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即将收获的小麦，提前收割粉碎，用作动物饲料。这种事发生在有着几千年饥饿历史记忆的中国，有些不可思议。小麦可是中国重要的主粮，仅次于水稻。尤其是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国际粮食供应紧缺，粮食价格高企的特殊阶段，这事情就更加透着那么几分诡异。是什么资本在这时候以高价诱导农民这么做？前有齐纨鲁缟的历史典故：春秋时期齐国丞相管仲，派人去鲁国以高价收购鲁国特产“鲁缟”，让鲁国老百姓因更高收益而纷纷放弃粮食种植，毁掉禾苗，种桑养蚕。同时齐国向鲁国低价供应粮食，让鲁国上下满足于高收益的鲁缟生产，没有多少人辛苦种粮了。等时机成熟，齐国停止收购鲁缟，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鲁国马上陷入鲁缟无人收购，粮食短缺的绝境。齐国轻松地不战而胜，这是中国古人搞经济战的经典案例。后有基辛格那句名言在耳边回响：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美国一直通过粮食补贴的方式，对其他国家低价倾销粮食，意在摧毁其他国家的粮食种植业，创造发动粮食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条件。难怪听到这个毁麦青贮的消息，很多人一下子就想起粮食战争了。在这个现行世界秩序进入“末法时代”，美西方正在准备掀桌子与中国决战这么一个特殊关口，确实要警惕是不是有资本在用高价收购青贮的方式，配合境外国家，对中国部署粮食战争。到底是什么人在以高价收购青贮？这个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但可能让更多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很多人认为高价青贮，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农民有权利以这种方式获取更高的收益，国家不应该干预。这些人，不用多想，也知道跟反俄挺乌、反对清零支持躺平的那帮人有很大的重合度。关于割麦青贮的争论，和有关防疫政策的争论一样，有人又开始带节奏了。看过本号最近关于舆论战文章的人，对一些人为什么非要跟国家的防疫政策对立，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割麦青贮事关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所以也没有例外于他们的舆论战关注范围。当然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因为认识问题，被带了节奏，确实有不少人被西方经济学那套市场调节实现自动均衡的乌托邦理论给洗脑了。民以食为天。粮食即便是商品，也不是普通的商品。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是要天下大乱的。中国的粮食供需出了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能解决吗？其他商品，可以用抬高价格的方式抑制需求。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供给不足，通过高价收购就能在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的粮食吗？想都不要想。用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的粮食问题，人真的会蠢成这样吗？这跟十年前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搞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实行十八亿亩耕地政策没有必要，理由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粮食短缺可以到国际市场上购买，有什么区别？把这些人饿三天，再让他们反思一下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是分析适合粮食安全问题。对这种毁麦青贮的事情，国家必须干预，不能任由资本力量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形成威胁。
何况，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处于初级阶段，可以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也不能任由资本无序发展。资本的负面因素，如果不能得到限制，是会引发社会大问题的，资本在一定阶段内的积极作用也会被淹没掉。这件事就充分说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如果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可以无拘无束的任意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领教过资本泛滥的危害性。失去约束的资本，会如水银泻地一样，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把所有领域纳入到资本的游戏规则，把获取更高利润当成社会运行的最高信条。这样的结果就是个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大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重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高于安全利益。从个体和局部看，可能会产生一时的高效率，但这个效率是以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最后整体上还是低效率。资本当然喜欢越自由越好，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因为符合资本的利益，所以资本的力量在背后推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超出了一定的度之后，资本越自由，人民就越不自由，社会越不安全。一些经济学家，在为资本争取更多的自由时，喜欢把资本说成是个人私域现象，用作排斥公权力调节市场的主要理由。但事实上呢，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也是一种社会权力。小资本都可以影响内部员工等相关方的利益安排，大资本更不用说了，可以调节社会范围内的利益分配。最典型的是韩国三星。有句话说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就是指三星资本对韩国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力，让韩国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三星。这次毁麦青贮事件，也再次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领域，私有资本对利润的唯一关注，如果不能被有效地节制，是会跟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内在冲突的。需要国家调控，才能比较好地克服资本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内在冲突。孙中山都知道要节制资本，主张"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对私人资本采取既保护、鼓励又加以限制的政策，防止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认为资本"有善果，也有恶果"，实行节制资本，就可以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就是需要对越过安全红线的资本说不。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补贴的方式，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哪怕是把出口退税补贴的钱，多用在粮食补贴上，也是值得的。当然，如果继续深入分析，这种方式可能还是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这个事情回到经济层面分析，终究是凸显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安全与家庭农业模式的冲突。参与市场经济的个体，关心的就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共性。如何解决才能标本兼治呢？我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升级，农民对种地的积极性会越来越低，这是一个大趋势。农业用地的抛荒现象早就出现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自己分得的那一点土地上从事粮食种植，再努力，也不如进工厂打工获取的收益多。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农村种地，说到底也是个经济收益太低的问题。所以粮食种植由公有制单位负责为主，会成为一个具有可行性的选择。具体操作上，如果马上实行各个农业经济经济组织负责组织粮食种植生产有难度和阻力，是否可以先以供销合作社系统为主体，联合国家粮食国有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从事粮食生产和供应，保证粮食种植环节的安全。公有制单位那就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根本使命，而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要重视社会利益大于经济利益。否则，个体或家庭经营为主的粮食生产方式，在强势的资本面前，很难要求农民靠觉悟就能抵制更高收益的诱惑，很难防止类似的事情重复出现。（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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