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我知道风儿朝哪个方向吹》将要出版的消息，我感到欣慰。
作者王学忠是一位下岗工人。30年来，下岗工人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经历着命运跌宕的痛苦，品味着生活困顿的苦涩，积蓄着日益深重的哀怨，燃烧着富儿们不能体会的希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下岗工人都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发而为歌。从这种意义上说，学忠是幸运的，“文章憎命达”的“幸”，“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幸”，以群体痛苦为巨大代价的“幸”。
这本书的不少诗作真实反映了底层百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待业青年等等）的生活境遇，读来令人心碎。《我不知道谁之罪》一首，写的是一个9岁男孩儿因感冒发烧，找父母要10块钱看病，父母却因贫穷而相互推诿，致使男孩儿用红领巾上吊自杀。《我必须欺骗自己》写的是作者亲历的一件事。一些地方部门为了政绩，常常欺上瞒下，人为编造统计数据，误导上级决策，让人啼笑皆非。人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下岗工人这种特定的社会存在，诗人自然会把希望的泪眼投向中国共产党，投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投向一切勇于为穷人的利益而执著奋斗的英雄人物。《查韦斯没有死》一首，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企盼和呐喊。
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应当说，“惟歌生民病”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数千年来，我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贬损穷人、歌颂富儿的诗文，只知道这类东西流传至今的极为寥寥，像“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类。而这些东西之所以流传，则因为它们是笑料，扮演了滑稽、丑陋的角色。从《诗经》的《国风》一直到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无不是对被剥夺者、被压迫者、被污辱损害者寄予极大的同情，而对剥夺者、压迫者、暴戾恣睢者施以无情的鞭挞。熟语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是中国古代的一些富者、贵者却偏偏是到了富山还唱穷山的歌。韦应物贵为剌史，所思所虑却是“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邑有流亡愧俸钱”；晚年白居易地位崇高、生活优裕，然而在冬天穿上一件新制绫袄之际，并不曾为自己的富贵而沾沾自喜，所念所系却是“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本观念、恻隐之心或人道情怀，才使得这些富者、贵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身的社会存在，赢得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永久尊重。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两千多年，恐怕与韦应物、白居易这样的富者、贵者左右社会舆论，以他们的作品充当社会愤怒的消解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在中国无产者文艺已经存在和发展了近百年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惊人的倒退。歌颂剥削、鄙夷劳动，阿谀富儿、嘲笑穷人，在某些舆论平台上近乎成为常态。更有甚者，靠倒地皮、卖房子发了点儿财，便急着与穷人划清界限，天天在网上发贴，公开以穷人为敌。殊为可笑的是，这些人还往往以“乡绅”、“贵族”自况，适足见其村牛充骐麟、火鸡装凤凰的浅薄而又烧包的心态。睁开眼睛看一看那些真正的贵族和乡绅，有这样粗鄙、这样野蛮、这样赤裸裸的么？于富人来说，这批货色当属不上档次的下流；于穷人来说，则是他们的最为穷凶极恶的对头。因此，我无论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都将对他们表示极大的蔑视。
我的家乡有这样一个故事：古有一商队，其中4人为绫罗绸缎的富商，1人为衣衫褴褛的苦役。众商皆对苦役投以白眼，独一青年对他尊重有加。后值洪水，苦役独救青年一人，原来他有极好的水性。说是“载舟之水也覆舟”也好，说是“小民从来不可轻”也好，总之都是这个故事里的理。对于王学忠这样的底层诗人，我衷心希望文艺圈的衮衮诸公能有基本的尊重，能够为他们出书、发表作品让出一条路来，切不可让他们日增“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怨怼。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对于底层诗人的友善，就是对广大穷人的友善。即使因此遭到圈内一些哥儿姐儿的讥笑，也算划得来，因为你能获得比圈内人多上千万倍的“粉丝”，无论眼前还是长远，都有利于光鲜自己的羽毛，塑造自己的开明形象。当然，倘若能够多上几个、几十个像贺敬之、魏巍那样与他们共同情感、对他们倾心扶持的名家，那么我将大喜过望。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说，这话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倘若我们的领导干部们能够读一读王学忠们的诗，对于激发正能量（兴）、了解社会实际（观）、创造和谐社会（群）、体察百姓呼声（怨）都会有不少的益处。
近日看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颇受启迪：剧中有一个人物叫方步亭，一位由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培养出来的银行行长。他在离开北平前夕，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已经贫富悬殊，再搞西方经济学那一套，无异于火上浇油。我想，这也是读王学忠的诗给予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记住了这句话，就抓住了处理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处理好这一矛盾，王学忠们自然也不会再写这本书里的那些诗。
（原载《中华魂》；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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