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更多依靠计划调控的力量，需要更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全面领导优势。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三农”发展若干思考
——基于西部Q县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的调研与思考
宋圭武
2021年7月，笔者以西部Q县一个乡镇的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方便，下面简称D合作社）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专题座谈调研。Q县原来是一个贫困县，现已脱贫摘帽。从西部情况看，该县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存在的有关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的有关建议也应具有一定的普遍参考性。现将有关座谈调研情况及建议真实汇报如下，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D合作社发展现状
D合作社总资产1千2百25万元，2013年成立，入社带动入社农户482户。平时正常参与经营及管理人员，有6人，其中这6个人是主要的入股者，每个人入股几十万到百万不等。管理人员多为大专水平。D合作社占地535.4亩，一亩地租费每年300元。合作社主要产业有小麦育种、苗木繁殖、蔬菜种植等。目前，树木育苗有300多亩。合作社自成立以来，总体亏损。2020年产值500万，纯利有25万。预计2021年产值有550多万，利润可能要比2020年好，因为政府已经预订了一笔400多万的绿化树苗。合作社自成立以来，政府无偿投入累计有50多万元，主要是用于给合作社建房、修路、购置设备等，其中建房、修路花去大约30万，购置设备大约花去20万。合作社一年需要支付农民工工资20多万元左右。这多年，合作社捐款有30多万元。合作社产品销路没有固定销售对象，多随机联系。
二、合作社发展面临的困难及建议
D合作社有关人员反映，Q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大约有60%左右亏损，有些合作社只有牌子，没有实际经营。目前导致合作社亏损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人工工资这些年涨幅大。2019年雇一个女工一天50元，2020年雇一个女工一天需要90-100元，2021年一天支付120元还雇不到一个女工。男工的工资要更高。二是农资涨价也是一个因素，涨价幅度10%左右。三是自然灾害。四是市场价格波动。比如，去年的苹果没有市场，销售不出去，好多农民都倒掉了，损失很大。在导致亏损的四个因素中，最大的因素还是市场价格波动，是销路问题。
政府如何进一步帮扶发展合作社，笔者询问D合作社有关人员有什么政策完善建议，D合作社有关人员建议：一是政府要加强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合作社缺水、缺电等问题比较严重，还有，一些合作社生产的粮食也没有地方晾晒（原来农民可以在公路上晾晒），是一个大问题。二是合作社融资难是一个大问题，不能抵押贷款，周转资金少，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或出台有关扶持政策。三是政府扶持合作社要有重点，目前是撒胡椒面，平均主义，效果不好，应根据合作社的经营规模、经营效益、带动效益三个方面，建立一个综合考核指标，对合作社重点扶持。四是土地管理政策死板，需要完善，比如，合作社要搞建设，建一些工作用房都需要申请，且难以批准，2019年还把一些合作社建好的房子拆掉。五是一些合作社不能重复享受优惠政策和财政补助。六是政府对合作社管理要进一步规范，目前乡镇也管，县上也管，存在一些管理上的冲突，合作社应对的成本较大，比如，合作社补助资金申请，先由合作社提出申请，然后交村上审核，再交乡镇批准，乡镇批准后，县上的管理站还要再审核，再审核后，再交县农业农村局发文认可，由于环节多，需要多方协调，建议所有合作社最好归县农业农村局“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站”统一管理，有关事务统一协调。
对于合作社发展，根据座谈调研，综合有关情况，笔者进一步建议：一是在省级层面应将合作社管理统一起来，形成省级层面合作社一盘棋发展模式。合作社要提高竞争力，合作社之间也要加强合作，形成整体合力。一个省可根据不同产业，建几个大的专业合作社。二是对一些徒有其名的合作社要取消。一些挂名套补贴的，要取消；一些长期亏损的，也要取消。三是需要重点研究如何解决好合作社的产品销路问题。产品销路问题目前是制约合作社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对合作社的计划调控力度。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尽可能避免盲目性。四是合作社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不能只提供初级产品。要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生产技术水平。五是要切实解决好合作社对农民的带动问题，合作社获利不能只是少数人，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
三、发展农业要注意避免三个误区
不同产业应有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包括产业发展宏观管理体制设计，产业微观组织形式、产业发展目标定位等，都应根据产业特点和国情特点来设计和定位。从经济发展实践看，对于农业产业发展而言，应注意避免三个误区。
要注意避免过度市场化的误区。我国经济发展，总的思路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大方向，也是正确的方向。如何坚持好这个大方向，需要我们在市场有效范围内，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越位，不能干扰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但在市场失效范围内，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不能缺位，不能放任自流。至于对于农业产业发展而言，笔者认为，市场是部分有效，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农业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底线，不能有任何马虎。一定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强计划调控力度。二是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一部分是稳定的。对农产品的需求，一部分为生产需求，一部分为生活需求。对生活需求而言，由于人口数量大体稳定，所以，对农产品的生活需求量大体稳定。三是由于农业产业的生产主体多是分散的小农户，必然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比较突出。完全放任市场调节农业，必然容易产生经济行为中供给和需求的蛛网波动效应，即，一年多了多了，又一年又少了少了，下一年又多了多了，下下一年又少了少了，以至于长期一直这样波动。又由于农产品，如粮食、蔬菜、水果等，不能存储周期长，而且存储成本也高，单纯依靠库存应对市场波动效果并不理想。若产生过剩供给，必然容易产生倾倒浪费问题，若产生供给不足，又容易导致农产品价格偏高，最终城市居民和农民两方面都受害。所以，对于农业产业发展而言，需要把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在农业领域，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要落实好价值规律，要按价值规律发展农业。另外，目前随着网络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也为国家计划调控农业提供了有效手段。
要注意避免过度工业化的误区。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对象不同。工业的生产对象主要是无生命的物体，比如矿石等，而农业的生产对象，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生命体。对于生命体，我们应按生命体的特点来进行生产和管理。一是在生产的微观管理形式上，工业与农业应有所区别。工业生产和管理遵循的主要是社会时间，而农业生产和管理应主要遵循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可以人为掌控，可以按一天8小时准时上下班安排，但自然时间则需要顺应生产的自然流程。由于农业有农忙和农闲季节区分，所以，农业产业的生产和微观管理，应具有半休闲半松散特点，应根据农作物生长情况灵活安排劳动时间和进行组织管理。二是在对待生产对象的态度上，农业需要更多坚持道德原则。由于农业的生产对象多是生命体，而任何生命体，总是会有一定意识，有各种感觉存在的，包括痛感等。为此，应大力发展道德农业。所谓道德农业，就是将人类的道德原则广泛推广到农业产业领域。在农业产业中如何坚持道德原则，关键是农业生产要多按照动植物的自然本性来生产和管理。比如，养牛，就应按牛喜欢的方式来养牛。养鸡也是如此，应按照鸡喜欢的方式来养鸡。养羊也是如此。人类只有道德对待动植物，动植物才能道德对待人类。人类只有按照动植物喜欢的方式来生产动植物，动植物提供给人类的食品才必然是高质量的。人类若以虐待动植物的方式来生产动植物，来自动植物的产品必然是低素质的，甚至是有毒素的，人类吃了这样的食品，必然对人类也是大大有害。三是农业的技术进步一定要坚持稳健原则。创新是产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农业产业发展也离不开创新动力。但对农业而言，创新更需要坚持好稳健原则。因为生命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对生命的任何技术改造都需要高度谨慎。比如，让牛肉长得速度更快，就值得商榷。生长速度更快的牛肉在品质上肯定不同于自然生长的牛肉。人吃了生长速度更快的牛肉是不是也会导致人长肉的速度更快？还有对一些植物的改进，让一些果树只长果实，不长身体，问题是这样得到的果实是否与原来的果实是一个品质？因为生命是一个整体，果实应是整体生命的一个成果。若整个身体不健全，果实的品质也难以保障。还有对动植物种子的技术改进，也要高度谨慎。因为一些天然动植物种子，一旦若改造不慎灭绝，要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于追求农业技术创新速度，不仅对农业发展是高风险的，对自然和社会发展也是高风险的。坚持稳健原则，关键是农业技术进步一定要守住绿色原则，要把好生态化的关口，不要轻易破坏大自然的良性循环，不要轻易改变大自然形成的结构。
要注意避免过度利润化的误区。一是农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两种情况，都对社会不好。第一种情况，需要农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农产品生产价值。而农产品不仅是大众需求品，而且是日常需求品，人人不仅要吃饭，而且需要天天吃饭，价格过高，必然大众利益普遍受损，社会福利普遍降低，尤其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更是利益大大受损，福利大大降低。比如，若一碗面100元，对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劳动者而言，就只能一天吃一碗面生活，日子就没法过。第二种情况，农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自由市场交易前提下，只有在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农产品短缺，不仅对经济健康发展不利，对社会稳定也是威胁。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总是与农产品短缺紧密关联的。社会发展要高度重视农产品产量的丰裕。二是农产品本身的收入需求特性也决定了农业产业的利润空间是有限的。一般而言，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同于对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在总需求比重中会越来越小，对奢侈品的需求在总需求比重中会越来越大。所以，随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虽然会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一般要小于其它产业。三是虽然农业产业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还是要追求适度的利润率，至少不能亏损，从综合效益看，农业产业要着力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等多方面。比如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应是农业产业的重要任务。农耕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底色，一定要守好，要进一步发扬好。农业产业如何在适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客观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需要国家提供全面保护。同时，衡量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更多立足于综合效益考虑，不能仅仅立足于经济效益衡量投入效果。从综合效益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回报必然是丰厚的。对此，恩格斯有清醒认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501页）抛开恩格斯论述的社会背景属性，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同样也适合我们社会主义农业建设。
四、“三农”发展必须要立足国情
综合多方面实际情况，目前对“三农”和合作社伤害最大的还是市场问题，农民和合作社对市场行情吃不准，多盲目应对，是导致农民收入低下或合作社收益低下甚至亏损的主要原因。如此，如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更多依靠计划调控的力量，需要更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全面领导优势。农民和合作社的产品销路稳定了，农民收入也就稳定了，稳定脱贫就有了良好基础，乡村发展就有了稳定基础。另外，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三农”还不像发达国家一样有较强带动力，更多需要依靠乡村内生动力推动自身发展，而乡村内生动力还总体较弱，所以，中国的乡村发展，不能有急躁情绪，要稳中求进，发展目标要立足实际制定。从“三农”实际看，目前，首先要尽可能保障农业经营不能亏损，农民生活要尽可能维持在小康水平，这是底线。在保障农业不能亏损和农民生活在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再稳中求进，再图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问题。“三农”发展，需要多一些底线思维和务实精神。另外，目前，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有一定的人口规模，这是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目前，一些村庄已是空壳村，多是一些老人留守，或多呈荒废状态）。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于巨大的浪费。比如，一些学校，校舍建设很漂亮，但已经没有了学生和老师。有一个乡村学校，是两个老师教三个学生。老师过多，学生过少，在一些乡村，已是普遍问题（城里刚好相反，是学生多，老师少）。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留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如何在留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基础上实现振兴，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方面的研究。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乡村人口过于稀少，必然两头都得病，一面是“城市病”，一面是“农村病”，中国乡村振兴，需要努力克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这一突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探索建设城乡适度二元发展模式。什么是城乡适度二元，打个比方，就如两桶水，城市是一桶水，农村是一桶水，这是两个元，两桶水适当隔离，各有各的循环圈子，但二者有管道连接，农村一桶水的水如何流入城市，需要政府管控好管道，要防止农村这桶水过多流入城市，最终，不能让农村这桶水太少，也不能让城市这桶水过多，二者形成适度差距。最终全社会形成三个良性循环，农村自身形成一个较低水平的良性循环，城市自身形成一个较高水平的良性循环，同时，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形成一个大的良性循环。另外，具体在农村管理体制设计方面，笔者认为，在农村微观基层组织管理层面，应探索实行半自治半行政模式。完全自治存在诸多问题，但完全行政化管理也不符合农村特点。在农村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应探索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要把计划和市场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方面，应探索实行半统购半统销模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国家可帮助农民统购统销一部分，既解决销售困难，也确保粮食安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最终城乡之间形成一体化互养模式，而不是城乡互害模式。同时，笔者建议，农村土地制度应实行标准的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土地管理权应更多归属地方所有，包括宅基地管理，具体可探讨块执行、监督模式。所谓块执行，就是地方集体具体执行有关土地管理权力；所谓条监督，是指上级垂直业务部门可行使对土地管理的监督权力。另外，要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探索建立适度农业保护模式。对农业的保护水平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探索建立农业适度保护模式是一种可行选择。如何适度保护，由于投入资金有限，可多从建立有效制度方面考虑如何保护农业，关键是要大大降低农业的非产生成本。总之，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在“三农”发展思路上，应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路子，借鉴必须要和自己的国情结合起来。不同的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必然决定不同的发展路径。“三农”也是如此，要根据特定的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来选择特定的发展路径。其中在要素的考虑方面，还要考虑软要素的问题。所谓软要素，主要是指原有制度、文化等，这些软要素也会对农业的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尤其对农业的生产组织制度会有重大影响。比如家族文化浓烈，必然容易催生家族企业等。一般而言，新建立的生产组织制度，若与原有要素，包括硬要素和软要素两方面，能有效结合，能充分发挥其长处，避免其不足，则新建立的生产组织制度会更有效率。所以，中国的乡村振兴，必须要立足中国的国情，要体现中国特色，要走中国道路，要形成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二级教授，甘肃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甘肃省侨联特聘智库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甘肃三农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甘肃校友会副会长，凤凰网甘肃频道特约评论员，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全国“2020年最美全面小康建设者”荣誉称号获得者。
（来源：转编自“凤凰新闻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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