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强 连通：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 昆仑策
-
刘会强 连通：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2023-04-1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刘会强 连通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回了一封长信，商讨新民学会的活动目标和实现方法，表示赞同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学会方针，方法采用“俄国式的”。在一个月后召开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解释说，确定这个学会方针的理由是，“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方针中的“世界”表明学会主张的国际性，“中国”则体现了学会活动的“下手处”。这意味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之初，就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体现出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人类情怀。
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结合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背景，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的阶段、方位、性质、道路、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进行战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主张。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研究中国国情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划分，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伟大的一部分”，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是处理好本国与外部世界关系，进而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革命道路的前提和依据。毛泽东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为指导，结合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阶段划分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和发展趋势。
（一）革命和战争时代的世界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
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求解放征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革命和战争”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内容。毛泽东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时代的变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客观上推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想法，已经成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政治幻想。
一方面，毛泽东对革命和战争时代的世界矛盾作了分析。《共产党宣言》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是资产阶级时代的鲜明特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两大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并随着垄断资本的扩张拓展到了全世界，引发的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对此，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进行了分析。他说：“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和最高表现。战争往往引发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掀起革命风暴，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建立的殖民体系随之趋于瓦解。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革命和战争时代的发展趋势作了判断。《共产党宣言》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以此为理论依据，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观点（即“一国胜利论”），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从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此消彼长的态势日趋明显。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四只脚的马”，实力被不断削弱：“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比过去“更削弱了”。在1947年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提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二）世界历史背景下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和未来走向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同时，“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毛泽东关注到了国际关系变化的这一特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可能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对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历史新纪元，正是他们摆脱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契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毛泽东分析指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作了划分。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的目的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就第一步而言，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中国之所以不可能，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就国际环境而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已经宣告终结，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前途与时代发展潮流相左。帝国主义也“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从国内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因素”会有一个相当的发展，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等，这些都表明，中国革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后来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证明毛泽东上述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世界历史背景下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而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坚持本国阶级斗争与国际主义原则相结合的思想，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破解难题指明了方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上述思想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
毛泽东自觉将中国与世界作为一个交互作用的系统整体予以全面把握，深入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阶段和特征。抛开中国与世界联为一体的基本事实，很难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来龙去脉和主要特征；而中国接受外部世界影响的方式、程度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因素，必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两个方面，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战略思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世界革命普遍经验的中国表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对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其经验同样是“有世界的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领导本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提供了原则和遵循。然而，遵循普遍规律决不意味着每个国家不应有自己特殊的革命形式。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批驳了拿着世界历史教科书否定十月革命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同样，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反对机械运用俄国革命经验的做法，强调认识中国革命特点的重要性。他提出，“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
十月革命采取的是首先占领中心城市的形式，这是由俄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有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国情基础，革命的表现形式必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机械地看待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并将其绝对化，忽视了俄国经验背后的基本国情。这导致他们用简单移植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看似具有世界眼光，实则缺失了对世界革命经验的中国表现形式的独立探索，所以最终必然归于失败。
与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近代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以上就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特点。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无论在斗争形式上、还是在道路选择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后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已经证明了这一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二）近代中国基本国情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交互作用的结果
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揭示，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以后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社会变迁之后形成的科学论断。他进一步指出，造成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西方的影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和现代工业生产的廉价商品，在全球范围开拓商品市场、争夺势力范围，建立起了“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体系，东方国家普遍面临着或者灭亡、或者被殖民地化的命运。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东方大国，还能在近代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绝不是出于西方列强的怜悯和仁慈，而是中华民族不甘于被侵略、被奴役奋起反抗的结果。
正如毛泽东 1939年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即“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不断成长的革命力量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
尽管中国近代以来，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的多种尝试都失败了，但救亡图存的意志愈挫愈勇，战胜强敌的智慧愈益增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而作出的正确抉择。
（三）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面对资本的世界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和实践，是这一号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以此为理论指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日益完善，主要体现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 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毛泽东审时度势，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明确提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1940年 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
究其原因，一方面，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苏联在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对华援助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德、意、日法西斯组成的侵略集团威胁着整个世界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同邪恶、光明同黑暗、进步同反动的大决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指出，英、美等国存在的中国抗战与其无关的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
为建立和扩大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坚持既广泛联合又区别对待的原则。1941年 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同年 7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明确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两个凡属”充分体现了广泛联合的原则。同时，联合也是有区别的：既不能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又不能忘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区别，还不能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
第二，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原则。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但是，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完全寄希望于外援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但国际形势不是按照这些人的主观意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进一步分析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统一战线相结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斗争的坚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为巩固和扩大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从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日益加深、密不可分。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历史新纪元推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中国革命的世界方位和世界历史意义，毛泽东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眼光作了分析和论断。
（一）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毛泽东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新旧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变化，但中国革命的世界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同许多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没有民族尊严和国际地位可言。中国人前赴后继地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之道，但种种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即便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也没有赢得西方国家应有的尊重。
中国革命世界方位的重大转变始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这场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用推翻俄国资产阶级的方式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体系的一个缺口，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鼓舞和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革命斗争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由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就中国来说，“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便在事实上融进了瓦解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的伟大进程。虽然这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然没有改变，但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增大。1940年 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指出：“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
（二）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战的伟大意义
中国革命的世界方位，决定了中国革命承载意义的双重性：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同时，具有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意义。毛泽东以抗日战争为重点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战的性质。
早在 1936年 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外交问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等问题时，就揭示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必然规律，并高瞻远瞩地阐述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和国际影响。他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两种结局对世界的影响：“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反过来，如果中国成功战胜了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那么，“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同时也是为太平洋的和平而战、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战。1945年 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也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尽管日本法西斯的强大和近代中国的贫弱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持久性，但是，“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因此，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无疑是必然规律。英勇的中国人民追求的不仅仅是自身的自由解放，而且是全人类的持久和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事业。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要取得胜利，既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也需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定践行着这一路线。一方面，领导全国人民毅然决然地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秉持国际主义原则，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经过 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世界意义的论断和预见变成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始终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顺应革命和战争时代的发展趋势，带领全党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体现出宽广、博大的世界眼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 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一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为那些遭受西方蹂躏的国家和民族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提供了道路选择和经验启示，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以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重温这些战略思考，可以为新征程上我们更好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好地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作者：刘会强，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连通，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的文献”，原刊于《党的文献》2023年第1期）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