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云：无恃其不来，恃吾有所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说过，谁要想获得和平，就得准备战争。集伟大统帅和伟大战略家、伟大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同志也历来重视战争准备问题，认为“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他还在《论持久战》中引用《礼记 • 中庸》一句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此表达对战争准备的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战争的预先准备的必备思想。通观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贯穿着“常备”、“全备”、“审备”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关于常备不懈的战争准备指导思想原则，其实是就战争准备的时间跨度而言要做到“常备”。这一“常备”思想，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渊源和深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早在30年代就正确阐明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并把“为永久和平而战”视为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和自己毕生的事业，主张“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最终实现“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把全世界历史转到人类永久和平的新时代。与此同时，毛泽东笃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认为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就要准备他们在世界上闹事，就要准备反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进而指出了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战争准备的长期性，并要求把准备战争作为经常性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一是备而战之。这是常备不懈进行战争准备的根本目的。只有坚持不懈地充分地准备，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实力，逐步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赢得战争。就当前讲，我们要想在美日等西方敌对势力的战略围堵、战略遏制甚至战略剿杀面前，求生存，谋发展，以至于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精心谋划、周密安排好各种主客观综合实力的战争准备。这方面，我们也应当注重“谋旨深远一点，逻辑缜密一点，章法严谨一点，布局精妙一点”，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准备过程中，努力筹划与寻找减杀并削弱美日等敌对势力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的关键及其解决的方法，使我们与美日等国在实力对比上不断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转变。这里有四个关键点要抓住：首先是国民居安思危的意识培养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清理整顿问题。如果我们从上到下、从统帅到士兵、从军队到地方，没有一个奋起一战的精神准备，尤其是军人，如果没有一个“今夜一战”的思想准备，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须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其实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国民意识及其领导人的战略气魄中；其次，是丢掉幻想，提高警惕性，时刻准备战争，不断积蓄和增强自己的国防实力和我军的打赢能力，要对包括美日和台独分裂势力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敌对势力具有绝对的威慑形象，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我；再次，是要千方百计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金融、舆论、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等多种手段，孤立敌人，分化瓦解敌人阵营，打乱其部署，慌乱其阵脚，减杀其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之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和数次边境与海上自卫反击作战中获胜，也得益于有较强的战备观念，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因而在敌人发动侵略时，能处变不惊，从容应战，赢得胜利；最后，是统一战线，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进一步强化中俄战略协作，同时对诸如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我们必须果断地与其在政治、经济、外交以至于军事上加强磋商与协调，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和需要的时候能够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二是备而止之。这也是常备不懈准备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坚持不懈准备战争，不仅是打赢战争的基本前提，更是防止战争的重要手段，正所谓“以战胜战”，“以战止战”。毛泽东讲“准备没有坏处”，是“一个事物两个方面”的战争辩证法，它既包含着充分的战争准备能够保证打赢战争的思想，也蕴涵着准备好了更有可能防止战争的深刻含义。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显得尤其重要。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军队领导人时指出：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其中，“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就表达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可以推迟乃至制止战争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的战争准备的战略指导，不仅要解决如何打赢不可避免的战争的问题，也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因素的增长，坚决防止可以避免的战争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在指导战争准备的实践中，还特别注重把战备与谈判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号召人民做好随时应战准备，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备”和“谈”巧妙结合，刚柔相济，始终居于战略主动地位，实现了分化敌人，防止战争，争取和平的战略目的。对此，周恩来曾总结说：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你不怕打仗，谈判才有力量；反过来，你要谈判成功，更需要备战。……我们是又谈判，又备战。周恩来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战争准备思想的深邃内涵。三是备而审之。毛泽东虽然强调战争准备要常备不懈，但又经常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注意调整“常备”的力度和重点，既居安思危，又不致于草木皆兵，把战争准备放在适当的位置，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国内各项建设事业上。比如，1950年6月，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后认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52年8月，他又指出“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在此形势的判断下，他一方面继续要求全国军民要继续保持精神上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抓住时机，对我军进行精简整编，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毛泽东再一次分析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于是次年他就再一次做出了“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调整了战争准备的工作重点。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种有张有驰的战争准备指导思想，才是真正体现了因情有变、变而有备的特点，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那种只是单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愚蠢做法的最有力的批判。
二、精神和物质两手准备的战争准备思想
在战争准备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必须精神和物质两手都要准备。毛泽东早就谆谆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致于措手不及”。这一论断，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全备”思想。物质准备是战争准备的基础和前提。孙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用兵，也是把物质力量的分析和准备放在“庙算”的位置优先考虑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恩格斯也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利’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利就不成其为暴利”。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精辟地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毛泽东非常重视物质力量在战争中的基础作用，注重分析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比，从中找出客观规律用以指导战争准备。他揭示的物质力量影响甚至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和理论，直到今天对指导我们时刻扭住发展经济不放松，并进而不断强化战争物质力量的积聚和准备，仍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他明确提出：“把……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他认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就不能完成伟大的战争事业。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战争物质力量建设，是因为他既实际又深邃地认识到：“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吃饭、穿衣，语言很通俗，但却揭示了极为深刻的原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经常指示前线指挥员要“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毛泽东在指导战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物质力量的准备上，不仅重视现有的战争实力，更特别注重动员战争潜力，并及时将其转化为战争实力。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分析中日双方胜负因素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有较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但从战争潜力看，又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其国家小，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加上日本侵略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因而断定日本必败无疑。反之看中国，中国虽然是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均不如日本，但中国国家大，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充足雄厚的战争潜力可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加上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八路军的先锋作用和国际援助等条件，决定了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国总动员，充分发挥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战争潜力，开展真正的人民战争战胜敌人。在战争准备问题上，毛泽东除了历来重视物质因素对战争的基础作用之外，还非常重视精神因素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其实，在毛泽东指导的历次战争实践中，我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法宝之一，就是靠这种战争力量中的精神因素的动员和准备。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觉的阶级觉悟基础之上的，是以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由于今天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着严重的自由化思潮和思想割裂现象，我军过去那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等，究竟还能否再次焕发出青春？而这才是我军之所以在历次战争中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中的精神准备，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一是对敌人不应抱任何幻想；二是必须时刻有准备打仗的思想。所谓对敌人不能抱任何幻想，简言之，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其一。其二，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对敌人，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不变的定力，不能随意让人家忽悠来忽悠去。而关于“准备打仗的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忘”，二是“不怕”。“不忘”，就是要时刻不忘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不怕”就是要高瞻远瞩，有胆有识，勇敢亮剑，就是不怕战争到来，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关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指物质实力上的强大，也不单单是指物质实力上的崛起，更需要精神实力上的强大，更需要精神实力上的崛起。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不可谓不强盛，但缺少一种血性，缺少一种气概，而这种血性和气概，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没有这种血性和气概，枉谈胜利的激情与豪迈。 对战争力量中的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两大要素，克劳塞维茨也早有论述：“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像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而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坚持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辩证统一的思想，去筹划和指导战争准备，因而也就特别重视这两大因素的自然的同一体——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在战争中，既是物质力量，又是精神力量，是二者同一的结合物。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战争的主体。人与物的结合，人与武器的结合，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物质基础的结合，构成了战争的主体力量。所以，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其实说到底，对战争而言，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操纵各种武器的人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搏斗。毛泽东还说：“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因此，在战争准备中，毛泽东时刻不忘把人民群众的动员、武装和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把军队的整顿、训练和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把精神和物质的准备通过人的主体和媒介作用达到完善的统一。关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于我们的军队，更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战争准备上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手准备的思想，其实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的全面准备思想。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938年，毛泽东又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做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讲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自然和主观指导能力等多方面内容。当然，就当代而言，我们所要进行的战争的精神与物质的准备，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金融、舆论、信息、生物、智能、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等诸多内容。而这诸多方面的内容总和，就构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战争力量。构成战争力量的任何要素，若疏于准备，都可能对战争的胜负结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面对当前美日以及其它各种敌对势力的战略围堵、战略遏制直至战略剿杀，尤其是面对美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恫吓和狂啸，加之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初战即决战”的性质特点，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的关于战争准备的思想，围绕战争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诸要素进行全面准备，目的就是要以优长补不足，以先机制胜补后发制人之缺陷，以战略预置减杀敌前沿部署之优势，以我在政治、军事、外交、金融、舆论、信息、生物、智能、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等诸方面预先所创造的综合力量优势，来压倒武器装备相对居于优势的敌人。
三、“准备坏的争取好的”的战争准备思想
“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一切从最困难、最坏处着眼做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最好的结果，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准备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种对战争准备的“审备”思想，要求对战争的各项准备都必须充分扎实、周密审慎、一丝不苟，能够应付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范蠡所说“审备慎守，以待不虞”，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历来把应付最困难局面，作为一切战争准备的出发点。他在每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前，都告诫前线指挥员“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眼，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毛泽东在战争准备问题上的这种鲜明特点，体现在毛泽东毕生所导演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之中。1948年10月，毛泽东在对淮海战役的指示中曾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有对付的办法”。1955年，毛泽东又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同时，毛泽东又向来反对机械执行计划。“炮声一响，计划作废”，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完全按预先计划实施。实践中，一些指挥员过于依赖计划，甚至不顾战场客观实际死板地执行计划。信息化条件下，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军兵种协同关系频繁转换，机械执行计划很难适应战场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因此，要依靠计划，强化其在作战活动中的“主线”作用，尤其是涉及主要方向、关键行动、重要时节等关键要素时，必须严格对标计划，不要擅改计划；当战场情况与计划略有出入时，要坚定决心执行计划，但不要拘泥于计划；当战场情况与计划有本质差别时，应果断修订甚至重新拟制计划，始终做到以打赢为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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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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