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认真研判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举措和战略策略，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并行之有效的重要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的精髓要义，简而言之，也就是“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全面抗战时期，国内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政策举措和战略策略也就需要不断调整。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直注意遵循并坚持运用这一方法，对于指导全党分析和把握形势变化，推动抗战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研读本文，重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统揽全局，领导全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历程，对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好各项工作，当有裨益。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
高长武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学术界已经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多着眼于阐述和评价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历史意义，缺少从工作和决策方法的角度进行解读的深入研究。通过结合历史文献和具体历史背景，全面梳理抗战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时始终遵循的一个重要方法：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
所谓“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就是在制定战略、策略时，需要首先对局势作出正确判断，然后再据此确定战略、策略。这实际上阐明了“局”与“略”的前后因果关系，也指明了制订战略、策略所应遵循的一条重要方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国际战略的制定显然就应该围绕这一主要任务来制定。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战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共国际战略的目标是再清晰不过了，但是，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国际战略不可能一成不变。实际上，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熟练运用“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这一方法，及时根据国际局势变化调整国际战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国际战略的调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5年策划所谓“华北自治”，再到1937年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这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和政治局势，也影响了整个远东地区的局势。
日本侵华加剧之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正经历着艰苦的反“围剿”、长征并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历程。虽然面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着日本侵华的一举一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通过分析，毛泽东对抗战爆发前后的国际形势作了如下判断：
第一，随着德意日三国力量的增长并奉行法西斯主义疯狂扩张，一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面临挑战，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迫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意日三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并陆续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疯狂扩军备战，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改变世界格局，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意大利也宣布加入。这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为重新瓜分世界，结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毛泽东由此预见到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他指出：“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第二，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德意的扩张，世界正在逐渐形成侵略和反侵略两大阵线。1937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同美国学者彼森谈话时提出这样一个论断：“资本主义世界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希望和平，保持现状；另一部分，由法西斯侵略者和新的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组成”。1938年2月11日，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他更是直接将世界划分为侵略和反侵略两大阵线。他指出：延安反侵略大会以及“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
第三，世界是一个整体，和平不能分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世界性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苏美英等国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在对国际局势作出如上判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内抗战的局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是团结和争取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战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共一直视美英等国为对内剥削压迫人民、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是革命的斗争对象，是不可能搞合作的。对比可见，这一国际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
在坚持这一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毛泽东提出了如下几条策略：
第一，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将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区别开来。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都是为了世界的进步”，需要相互支持，“不应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区别”。同时，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也主张区别对待。他认为，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它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美日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从1936年到1938年间，毛泽东陆续会见了斯诺、史沫特莱、韦尔斯、彼森、拉铁摩尔等美国记者和友好人士，欢迎他们造访延安，感谢“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美国社会团体采取的声援中国抗战的行动，赞赏美英等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的一些做法。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会谈中，肯定了美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角色。1938年2月，在回答记者“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的提问时，毛泽东指出：“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毛泽东的这些表态和做法，是要缓和并修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为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作了烘托。
第二，提出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支援中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改变了此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与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建立反日联合阵线的主张。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专门就此阐释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支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更是明确指出：中国“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37年3月，在回答史沫特莱的提问时，毛泽东进一步作了阐释：“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7月23日，毛泽东就明确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随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又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一条便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至此，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越来越清晰和明确了。
第三，保持对美英等国的警惕，清醒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两面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虽然美英等国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但是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本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下子与日本决裂，而是奉行所谓的“中立”政策，玩起了两面手法，一面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并给予一定支援以牵制日本，另一面又希望通过牺牲部分中国权益，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们在远东和中国的既有利益，当然还不忘向日本出售武器和战略物资，大发战争财。“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毛泽东这话可谓一语中的。
时间进入1938年中期后，国际局势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在欧洲，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实际上是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11月，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这表明，英法等国对德意法西斯的绥靖主义政策达到一个顶峰。在远东，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了侵华策略，军事上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集中主力对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政治上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政府投降，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英等国对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使中国能够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力量，但同时也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的妥协，甚至有意将日本帝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一时间，“东方慕尼黑”的阴云在中国上空徘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二战全面爆发。美英法等国奉行“先欧后亚”战略，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欧洲战场，“东方慕尼黑”的阴云更为浓密了。此时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共对局势判断的事情：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了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并及时察觉到了“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他从剖析英法等国所谓“不干涉”和“中立”政策的实质和危害入手，对可能出现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进行了揭露。他指出，所谓“不干涉”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执行这一政策，“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他还特别针对1939年7月24日英日两国签订的《有田——克莱琪协定》指出：“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而“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可以说，“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酝酿，是当时中共制定国际战略所面临的关键“局”。
略从局出。很显然，与这样的“局”相对应，应该采取的“略”就是揭露并化解“东方慕尼黑阴谋”。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应对策略。
第一，发出指示，制造舆论，正面揭露和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毛泽东也通过发表谈话、演讲或文章等方式，在多个场合揭露美英等国绥靖政策的本质和危害，提醒人们防范“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危险。
第二，批驳对太平洋国际会议抱有幻想的错误观点，呼吁坚持抗战和团结、反对投降和分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英美法等国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妥协，出卖中国。有许多人宣扬，“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专门发表文章对这类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乃是诱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钩谁就准备受烹”。他还专门揭露英法等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是“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毛泽东忧虑地指出：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他呼吁全体中国人民，放弃任何幻想，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第三，揭露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本质目的，主张与苏联及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统一战线。美英等国的绥靖政策，让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更多认识。1939年9月14日，他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而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与抗战之初毛泽东主张建立的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主张有了显著区别，“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已不在联合的对象内了。
第四，重申世界整体性观点，告诫英美等国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虽然对美英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将之排除在“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外，毛泽东依然留有余地，不忘以世界整体性的观点告诫他们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为此批评孤立主义的观点说：“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他提醒英、美等国，中国如果战败，英美将“不能安枕”，世界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德意日发动侵略战争，“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这些策略和举措，有力地揭露了“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实质和危害，有效阻止了其成为现实。然而形势总是比人快，随着二战战火的蔓延，国际局势又发生了微妙变化，中共的国际战略面临着再次调整。
1940年6月5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10日，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二战战火扩大。6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面临的形势。毛泽东指出：这样的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美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毛泽东的分析见微知著，透彻入理。随着战火蔓延，美英法与德意日矛盾的激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之间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至少就大大降低了。
正如毛泽东预料，1940年9月，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这样美英法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就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这一事件作分析。毛泽东认为：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这里，所谓共同的敌人，显然是指德意日法西斯，尤其是日本。11月6日，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则直接表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加强与英美的外交联络，与此前把他们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相比，这是一个明显变化。
进入1941年后，国际局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发生了三件有代表性的事件：4月13日，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些事件的发生自然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关于苏日签订条约，4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苏日条约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17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条约签订后，“第一日本威胁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对德，第三苏联获得自由”，“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为什么这么判断？条约的签订，对苏联来说，暂时巩固了东线和平，在西线战争风险迫近的情况下避免了可能的两线作战的危局；而对日本来讲，北线有了保障后，就可以向中国西南腹地和东南亚地区进攻。这样，美英等国及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媾和的可能性就大大地降低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国际局势和应对策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里直接用了“联合起来”这样的词汇，比此前的“加强联络”显然更进了一步。6月26 日，毛泽东修改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转折点。以前的世界政治的旧面貌，因苏德战争而终结”。社论认为，苏德战争和苏联参战已经改变了二战的性质。在同日起草的一份电报中，他还指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党内指示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这些论述核心意思有两条，一是说二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变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二是说英美等国不再是斗争对象，而应成为联合对象。
如果说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初露端倪，那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彻底促成了这一战线的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中共即发表宣言，声明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侵略美英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法西斯阵线和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同日，中共发出《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统一战线的建立背景、组成部分和积极意义作了说明，并特别指出，建立这一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宣言，宣布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这样的局势判断下，中共的抗战国际战略也就相当清晰了：积参与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并注意“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也就是说，要从之前单一联合苏联转向同时联合苏美英，甚至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更侧重与美国的联合。
侧重与美国的联合也是根据当时的局势采取的符合实际的策略。当时反法西斯阵线中的几个大国中，苏联忙于应对德国入侵，没有更多的力量支援中国；法国本土被占领，撤退出来的力量联合英国陷入与德意的苦战；只有美国地位特殊，本土没有受到战争波及，援助中国有经济军事实力的保障。除此之外，发展与美国的合作，不仅可以争取到一些援助，增强抗日力量，同时也有可能通过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抑制其发动反共内战。
这一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在1944年达到高潮。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推进，国共力量对比出现微妙变化，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让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失望，对日军南下可能危及美国太平洋战局的部署感到不安。应中共之邀，这年6月和7月底、8月初，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访问延安。
在美军观察组访问前夕，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罗斯福可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力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争取变为铁托；如果蒋介石的力量太弱，美国反攻非经过我们不可，它就有可能直接援助我们。毛泽东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他对美国特别是对罗斯福的看法之上的。他认为，尽管罗斯福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但他是资产阶级领袖中的进步派，主张联苏抗击法西斯，对华政策是共同抗日，抑制中国内战，希望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毛泽东还认为，美国要打败日本，要在中国登陆，必然需要中共的合作；战后，美国要为战时庞大的生产力寻求市场，中国也是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出于这样的形势判断，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同访问团成员多次谈话交流，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亲自作出部署，积极与美军开展搜集情报、设立电台、搜救飞行员等方面的合作。
1944年9月，中共公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11月7日，赫尔利访问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四次会谈，并签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围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提出了五点草案。至此，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达到了高潮。
四、1944年底到抗战胜利
事情的突然转向往往出人意料。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态度马上来了个反转，背弃他在延安的承诺，转而支持蒋介石提出的旨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独裁、取消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三点“提示案”。事情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多次批评蒋介石政策的史迪威被撤职，中缅战区随之撤销；对中共比较友好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戴维斯被调离；美国各报对重庆的批评突然缓和下来；美国逐步增加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物资，以加速装备重庆军队。1944年12月，在遥远的欧洲还发生了斯科比事件。在击退德国法西斯后不久，驻希腊英军司令斯科比就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逮捕和屠杀希腊爱国人民，并宣布解散希腊人民解放军。
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并对此前一段时期的国际战略特别是对美外交政策进行重新评估。1945年4月1日，毛泽东会见谢伟思，请他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再次告诫美英政府：“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同时，他非常重视斯科比事件的发生，并多次谈到此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政府“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告诫那些“给蒋介石撑腰的外国人”，要推出斯科比，那是不行的。他特别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千万不要出斯科比，“变成希腊”。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整个国际格局的分析上。他对国际格局作了如下分析：其一，世界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其二，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中国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其三，法西斯国家被打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其四，资本主义在向下走，社会主义苏联和人民民主力量向上走。从经济上说美国居于领袖地位，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而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毛泽东还颇具深意地要求党内干部看清大局：“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这表明，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显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出现世界两极格局的可能性。这一判断为中共国际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直接依据。
1945年4月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明确转向则助推了中共国际战略的调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布：美国不会同中共合作，美国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污蔑中共及其军队阻碍中国统一。不久后，罗斯福病逝，极力反苏反共的杜鲁门上台，公开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
毛泽东对美国这一政策进行了严正批评和反对。他明确指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7月10日、12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连写两篇评论告诫美国政府：美国这一政策是“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然而，美国对此置若罔闻，至此，中美抗战时期形成的合作关系趋于结束。
这样，在抗战胜利前夕，根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中共的国际战略再次发生调整，由之前的同时联合苏美英，再次转向侧重联苏。而这一战略的变化，也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中共及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五、结 语
由上述可见，在抗战时期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遵循并坚持运用“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的方法。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及时观察到了抗战爆发对中国国内局势和远东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作出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的判断，进而制定了对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东方慕尼黑”的阴云在中国上空酝酿之时，他又把国际战略的着力点放到了揭露、批判并防范美英等国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媾和的阴谋，与苏联和世界人民共同建立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统一战线上；当二战战火进一步蔓延，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二战性质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之时，他又适时提出了联合苏美英等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初显，世界两极格局初露端倪，美国对华政策由扶蒋容共转为扶蒋反共之时，他在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同时，提醒中国人民防止斯科比事件在中国的重演，同时将联合苏美英的战略实际上调整为侧重联苏的战略。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阶段上，毛泽东对国际战略的制定与调整，都不是随便的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总是先从对国际局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和判断开始。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国际战略的有效和正确，进而也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和正确。
从本质上讲，这一方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在战略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局”就是局势，“略”就是方法。“谋局”就是要弄清楚局势怎么样、怎么发展，属于世界观范畴；“谋略”就是要弄清楚在既定的局势下该怎么办，属于方法论范畴。“谋局”决定“谋略”，面临什么样的“局”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略”。毛泽东曾形象地概括说：“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全局在胸”就是“谋局”，而“下一着棋子”则是“谋略”。当然，面对同样的“局”，不同的世界观、方法论，谋的“局”、“略”也会不同。国际局势往往错综复杂、变化无常，正确的“谋局”、“谋略”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国际局势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制定国际战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中国的事情放到国际局势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认识，把正确分析和判断形势作为制定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当我们对国际局势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的时候，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才能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即使一时面临很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困难取得发展；相反，当判断发生重大偏差的时候，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就会阻碍工作的开展，即使客观形势比较有利，也会错失良机，甚至遭受挫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我们制定国际战略时，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学习和记取，“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的方法值得永远坚持和运用。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无弦琴上有希声”，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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