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王宏甲文章《到人民中去》】
我曾应邀在北京作过一场题为《文学的意义》的讲座，我说我体会到，文学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自己写作多年，最大的收获是选择了一个立场。更早的时候，我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一课，整节课我只讲了两个字：农民。科学主理，文学主情。我的作品中最厚实而广阔的感情，是农民哺育的。这种情感来自在乡村插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我读懂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我15岁半去上山下乡，怎么生火做饭，怎么走田埂不会摔倒，怎么给小麦除草……点点滴滴都离不开村夫村妇的帮助。是那乡村岁月，让我体会到天地间确有超越一己利益的情感，这情感可以使渺小的自己不那么狭隘。还有，吃苦能力、毅力、顽强、正义、公平等等，都不是只从书本就能得到的。纵然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忘不了那些曾经帮扶我成长的乡亲，就像忘不掉自己的名字。在那乡村岁月，我读到了毛泽东的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后来同工人农民和战士在一起了，才感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毛泽东说“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我曾写下：作为土地，是谁把我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仿佛有一种爱许多人的情感在心中降临，我相信这是我退休后会一再走向乡村的深层原因。我越来越感到，这种情感的获得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情感的存在，使我比青少年时期更加感激自己在新中国受到的教育。它使我认识到，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英军炮火轰开的时候，中国就像个大乡村。从那时起，“振兴乡村”就放在中国人面前了。中国人多，各自耕种如同“一盘散沙”。1840年那场战争，是组织起来的英国侵入一盘散沙的中国。结果，“组织起来”打败了“一盘散沙”。那以后，最有效的救亡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与自己生命同在的精神里的认识。比如我去湖南十八洞村寻访，会对那里在“精准扶贫”中出现的农民档案深为感动。从前谁见过农民有档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贫困户需要登记相关信息，为贫困户建立的档案就出现了。谁去做？全国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在花垣县成立，共6人，队长龙秀林、驻村第一书记施金通随即进驻十八洞村。所建第一本贫困户档案的户主姓名叫龙先进，其妻石有英，一家6口人，二儿子还没有“脱单”（娶不起媳妇）。档案填写时间是2014年3月4日。这历史性事件的细节，我以为是重要的。在过去的5年里，我走了全国400多个自然村寨，还有比自然村寨更小的“窝窝寨”，走到那里，路就没了，从此对“偏僻”有了更形象的记忆。在那“峡谷里的山寨”“云朵上的人家”，我看到了精准扶贫是如何覆盖到“乡村的末梢”。
【在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农村采访易地搬迁的牧民】
当我在海南岛，在内蒙古，在新疆，在巴蜀云贵、两湖两广，在全国许多贫困村看到一本本为贫困户建立的档案，那里面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照片，一目了然。想着这些年各级干部在乡村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我感到震撼。重要的不仅是“建档”，从精准识别贫困户开始，扶贫干部就要听取群众意见，这就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精准扶贫的伟大意义不只在扶贫，还锤炼了一支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这些年，我多次重读《讲话》，总感觉常读常新。比如《讲话》里提出，“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以为这仍然是今天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2016年，我在担任央视大型纪录片《长征》的电视总撰稿时，意外地发现贵州省安顺市的塘约村就认真地考虑过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这仍然首先要明确“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问自己：你的写作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还是为读者而作。或者说，是认为揭露社会黑暗才是深刻的，歌功颂德是肤浅的，于是选择前者。如果这样，就还是为自己而作。我以为，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向往光明的。农村生活不艰苦吗？可是农村男女青年们在水田里总有笑语欢声。我想，中国文化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至今，不是因为历史上没有黑暗，也不是没有痛苦，而是有战胜黑暗和痛苦的奋斗。真正的深刻并不是从黑暗里写出黑暗，而是能从黑暗中写出光明，从侮辱里写出尊严，从腐朽里写出正义，从绝望中写出希望，从死里写出生。我以为，多数情况下，因“普及”能惠及更多人，可以比“提高”更重要。再者，提高与普及，也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提高，首先是内容的高质量，是读者迫切需要的。那么塘约村发生了什么？这个贫困村在2014年遭遇大洪水后更加一贫如洗，村党支部在上级党委支持下重建集体合作社，把全村的贫困户都吸收入社，做到“一个也不落下”。两年后走出了贫困。这是新型的集体经济，其特征是党支部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向市场。这也是各地农村在寻求经济发展、共同致富中所需要的。这个实践，因目标群体多，就有了普及的因素，在形式上则需要通俗易懂，会说“普通话”，就有普及的可能。这就是读者看到的《塘约道路》。2017年春我来到毕节，因为支持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安顺市委书记调任毕节市委书记，他在毕节推广“塘约经验”。我没想到自己在毕节乡村调研竟会如此忘返，至今5年多了。毕节市委书记已换了两任，他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令人敬佩。在这里，我真正体会了什么叫“深入生活”，而不只是“深入采访”。毕节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希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这里包含着贵州省五级书记抓扶贫、毕节干部群众相当艰巨而卓越的工作，我不可能用通常所称的采访来撰写它如此壮阔的新发展实践。毕节是拥有900多万户籍人口的地级大市，它有3700多个行政村。我不只是目睹了毕节所有的行政村都建立了集体合作社，而且投身到毕节的乡村建设中。毕节所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加入了集体合作社，所有村两委干部都率先入社。“塘约经验”可推广吗？毕节实践已远远不是一个塘约村的故事了。今天看来，毕节实践，正是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举措。我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同时，重点记述了毕节在脱贫攻坚中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用4年写出一部《走向乡村振兴》。今年2月17日，我在当天的《贵州日报》读到贵州省委领导说，要“总结推广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经验做法，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我非常高兴。
【《走向乡村振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被贵州省委组织部列入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
我想，这部文学作品能被选为干部教育培训教材，也因具有“提高”和“普及”的意义吧。在内容上有广大干部乃至关心乡村振兴的城市企业界人士，以及大学和社会科研部门师生的需求，在语言和表达形式上通俗易懂，兼具提高认识和普及的作用。写塘约和毕节实践的时候，我曾踌躇，我能在作品中写他们所做的工作吗？我曾问他们，为什么锲而不舍地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立场、情感和心的概念，其实也属哲学的范畴，这里有一座锤炼自己的熔炉，有意志的钢铁，有情感的诗篇，有精神的高山流水。我认定，“塘约”和“毕节”的实践，在贵州人心里，并不是他们的成绩，而是他们的立场。没有这立场，就不会做这事。要走向共同富裕，就要发展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国家大局需要。我从内心里感激多年前在乡村读懂《讲话》。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毕节多久，这里是贵州高原最高的地区。我在毕节，也许是感觉我是从农村中来的，还回到农村中。写作的最佳归属该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今天是毕节示范区首届骨干学习班举行结业典礼，谨向全班同学贺喜。】（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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