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涛：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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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涛：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2022-10-10
【内容提要】作为“党领导一切”的先行者、探索者和奠基者，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初步提出，全民族抗战时期明确党“应该领导一切”，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党必须领导一切”，再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并采取一系列举措，坚决纠正各种偏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确保了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在内涵上，毛泽东主要从党的领导地位、主体、内容、方法、制度等方面，深刻回答了党为什么要领导一切、如何领导一切等基本问题，为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和各方面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科学准确把握并推进制度化。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多次提及“党领导一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重提“党是领导一切的”，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基本方略并写进党章，强调“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最可宝贵的经验”。立足当下，回顾历史，研究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丰富内涵，不仅有助于把握“党领导一切”的有关基本问题，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而且对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做到 “两个维护”、 更好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价值。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其革命生涯，初步提出于土地革命时期，正式形成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丰富发展，从开始的处理党和军队关系，逐步拓展到党领导政权、民众团体、经济工作等各领域。
1. 初步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去执行
早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1920年8月13日，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经过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考察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强调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这样革命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2月1日，毛泽东复信给蔡和森：“表示深切的赞同”。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从而为“党领导一切”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的途中，通过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由于大部分从旧式军队中脱胎出来，红四军中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还发生了党领导军队的集权和分权之争。对此，毛泽东主张党对红军领导实行集权制，但这却被指责为“书记专政”“家长制”。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党要积极注意和讨论军事工作，“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里，毛泽东使用了“一切工作”的表述，主要是针对此前红四军党内出现的认为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等错误观点，以突出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然，这主要是指军队中的一切工作。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工作是中心工作，同时人民军队还要“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包括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和建立革命政权、党组织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古田会议决议通过政治建军，初步提出了“党领导一切”。
2. 正式形成：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力争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指挥枪，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形成党“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抗战的地区性和游击性增强，加之党员队伍、党组织和根据地的扩大，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出现各自为政，不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指示，军队、政府向党闹独立性等现象。为此，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下简称“九一决定”），明确提出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每个根据地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领导一切”前加了“应该”一词，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认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在整风运动中通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认识到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而决定明确各根据地的中央代表机关、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
“九一决定”还被列为整风文件。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九一决定”进行了重点讨论。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承认“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一切都要归党的领导。1944年1月，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一份整风学习发言记录上批注：“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中，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领导一切”逐步成为共识并得以落实。解放战争时期，特别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格执行，毛泽东强调必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一步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问题，强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3. 全面推开：“党必须领导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执政。针对政府工作、经济工作中出现偏离党的领导、分散主义等倾向，毛泽东强调“党必须领导一切”，明确要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加强对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的领导，强化党的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对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坚持“党领导一切”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实践中，存在忽视政治、把政治和技术对立起来、认为党不能领导具体的技术和业务工作等倾向，这在卫生工作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毛泽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早在1951年9月就作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改正对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的缺点，将其“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卫生部门有严重的非政治倾向，不适当地强调了卫生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党委不懂、不能去管，出现了卫生部门政治空气稀薄、不认真研究与贯彻党的政策、常常对党闹独立性、群众观点薄弱等问题。
1953年4月，毛泽东批评军委卫生部、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指出其“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要求严肃检查。对于这一批示，卫生部党组仍未足够重视，没有认真系统地研究贯彻。同年12月上旬，在听取卫生部汇报时，毛泽东再次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和所谓“你不懂，就不能管我”的错误想法，强调“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1954年4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党组的检讨和报告中也强调：党是必须领导一切的，必须把任何方面和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严格地放到党的领导和监督下。这里，在“领导一切”前都加了“必须”一词，以强调贯彻党领导一切的坚定性。
1957年年底，为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的32字方针，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1961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1962年的工作时说：“党是领导一切的。”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两次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目的是要求各部门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加快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失误，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走上正轨。
综上，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是一贯的，经历了初步提出、正式形成、全面推开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领导对象上从初期的军队拓展到工、农、商、学、兵、政、党等各方面，在形态上从全民族抗战时期明确党“应该领导一切”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领导一切”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大地从理论变为现实，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内涵丰富，有力回应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深刻回答了“党领导一切”的缘由、主体、内容、方法和制度保障等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党的领导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1. 在党的领导地位上，强调党是领导中枢、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回答了党为什么要领导一切
党之所以要领导一切，是由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对于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坚持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观点，提出党“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并使用“领导的中枢”“领导核心”“核心力量”“重心”“中流砥柱”“向导”等提法。
其一，党是“领导的中枢”。早在建党之初，青年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认识到党是先锋队，是领导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1929年12月，毛泽东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所谓“中枢”，就是发挥党总揽、协调、指挥各方的作用，为领导一切提供正确的路线和方法。
其二，党是“中流砥柱”。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还强调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这是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政治前提。
其三，党是“领导核心”。毛泽东曾把统一领导列为抗日的十大政策之一，明确“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提出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人民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之后，毛泽东强调党既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要“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又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核心不仅体现在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还体现在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中。
2. 在党的领导主体上，突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了“党领导一切”的关键所在
党领导一切，不仅表现在同级各组织的关系上，还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相应地，在“党领导一切”的主体上，毛泽东强调“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也提出要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为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194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两次中央全会间中央政治局领导整个党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会议随时由主席召集，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主席对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向中央基准看齐”。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1948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12月，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增写了一段话：“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1958年6月，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时，毛泽东特意增写了职权划分的内容，强调“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决定权在党中央”“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由此，通过设立领导小组，“执政党决策-政府机构执行”的模式得以形成，强化了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3. 在党的领导内容上，提出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命题，明确了“党领导一切”的实现方式
如何实现“党领导一切”？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组织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和要素，还通过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将这三个要素引领并嵌入一切其他组织和各领域。
第一，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等的业务”和“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前提和保证。相应地，克服党内的突出问题“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的组长，1943年3月20日起兼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他还强调必须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加强干部教育和思想工作，增强党性。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改造党必须首先改造党报，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务必使其完全符合并及时宣传党的政策，充分表现出党性。
第二，党领导一切，最主要的是政治领导。“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领导工作首先是政治领导，要做好政治工作。针对把政治和军事、业务、技术等对立起来的倾向，毛泽东多次进行纠正，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第一位的，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既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也要反对空头革命家。特别是针对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错误观点，他明确提出：“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实现党的政治领导，首先必须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在转折关头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根据形势变化和客观实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策略，明确主要任务，指明前进方向，并密切掌握政策的执行，反对“左”的和右的偏向。共产党员必须成为模范，并开展政治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争取群众，与同盟者一道工作。
第三，以组织的健全和巩固保证“党领导一切”。党的领导必须经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实现。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要组织起来，必须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和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抗战时期，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大胆地发展党，抗日民主政权中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国家机关建立党委会、党组及基层党组织，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为加强党对科技、教育事业的领导，毛泽东提出争取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可以跨党，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并依靠其联系党员和群众，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为此，他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干部要又红又专，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使领导能够适合客观规律。在党的组织生活中，针对民主不够、集中不够等问题，提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4. 在党的领导方法上，强调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抓中心工作等，明确了“党领导一切”的基本路径
“党领导一切”，不仅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很重视领导方法问题，强调“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
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为群众切身的实际利益而斗争，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其一，要通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其二，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善于团结积极分子，并凭借其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抓两头带中间”。其三，实行既分工又统一的方法。上级领导机关向下传达任何工作任务时，应通过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其他干部乃至全体人员去做。其四，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恰当处理人民来信，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密切联系群众。
二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把党的一般意见贯彻到各个领域。领导者要善于从个别单位和事件的指导中取得具体经验，进而形成一般意见，又将这一般意见放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和总结新的经验，作出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逐步推广开。在领导意见付诸实行时，须从具体情况出发，要系统总结群众中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往往比领导机关发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对此，毛泽东把总结和传播经验当作“领导者的责任”，并身体力行，及时将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批转各地参考。“大跃进”后，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必须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历史的考察，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以此去领导各方面的工作。
三是抓好中心工作，围绕中心推动各方面工作。领导的过程实际上是解决矛盾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领导者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而不是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为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该处的斗争历史和环境，统筹全局，形成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学会“弹钢琴”，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位置，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同时又不要放松不是当前的中心但不可缺少的工作，使各方面工作相互配合。
5. 在党的领导制度上，推动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党委制、归口领导制等，为“党领导一切”提供了重要保障
注重运用制度、法规、纪律的刚性约束，以规范党内及党与军队、政府等其他组织的关系，初步建立起了“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制度。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从“制度上”纠正，“严格地执行纪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党的纪律——“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具体来看，毛泽东主要推动建立健全了以下制度。
一是请示报告制。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的转折阶段，针对一些同志对请示报告重要性认识不足和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对报告的内容、字数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进一步拓宽了请示报告的范围。6月，他又为中央起草了《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具体规定了18项必须事先或事后报告中央的内容。对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毛泽东亲自督促，还将其作为加强纪律性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请示报告制度贯彻到党领导政权机关的实践中，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二是党委制。革命战争年代，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为此，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并对党委会议制度的开会时间、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的结论中，专门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如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不懂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胸中有“数”等。这些方法对于提高党委会的运行效率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是归口领导制。早在“九一决定”中，为确保党委能领导一切，明确各级党委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为精简机构，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民运委员会，分别对党的宣传系统、组织系统和民众运动进行归口领导。1949年11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会下分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分党委和分党组，初步确立了全国执政条件下党对政法、财经、文教等系统进行归口领导的体制，以保证执行“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五个口的小组。通过这些小组，党中央实现了对重要部门的“归口领导”。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思想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愈加凸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 毫不动摇坚持“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积极投身到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纠正偏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正是通过在各个关键阶段对“党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强调，采取一系列举措强化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后，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曾一度出现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批评，并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2000年1月，江泽民重申“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存在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清晰发现，“党领导一切”一再被提及，均是为了纠正偏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从理论上讲，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党应该而且能够领导一切。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党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会出现各种问题，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往往需要在总结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后才能逐步形成并完善，影响党的领导力；另一方面，被领导的军队、政权、群众组织等有自身的行动逻辑和独立性，不一定时时刻刻都主动、自愿接受党的领导。正因如此，需要不断强调“党领导一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确保党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基本原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坚定信仰和高度自信。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领导一切”，时刻警惕并坚决纠正各种偏离和弱化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反对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错误倾向，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大优势。
2. 科学准确把握“党领导一切”
历史地看，对于“党领导一切”的理解和贯彻，时常存在偏差。对此，毛泽东曾多次专门进行论述，为科学准确把握其基本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提供了遵循。
“党领导一切”不同于“党管一切”，必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防止以党代政。一方面，“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具体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作用的发挥，加强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领导，确保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在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权系统，提高政权系统的威信，经过党员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去办，防止事事干涉、包办代替。在毛泽东看来，党政关系是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的有机统一。所谓党政不分，“就是党要统一领导，方针政策要统一；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说具体业务由各业务部门去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遵循这一思路，党的十九大后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充分发挥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
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断、分散主义。针对领导中出现的个人包办、分散主义现象，毛泽东多次强调集体领导，并将其作为“最高原则”，认为“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反复强调的“大权独揽”，毛泽东也解释为“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而不是个人。要发扬民主，启发批评讨论，让人家讲话，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习惯听闲话，并同大家商量问题，集体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既坚持集体领导，又有个人负责，两者对立统一、缺一不可。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领导一切”，最关键、最重要、最根本的在于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中央的决定可以选择性地执行，那么党的领导力将大大下降，更何谈“党领导一切”。正因如此，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反复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主张把一切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决定权在党中央。历史也证明，正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3. 推进“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化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领导开拓了正确道路，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思想，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并及时把成功的领导实践经验转化为领导制度，奠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基础，以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了“党领导一切”。
历史地看，毛泽东十分重视运用制度来实现“党领导一切”。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中央委员会、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与纪律等党内法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识到，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并提出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出具体规定。虽然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制度受到冲击，但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制度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党领导一切”始终在制度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总之，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深刻阐明了有关基本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基本原理，为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和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出现失误，但这恰恰是因为违背了毛泽东此前的有关正确思想，更加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思想的科学性。进入新时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继承毛泽东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同时根据具体实际并顺应客观规律，不断推进党的领导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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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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