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范勇鹏：面对台湾问题，“党指挥枪”表现得更加重要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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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范勇鹏：面对台湾问题，“党指挥枪”表现得更加重要
2022-08-08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军魂’的军队，非常清楚这个工作的意义在哪里，政治意义在哪里，对国家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面临着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建军强军思想，人民军队必将创造新的辉煌。”
在东方卫视8月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54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人民军队的先进性从何而来，展开了讨论。
今天我们就围绕“党指挥枪”，来聊一聊我们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军事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离不开军队和战争的。我们古人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制度最初往往都是产生于战争和军事行动。因而政治和军事的关系自古都是各大文明高度关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如果控制好了，在这种“文主武从”的情况下，怎么能让军队保持战斗力；在中国历史上控制军队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是北宋，用一种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北宋建立了一套朝廷直接掌握军队，在皇帝之下实施军权分立制衡的原则，兵力配备上也讲究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制衡，后世中国大体上继承了这个基本制度，例如明朝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军权分治和制衡。所以后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地方军权做大而亡国的现象。一直到清末才又出现了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地方军权崛起，然后国家失去控制，后来到民国的时候酿成了军阀混战。但是宋制它控制得太好，反而导致了军力的衰弱，武德不张。回顾过去政军关系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悖论：就是军队控制得好，往往战斗力就发挥不出来。相反如果军队强大，往往就会出现军队失控，干政或者割据，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军关系其实是面临同样的问题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就是军民关系。在商周贵族时代，军和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贵族负责打仗，平民负责搞生产，到战国改革开始全民皆兵，兵源于民，他自然和民心相通。然后民提供兵，所以民自然也期望得到更高的地位和待遇。但是秦之后中国的国家规模太大了，服兵役需要花时间，费衣食，误农时，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于是秦汉实行的全民当兵的征兵制逐渐衰落，慢慢就产生了有一部分人专门来当兵的现象。由此民和兵就开始分离，甚至发展成了相互对立的社会集团。兵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平时尚且可以维持，到了乱世就会成为一个大害，甚至会催化国家的崩溃，加剧内战的烈度。简单回顾了中国军制史上这三大问题，一个是控制军队，一个保持战斗力，还有军民关系。我们来到现代，新中国的军事制度，政军关系是怎么样来的？在清末军制的基础上，北洋时期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政军关系。军阀当政，国会和政府只是一个“花架子”，然后国内混战不休，对外软弱卖国。孙中山起初是想利用军阀武装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陈炯明叛变让他认识到这条路走不通的。后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孙中山决心建立政党领导军队的制度，靠“三民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国民党本身的局限性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导致最终失败。共产党人最初对军队问题的思考是比较缺乏的，列宁早在1919年就说过，组建红军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我们中共早期领导人很多也是缺乏清醒认识。比如像陈独秀，就曾经反对由党来创建军队。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后来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识到军队是一种工具，他说这工具压迫阶级可以利用，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如欲使中国和平需具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开始独立武装斗争。但是红军最开始在战斗中遭遇了重大挫折。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党和红军困难有多么大。这个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已经不到1000人了，真是生死存亡。当时红军还存在组织不健全、思想混乱的问题。官兵意志动摇，甚至出现逃兵。在这个紧急关头，毛泽东站出来对军队进行了整顿改编。第一是遣散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员，把部队缩编成一个团。第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就像《雄伟的井冈山》那首歌里唱的：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1929年党又召开了古田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第二是深刻阐述党的思想建设原则。第三是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明确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第四是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那么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这三大问题，到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终于探索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如何控制军队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党的领导，确保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和工农大众手中。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第二，军队怎么才能有战斗力的问题。我们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和民主集中制激发了红军的战斗意志。毛泽东曾经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1928年写给中央的报告里，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他说同样的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第三，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实现什么样的军民关系。我们的答案是依靠党的领导，确保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靠“三大纪律”建立的紧密的军民鱼水关系，解决了困扰中国两千余年的军民关系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这个“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发展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了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条军规。邓小平提出了现代化正规化的新要求，他在1981年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习近平强军思想立足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针对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问题，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的目标。这是对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以及作为生命线的政治工作，这三个方面为毛泽东建军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军事制度史，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三句话的伟大意义。理解了历史和现实，我想大家会认识到，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解决政军关系的最高水平，是人类最先进的制度形态。95年来，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了我们的人民政权，这支军队也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锻造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可以威慑和抵御一切外部敌人的野心。从抗洪救灾、抗震救灾到抗击新冠疫情，人民解放军始终站在保卫人民生命和利益的第一线，看到解放军的身影，就找到了一种主心骨和安全感。当前我们面临着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建军强军思想，人民军队必将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好，谢谢大家。主持人：谢谢范老师刚才的演讲。我们把军队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是不是也有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还有我们党自己的一些先进性、独特性带来的？张维为：我觉得就是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型国家”，几乎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些传统的因素在里面。首先在军事方面，中国有非常传统的军事资源，最经典就是《孙子兵法》，谁都读过一点，谁都知道一点，谁都会引用一点，“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还有军民关系也是，我们是叫“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它来自于人民战争的传统。一些老外他搞不懂，他们一讲人民战争就是“人海战术”，他完全没有搞懂。中国当时在综合国力非常弱的情况下，每一步都要依靠人民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我觉得中国一整套的做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范勇鹏：其实早在我刚才讲到的贵族时代，兵就是贵族家里的子弟。但是后来到平民大众都能够变成国家的平等人民之后，进入“大一统”时代之后，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比如秦朝，你让全国的人都来当兵，然后送到边关去戍边，来回要走两个月，然后一年的农时都耽误了，后来慢慢这个制度就朽坏了，最后不得不去靠各种比如像雇佣兵、募兵制。但它总归都是一小部分人专门来当兵，它（军队）慢慢就跟人民对立起来了，实际上就违背了这样一个子弟兵的一个传统。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子弟兵理想的。为什么？从“大革命”开始，共产党的军队都是自愿参军的。所以他既不是那种由国家政府来征兵，也不是通过军饷、战利品来吸引来的这种雇佣的兵。这样一群人有很强的政治理念，有信仰。建国之后，我们改成了义务兵制，然后到改革开放，我们又开始侧重义务兵和志愿兵的并重。所以1984年之后，我们推行的是以义务兵为主的志愿兵制。到去年，我们又改成志愿兵为主的、义务兵和志愿兵兼有的这样一种军事体制。为什么？背后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要和人民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毕竟义务兵的训练时间、兵役周期比较短。现代战争又对科技专业化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是尽可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既能够让我们这种军队的人民性的宝贵传统坚持下来，又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专业化的，能打胜仗的一支现代(化)军队。主持人：其实我们党在指挥军队这个事情上，它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探索的过程。这个就跟我们党探索其它的革命实践一样，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张维为：我就想到前面提到的古田会议，因为当时红四军里面湖南和江西的子弟比较多，乡土观念非常重。我是赣南人，我赣西都不愿意去。为什么古田会议的意义这么重要？它非常明确地要求建一支与中国旧军队不一样的新型的人民军队，非常明确提出这个口号。在党的领导下，它是一支完成革命政治任务的军队，马上格局、面貌和一整套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我联想到当年毛主席在1970年代，也就是跟苏联、跟美国都在对抗着，毛主席说全国人民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像这次疫情，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这就要当做战争来打。如果有一批人在每个行业，一门心思地钻进去，好好地研究各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我们战疫就可以更加成功。范勇鹏：张老师讲到组织的因素特别重要，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建立了党代表，建立了政委。去年有个电视剧，叫《能文能武李延年》，它就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朝鲜战场上我们志愿军这种非常优秀的组织能力。古田会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你要讲政治，要搞政治建设，古田会议还要讲我们要做好宣传，把群众要发动起来。所以它是一个系统工作，而不是说让这支军队孤立地来打这样一场仗。
观众一：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那么在新时代复杂的内政外交关系中，尤其是面对台湾问题、“疆独”、“藏独”等等问题时，“党指挥枪”最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谢谢。张维为：我们现在经常在讲“伟大的斗争”，包括你刚才讲的很多都属于“伟大的斗争”，特别是祖国统一事业，所以我觉得“党指挥枪”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政治使命。怎么完成这个使命？如果不得不采用非和平手段的话，怎么采用，什么样的范围，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的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也讲得非常清楚的，如果台湾问题发生质变，我们将不惜一战，而且战之必胜。所以我觉得一个统一的指挥是非常重要的，其核心就是党的领导。
【8月4日，东部战区火箭军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火力突击。这是导弹点火发射。新华社发（王义 摄）】
范勇鹏：对，党的领导的现实意义永远是存在的。现在斗争在各个方面实际上都已经开始了，并且非常激烈。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解放军有这样的使命，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领域，比如在文化，在国际传播，甚至在科研，在卫生各个领域都面临类似的这种“伟大斗争”。所以这种党的领导，它不仅仅是在我们解放军“党指挥枪”这个意义上，它是实现我们国家伟大目标的过程中，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总的纲领。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毛主席在讲党的领导的时候，特别讲军队工作的时候，讲过这么一个观点，大致意思就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使我们每一个战士，从战士到伙夫，都知道为什么要打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政治建军。哪怕在文化战线，哪怕在意识形态战线，在国际传播战线，更不要说军事战线了，其实也是这样，每一个参战的人都要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道理可以讲得很清楚，懂了道理之后，你就不一样了，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观众二：当今世界范围内军事斗争的形势和战争的领域形态越来越多维化，在面对网络战、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这些非传统领域，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如何继续必胜的把握？谢谢老师。张维为：现在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接下来很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灰犀牛”。实际上都和打仗有点类似的。我是挺喜欢“军魂”这个词，就是我们军队经常用的，这是一支有“军魂”的军队。人民解放军跟国民党军队最大差别，就是国民党军队没有“军魂”，它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传统是一定要发扬下去。“军魂”概念非常好，你非常清楚这个工作的意义在哪里，政治意义在哪里，对国家的意义在哪里，甚至对你个人的意义在哪里，把它讲清楚之后，你打仗就有力量。范勇鹏：对。您提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其实从来面临的都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比如和国民党要进行政治斗争，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也要做政治斗争，做宣传斗争。毛泽东主席有句话叫“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就是要带着这样一个理念来斗争的。那么今天面临的新挑战是什么？就是您讲到的载体变了，我们可以拿俄乌冲突做一个很好的样板来观察，你看在俄乌冲突里边，俄罗斯初期其实有很多被动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能够协调好各个方面的斗争。实际上俄罗斯还是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了，比如前些年普京总统为什么要搞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他直接要领导，他意识到未来可能是要打仗了。所以在和平状态下，那种建制、那种队伍，可能是不一定适合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真到在乌克兰打起来的时候，里边还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我们要从这里边看到我们未来面临的新的斗争形态，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不仅仅是在军队内部要加强我们党的领导，在很多其它领域，包括我们在机构上可能要做一定的整合，在资源队伍上都要做出新的整合，发挥出我们的战斗力。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就前面我讲了“军魂”非常之重要。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心胜”。我就想到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没有多少人。周恩来、龚澎、乔冠华等一拨人可以对付整个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背后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代表正义的事业，我一定能够战胜你。结果你看无论是外国媒体、国内媒体都非常关注，哪里有周恩来，他们就跟着他。背后就是他发自内心的自信，讲的话有道理，还有他的人格魅力。我觉得这非常之重要，一个“军魂”，一个“心胜”。
（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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