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兰德公司所作的两份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一份是2020年发布的，报告题为《中国的大战略：趋势、发展轨迹和长期竞争》（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2020.07.24)。另一份报告是2023年发布的，报告题为《中美规划共同的未来：通过二轨倡议规划和平共处议程的潜力》（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Designing a Shared Future, The potential for Track 2 Initiatives to Design an Agenda for coexistence）两份报告都是谈论美国与中国在未来时期相处状态的。在2020年所作的第一份报告中，兰德公司认为，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会出现四种可能性，1、完胜的中国；2、崛起的中国；3、停滞的中国；4、内乱的中国。兰德公司给这四种可能排了个序次，分别是2，3，4，1。这就是说，可能性最大的则是一个崛起的中国，而在兰德公司的眼中，这个崛起的意思就是中国虽然还要发展，但并没有达到所谓胜利的程度。中国还在继续爬坡，似乎并没有停滞，但爬的速度并不快。接下来的两种可能性基本都是负面的评价。就是中国既不太可能崛起，而且可能停滞。甚至中国还可能会出现内乱。这应该就是兰徳公司最希望看到的吧。而胜利，在兰徳公司看来，虽然也有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最小，几乎是完全的不可能。为什么中国的胜利几乎不可能呢? 兰徳公司认为，这需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一点错误都不能犯，而且不会出现重大危机和严重挫折。兰德公司认为，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兰徳公司这种对中国未来的评估，致使它提出的美国与中国的未来相处状态，即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或者处于停滞状态下的中国。兰德公司认为，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中美两国应该是各自平行发展，其中有合作、有竞争，也有相互碰撞。这种状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当然，也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中，双方合作的意愿会有所增强，因而合作的状态比竞争的状态要更多一些。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则是中国与美国分道扬镳。这里所谓分道扬镳并不是各走各的，谁都不理谁，这里所谓各走各的路，其实就包含着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兰德公司也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兰德公司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提出了对策。而最终的决策还是要由美国政府来决定。从兰徳公司的报告中来看，字里行间还是希望中美双方不应对抗，而应该走更多的合作之路。兰德公司在2023年所作的第二份报告，则主要强调中美双方应该如何走一条合作的道路。这里所说的二轨对话，意思是，在中美之间，除了有官方高层之间的对话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条中美民间的学者、专家、智库等领域之间的对话。官方对话是第一轨的，而民间的对话是第二轨的。据我的理解，第一轨的官方之间的对话固然非常重要，但民间对这种对话一般关注不多，了解得也不多。而第二轨的对话则与第一轨的对话有所不同。民间机构之间的对话，更容易被大多数民众所关注、所了解。而且第一轨的对话对于第二轨的对话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毕竟官方之间的对话，往往表现出了各自的官方在对一些基本问题或者分歧的认识与态度，这种认识与态度不可能对第二轨的对话不产生作用。有时候这种作用就是给第二轨的对话定出基调来。而第二轨的对话对于第一轨的对话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毕竟官方的态度与认识，多少都有点与民间的态度与认识有着某些不同。而官方最后的决策，也不得不考虑民间的认识与观念。另外，民间的对话也会对官方的决策提供更多的思路，有的甚至可能是一种奇招妙思。我们很难说，这第二份报告对中国的认识，与第一份报告对中国的认识，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两份报告出台的时间不同，因而报告分析的侧重点也就不太一样。第一份报告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总体评估，而第二份报告则侧重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采取的具体方式。当然，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美国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中国在防疫过程中的突出表现，不可能不对兰德公司对中国的评估产生新的认识与判断。至于兰德公司是不是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它所谓胜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或者胜利的可能性依然相当小，兰德公司并没有说。兰德公司即使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它也不太可能公开讲出来。不过，兰德公司特别强调中美之间的对话，则表明兰德公司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应太过于咄咄逼人，应该适当放得缓和一些，同时兰德公司也在表明，它更注重于双方的合作。这对中美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兰德公司在第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中国要取得完胜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兰德公司认为，中国必须一点错误都不能犯，而且中国不能遭遇到重大危机和严重挫折。在兰德公司看来，中国出现这类严重的危机或者挫折几乎无法避免。或许，兰德公司的说法也有一些道理。但是，要说到犯错误，这要看是什么类型和规模的错误。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要看犯的是一般性的认识上的错误，还是决策方面的颠覆性错误。如果是一般性在认识上的错误，这都是不难改过来的。而且犯过这类错误，而且能加以改正，这对我们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取得的胜利，是有着很多积极意义的。至于所谓颠覆性错误，我们当然要绝对避免。如果要犯下这样的错误，无非是因为情况不明，或者决策过程轻率鲁莽。所以我们必须还要保持毛主席所要求我们的那样，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时刻保持我们对问题认识上的底线思维。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上，我们要特别需要小心翼翼，要时刻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我们必须不能脱离群众，必须时刻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需求。我们的工作必须从民之所想、民之所愿，民之所需出发。我们也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那是真正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蜻蜓点水，搞形式主义。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至少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危机，也不会遭遇到严重挫折。各种天灾是打不倒中国人民的。这应该不算做重大危机和严重挫折的范畴之内。兰德公司的报告一般说来，分析问题相对客观，对我们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某些偏见也是它不能完全避免的。它认为我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最小。也是因为它自身并不希望中国获得最后的胜利。不过，这样的偏见对我们也有着某种警示意义。兰德公司所做出的这两份报告，对我们也是一本很好的教材，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对这样的教材，我们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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