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它一样在毛主席时代受到如此的重视！

 

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它一样在毛主席时代受到如此的重视！它就是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4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重视和倡导下，自1959年到1960年初，不仅在党中央领导层，而且在全党掀起了一场读书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运动！这场学习热潮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前所未有！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1959年9月至1960年3月，毛主席分两次先后到一些省市视察，实地了解各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为了深入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澄清党内存在的混乱思想，他倡导中央和全党干部展开一次读书活动。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

 

 

部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目录

 

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1月13日至18日，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主持下，在北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

 

在中央领导层进行读书活动的同时，毛泽东在1960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自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不仅在党中央领导层，而且在全党掀起了一场读书学习运动。

 

一、 毛主席身体力行，认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12月上旬，毛主席指定陈bo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时毛主席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里的一座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读，边读边议。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邓力群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月4日，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毛主席带领读书小组把第33章读完。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二、管中窥豹，毛主席谈话和批注中的真知灼见。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

 

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批注和谈话》

 

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批注和谈话》目录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批注和谈话》

 

“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

 

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三、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所作的批注和谈话的意义

 

春节以后，邓力群等人回到北京，并整理了所有的谈话和记录。之后，周总理认为毛主席的批注和谈话很好，提议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负责的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

 

而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在党内蔚然成风。

 

这部分谈话和批注，饱含着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批注和谈话》

 

其实，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他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时今日的我们，结合《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来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更为广阔和深刻的意义。

 

毛主席针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社科院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乏肯定和批评，甚至说了不少对立的观点。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放到今天这个时代，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提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值得我们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真理必定会随着历史潮流的激荡，而更加明晰！

 

此外，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之中，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同样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作者：朔北  来源：重读老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