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刻意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而这种教育体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却遭到了“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和“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等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持续批判。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支配性地位不仅有违多元主义科学原则,而且也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本文在综合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师生们在过去22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从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课程体系设计、教学方式、独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评估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目的就在于改变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支配局面,逐步形成一种以多元化课程体系、批判性教学和实际问题导向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新体制。
一、中国目前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思
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二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形成的,为了对其进行反思并提出改革建议,就必须了解它是如何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影响的,而后者的形成则要追溯到冷战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不仅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还通过动用国家机构、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打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持批评见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做法才退居为次要行为,但在此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利用其绝对支配地位,开始通过大学科研绩效评估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进一步排挤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美国,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杂志和学院排名作为清除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机制,并达到将教学和研究限制在主流经济学设定的范围之内的目的,从而更加强化了其统治地位,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多元化程度甚至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例如在英国(Dow, 2011)。 冷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开始反思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危害。1993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ICAPE)指出,由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在美国,“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经济学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一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主义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和方法论的统一过程正在齐头并进和稳步地被推进。” (ICAPE, 1993)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开始遭到越来越普遍的质疑。首先揭橥经济学教育改革大旗的是法国经济学学生,2000年7月,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书——法国经济学学生致本学科教授和教学负责人的公开信》,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表达了他们“对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的普遍不满”:经济学教学缺乏现实性;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数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的;新古典理论(即本文所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方法在大学经济学课表中居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武断的教学方法,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经济学学生们宣称:我们希望脱离新古典经济学虚构的世界,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呼吁教师们尽早觉醒,因为“我们再也不想让这种脱离现实的所谓科学强加于我们”(爱德华·富布鲁克,2004:12-13)。 法国学生的请愿活动揭开了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的序幕,在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经济学教师和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支持,他们也发起了自己的请愿。2000年11月,英国经济学者富布鲁克创建了“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的网站(http://www.paecon.net),他主编的《后自闭症经济学通讯》通过这个网站为公众讨论经济学教育改革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平台,并在2008年3月的第45期开始改名为《真实世界经济学评论》(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截止到2023年3月已出版到第103期。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种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到了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The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PCES)在其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压制、损害和扼杀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The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2014)。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归根结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2014)因此,“国际学生关于经济学多元化的倡议书”呼吁:“不同的校园,同一的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2014) 但是,与上述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经济学界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却在加速推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体制,从而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并占据了支配地位。按照这种教条主义,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别的,这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时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在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中国经济学界必须遵循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课程体系、教材建设、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各个方面。 早在2003年,笔者就对上述发展潮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将“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贾根良,2003)。笔者认为,“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运动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不啻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在笔者看来,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许多严重的缺陷和“科学性”的多少长期得不到讨论,其霸权地位也已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中国不应重蹈覆辙,而应认真研究这场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放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贾根良,2003)。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特别是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等诸多根源,因此,笔者从来没有奢望自己对其激烈批判的论著能够阻挡这种错误的潮流。相反,人们可以观察到,在2005年之后,这种潮流更加变本加厉,并在2016年4月中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下发的有关学科评估的[2016]42号文件中达到了高峰。对此,笔者自然要表示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遂于2016年4月29日晚草就一篇《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的博文,对其《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贾根良,2016)。首先,它将已经走入死胡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上升为经济学的唯一规范,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潮流背道而驰。其次,它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再次,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精神。最后,理论经济学专业将蜕变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专业,与后者处于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其它二级学科如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将进一步衰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笔者建议教育部暂停经济学科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组织相关专家对国内外经济学现状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济学专业评估的实施办法。 《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一文说出了许多经济学者的心声,因此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支持下,这些质疑之声很快就对政策决策产生了影响,中国教育部最终决定在第四轮高等学校学科评估中“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然而,虽然A类期刊名录被取消,但从中反映出来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对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中国教育管理部门缺乏学术评价体系的自主意识。虽然《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附件《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宣称,A类期刊指标体系设置的目标是“建立更科学的‘中国版ESI高被引论文’和人文社会学科中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但在经济学的A类期刊中,国内期刊只有8种,占40%;国外期刊12种,占60%,而且全部都是英美期刊,外文期刊比中文期刊多出50%。在外文期刊占多数的情况下,所谓“建立……人文社会学科中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将如何做到?恐怕“树立中国论文被英美学术界评价的国际地位”更有可能。更有评论者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样具有鲜明政治和价值倾向性的领域,大规模采用英美学术标准,不仅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而且严重违背党中央、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思想”(吴文新,2016)。 其次,《A类期刊名录》只是揭开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所存在严重问题的冰山一角。按照《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这个《A类期刊名录》是由“学位中心请汤森路透、爱思维尔、CNKI、CSSCI、CSCD根据文献计量学等方法遴选产生初步名单,并请全国博士生导师进行网络投票,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推荐确定以上名单”。这个说明揭示出,虽然在此前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调研会”上,一些学者对《A类期刊名录》提出了质疑和反对,但它实际上获得了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和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赞同,这真实地反映出了“崇洋媚外”在中国高等学校中的学术评价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现状,反映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统治地位,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复制品,尽管两者仍存在较大不同。 针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支配性影响,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黄宗智教授曾满怀忧虑地写道:“在‘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黄宗智,2012:63) 不少学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所存在的问题称作“西化”问题,如邱海平教授发表的相关论文曾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争论(邱海平,2014)。邱海平教授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的。但与之不同,笔者自2003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著都是从经济思想史、多元主义科学原则、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基础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学术生态系统等角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霸权地位提出批评的。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的成员,还是参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学者们,绝大多数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因此,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非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笔者的研究领域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者在这里也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的,而是秉持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视角,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