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举国同悲。 几天后,秘书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内,整理周总理的遗物。 抽屉里的每一份文件,都凝结了他生前的心血,秘书们将其一一拿出来整理好。回想起总理日夜伏案工作的情形,他们心里五味成杂。 忽然,有人在抽屉不起眼的角落里,看见了一份谁也没有见过的特殊文件。当打开文件阅读时,他惊呆了,发现是一封从未没有发布过的指示。 众人凑过来阅读,只见纸上签着毛主席遒劲飘逸的名字。 看完内容,他们顿时明白了,这是周总理特意藏了两年的指示。
周总理扣押的是一份什么指示?一生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他,又为何突然做出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一切,要从这个指示中的关键人物邓颖超说起。
原来,周总理是担心邓颖超做了部长后,党内同志会考虑到他和邓颖超的夫妻关系,反而不好开展工作,所以才“压低”了她的职位。 但邓颖超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立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和周总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牵扯的妇女解放事业中去。 作为最了解周总理想法的人,邓颖超始终用行动支持着他的决定,从没有半句怨言。因为她心里清楚,周总理从来都是一个心里只有“公”,没有“私”的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总理非常重视对党内干部廉洁思想的培养,要求党员要真正做到不乱用公家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1963年5月,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强烈批评了二十种官僚主义,指出这些行为在党内造成的极大危害。
为了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他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这五关。 其中,要数“亲属关”是最难过。毕竟宗亲血缘观念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积累沉淀下来的,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功模式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很难根除,但这种风气和党所追求的公平公正是相悖的。 别说其他干部,就是他当上总理之后,也有不少人找上门求他办事。 当然,这些人的不合理要求都遭到了周总理的拒绝。周总理以身作则,对身边的晚辈进行了严格的约束。
他要求在外地工作的晚辈不能随便丢下工作,专程到北京看望自己;外地亲属来北京探亲的必须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吃饭到国务院机关食堂,费用由自己来出。 另外,周总理还要求孩子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家里的事情三缄其口,不炫耀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更不能以此谋私。 为了极力地淡化自己家庭的特殊性,新中国成立时,周总理特别向淮安县的领导提出了不要保留自己故居的要求,甚至还主动提出要平掉家里的祖坟。 他认为自己住过的房子完全没有保留的必要,拆掉盖学校和工厂,才是对国家和群众有益。 县委不舍得拆掉周总理家的房子,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房子改成县委常委学习室。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群众蜂拥而至,想要一睹周总理的故居。
时间回到1974年,当时中央为了筹备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会议。 会议上,张春桥提议要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通过。 这一年,周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但为了敲定人事安排的问题,他仍然拖着病体远赴长沙向毛主席作报告。
没过多久,毛主席就写了一张手令,上面除了其他的人事安排外,特别提到了邓颖超的事情。 毛主席是这样写的: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接到手令后,周总理依然觉得邓颖超此时最好不要在党内担任重要工作,便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安排邓颖超,在安排好了其他人的工作后就将手令锁进了抽屉里,再没有示人。 就这样,这份手令被周总理秘密藏在抽屉里整整两年,直到他因病去世,秘书们在清理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它才重见天日。 “前年就要安排你了,就是那位老兄不同意,给你拉下来了。”邓小平将实情告诉了邓颖超,后者终于知道了自己被“冷落”的真正原因。 周总理藏毛主席手令的事情很快在党内传开,夫妻俩为“避嫌”做出的巨大牺牲让人感怀,人们心生感动,失声痛哭。既因为周总理的大公无私,也为了邓颖超的“夫唱妇随”。
这一天,工作人员何谦先向周总理汇报了党内的工资评定情况,评定设置十分合理,周总理听了后很高兴。 但很快他又思考起来,连忙询问何谦的工资和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的是几级,何谦据实回答自己是十二级,李银桥十三级。 “怎么他还比你低一级呢?”周总理疑惑地问。 何谦解释道,李银桥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自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所以工资评定比他高一级。 “这好像不太好吧!”周总理若有所思,随后又说,“走,我们到大姐那里看看。” 周总理走进邓颖超的办公室,跟她商量工资的事情。 他说:“小超啊,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现在中央还批准你拿行政五级的工资,我看你拿六级就够了。” 邓颖超没有任何犹豫,回答称:“好,咱们就向中央打个报告,请中央再降下一级,拿行政六级的工资吧。” 不仅如此,秘书何谦也在周总理的劝说下主动将工资下调一级,和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位于同一级别。 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心里,国家利益远比个人得失要重要得多。
两人为国家奋斗几十年,从没有在意过金钱,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吃饭不超过两菜一汤、一件衬衣一穿就是一二十年,衣服穿得卷起毛边全是补丁也不舍得丢。 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和邓颖超警卫秘书的高振普回忆起总理时,总忘不了给他擦皮鞋的时候,发现换过两次鞋底的皮鞋,前脚掌处又因为破损打了一层补丁皮料。 每当想起这些事情,高振普总情不自禁地感叹:“周总理的简朴恐怕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在总理身边工作才懂得什么叫高尚,什么叫伟大,什么叫廉洁奉公。” 周总理和邓颖超,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他们的一生中,总是在尽可能地多为国家创造价值,而不在乎自己的权益如何。 他们这种甘愿为国家奉献牺牲、无私为公的精神可歌可泣,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谨以此文,向他们致敬! (来源:昆仑策网【修编】,转编自“李享生活”,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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