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为发展国货，开国领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

 

毛泽东检阅红旗轿车

 

周恩来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工作者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刚进北京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实行供给制，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的手表都是从香港买来的，每人一块，给总理的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仔细地欣赏着这块漂亮、精致、报时准确的手表，内心并不欢喜，而是长长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终于，上海能够生产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手表了！

 

周总理知道了，漫卷书诗喜欲狂，扬手遥指东南，对秘书们说：“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周总理有广告意识，但那时的生产制造厂并没有这样的商业头脑和意识，不知道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会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真的卖了一块表给总理，要价120元。当然，后来的市场价就是120元。

 

周恩来戴着这块表参加各种活动，就经常豪迈地亮出手腕看表，展示给外宾看：中国人自己也能制造出精致的手表了！

 

 

 

和手表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轿车，包括毛主席、周总理。

 

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而1949年3月，毛主席进入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时，乘坐的是刚刚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

 

 

 

这辆吉普车极其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和行驶无关的零件和装饰，甚至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乘坐舒适性差，可折叠的车篷只能象征性地遮风蔽雨……但是，这辆汽车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够“奢侈”。

 

毛主席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感到太寒碜了，觉得有必要拉兄弟一把，就送了一批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0”、“吉斯－5”等一批高级轿车给中国领导人。

 

即使这样，中国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还是成为了新中国所有领导人心头的痛。

 

单单1958年这一年，毛主席就曾经在三次大会上提出要自己制造小轿车。

 

由此，一汽开始了东风牌小轿车的试制工作。

 

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经济禁运，一汽买不到参考样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不知从何下手。

 

恰巧，法国“雷诺”汽车厂特意给周总理送了一辆“雷诺”牌小轿车。这辆车，总理不坐，直接转送给一汽作为参考样车拆卸研究。

 

在周总理的带头下，朱德委员长把他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送给一汽，陈毅副总理也将自己坐的奔驰600型轿车也赠给了一汽。

 

这样，在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下，1958年7月，我国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试制成功。

 

周总理无比欣慰、无比高兴，当即就把红旗车定为自己的专车。

 

周总理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种车还没有定型，性能还不稳定，没有经过检验，希望他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用。

 

周总理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了红旗车，就是为他们作广告。

 

 

 

从20世纪60年代起，凡属大的活动，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总理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

 

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风光得很。”

 

后来，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有关部门想给总理换奔驰车坐，周总理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就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

 

周总理常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汇很昂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1962年12月，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周总理就用红旗轿车进行接待。

 

总理说：“红旗车这么敞亮，最适合接待外宾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带500余人的庞大访华团来访问中国，出发前，首先提了三个正式条件，一，总统专用车运到中国；二，总统专机直达北京；三，电视转播车从美国带来。

 

周总理听了，一秒钟的思考时间也不要，立刻回答：“一、车我们有；二、美国飞机停在上海；三、电视转播车带来可以，但使用权租给我们！”几句话掷地有声，绝无转圜余地。

 

黑格将军吱声不得。

 

因为有了中国造的红旗轿车，周总理用它成功地挡住了美国的总统专车，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在大是大非跟前，总理用他的民族自强精神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形象和尊严，可是，在生活中，总理也遇到了一件终其一生都没能解除的冏事。

 

这个窘事就是：刮胡子。

 

总理的美髯是很出名的，远看象画像里的关云长，潇洒飘逸，可是近摸却是猛张飞式的虬须，又浓又密，偏偏还根根如铁。

 

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由于缺少刮胡刀片，总理就养着蓄着这一副美须。

 

 

 

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不得不特别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

 

北京饭店朱师傅倒是可以帮助总理修面，但总理却不愿意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自己用安全刀刮胡子。

 

总理的时间安排永远是那么紧，偏偏，那时中国制造的刀片质量很次，常常，总理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总理日理万机，所有的活动安排都得用分秒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而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怎么能不急？

 

可令人遗憾的是，国产刀片质量就是上不去，始终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

 

这样，刮胡子和珍惜时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而且，总理觉得，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虽然外人不知道，但总理的内心就是过不了这道坎。

 

总理固执地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就没能让总理痛快舒服地刮过一次胡子，那些新买的刀片才刮几根胡子，就变钝了。

 

不错，周总理的胡子是太硬太粗了，但，国产刀片也实在太不争气了。

 

多少次，总理刮一次胡子得换好几张刀片，而且，在刮的过程中，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秘书何树英回忆：有时刮着困难，总理也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

 

 

 

何树英等人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一个劲在感慨：中国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总理到缅甸访问，随行的卫士高振普自己掏腰包，偷偷地给总理买回了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

 

带回国后，一天早上，总理装好安全刀，匆匆刮脸，马上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大家儿狼狈不堪，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谁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已经擦抹掉了刀片上的肥皂沫，何树英不等他看到上面的字母，赶紧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盯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作者：覃仕勇；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号  转自我们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