，毛泽东虽然一再发出对薪金制的批评，却再也没有在实际政策上提出废止薪金制。

 

尽管如此，职务等级工资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不断地敲打着毛泽东的心。

 

苏共是中共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范本，苏共的变化给毛泽东敲了警钟。那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写出的著名的“九评苏共”，指出苏共党的高层在这种制度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在苏共变化的这面镜下，毛泽东对中共党内的情况也十分担忧。他觉得那些高官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然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又谈何容易。这个问题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病，这才有了他与周恩来彻夜长谈那一幕。他要把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的事情交给后人，为此，他郑重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个问题不解决，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一定要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不可避免的有一个阶段要保留甚至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如何避免由此引起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理论上也还没有真正解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要在理论上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从而更加怀念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平等，军民一家那种和群众亲密无间的情景。他在去世前不久观看一个电影中解放军入城时受到群众衷心欢迎的场面，竟会触景生情到嚎啕大哭！这哭声包含着他多么复杂的心情：既有对过去辉煌的留恋，又有对未来难以确定的担心；既有壮志未酬的无奈，又有不被战友理解的惆怅。

 

毛泽东离开了我们，把这个一直纠结在他心头的问题留给了他的后继人。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来源：“伟大的他说人民万岁”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