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耀宾：接过马斯克刘强东的话茬儿讨论未来富足社会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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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耀宾：接过马斯克刘强东的话茬儿讨论未来富足社会
2025-12-04
您是否认真考虑过标题说的这个事儿？君曾深虑及此节否？当埃隆·马斯克在播客中描绘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供养人类的未来时，一个古老而迫切的命题再次被置于时代聚光灯下：我们能否凭借技术的单兵突进，抵达那个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得以自由发展的理想彼岸？与此相呼应，企业家刘强东也曾预言，技术进步可能使我们这代人触及某种“共产主义”图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生产与生活，似乎为这类预言提供了注脚。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随之浮现：技术所催生的“富足社会”，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科学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绕过深刻的社会革命，“不费力”地抵达历史的终点？本文旨在辨析，当前流行的“技术乌托邦”构想与科学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道路与目的的根本分野，而真正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日对技术与社会的选择。你们要讨论共产主义吗？太遥远了吧？现在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君不见名校马院若干教授双手一摊，耸起肩膀，眼白斜入右上，只当和尚不撞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无能，而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一些同志又犯了老毛病。这些毛病得治，老方子无非两条：需要固正扶本，需要催生内在动力机制，否则何来道路自信？体力劳作将尽泯，物资富足已至极，货币渐隐、万务多凭智械而办，多新鲜的画面，货币即将消失，体力活都不用人干了，此际马斯克所期之“技术共产”，与刘强东昔年“吾辈可成共产”之论，俨然与未来世局之走向深相契合。盖AI之兴，正以雷霆之势颠覆当世万象。然彼时之富足之邦，究竟是何等样貌？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此等富足之世，便为共产主义之世耶？岂可不假马克思所倡之社会运动，便唾手而得、歪打正着地臻于共产之境？马斯克、刘强东辈所构想之共产图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先贤所立之共产社会，其为一辙否？迩来，笔者于北大光华之堂、沪上企业家之坛、昆仑策马学研讨之席，与诸友往复榷论，粗成数端浅见，今敢呈于同志之前，敬候斧正。面对生产力可能发生飞跃的前景，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想象，其内核截然不同。
这种观点将希望近乎全部寄托于生产力的自我突破，描绘了一幅自动化取代绝大多数劳动、物质财富如泉水般涌出的画面。然而，其默认的前提，是现有资本逻辑与私有制框架的延续。核心生产资料（数据、算法、算力、能源）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并未发生根本转移，所谓的“普遍富足”本质上是技术红利在既有分配结构下的扩散。其结果，可能是一种“高科技福利资本主义”：多数人或许能获得基本保障，但却被排除在关键决策之外，从“生产的奴隶”异化为“被算法圈养的客体”，社会权力结构反而因技术垄断而更加固化。这种构想触及了“富”的层面，却回避了“足”——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权力关系重塑——这一核心。这绝非单纯的生产力升级蓝图，而是一场彻底的、系统的社会形态革命。它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维度：1、物质维度：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实现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2、制度维度：彻底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这是“消灭私有制”这一核心要求的实践，旨在铲除阶级对立与剥削的经济根源。3、人的维度：在此前提下，消灭旧式分工，使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达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内核的情况下，通过技术修补矛盾；后者则坚持，没有所有制关系的根本变革，任何技术进步带来的富足，都可能被用于巩固新的奴役形式，而非人的解放。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的动态本质提供了钥匙。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一一矛盾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由于阶级对立的基础（私有制）已消失，矛盾不再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而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在认识发展、利益协调、制度完善上的差异。一一矛盾永恒存在并推动发展。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持续发展将不断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如分配机制、协作模式）和上层建筑（如治理方式、价值观念）提出新的要求，形成“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持续运动状态。一一解决方法在于自觉调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高度发达的科学规划与广泛的民主协商，对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进行自觉、持续的调整与改革。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抵达的静态乌托邦，而是一个在不断解决非对抗性矛盾中持续迈向更高阶段的生动实践过程。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与风险，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拒绝富足，而是以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视角，引导这场生产力革命服务于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变革，防止社会滑向“技术垄断新封建主义”。1、所有制的创新与演进：核心在于确立数据、算力、关键算法及基础能源等新型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这并非简单的国有化，而是探索多元化、民主化的公有实现形式（如公共数据信托、算法合作社、社区能源网络），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由社会共享，其发展方向受社会民主监督。2、分配体系的融合与重构：在物质丰裕基础上，构建灵活包容的保障与发展体系。可探索结合“无条件基本服务”（保障生存与发展尊严）与“基于贡献的社会认可”（激励创造性劳动），既保障底线公平，又尊重多元价值。需重新定义“劳动”，将养育、照护、社区服务、艺术创造等非市场活动纳入社会价值评价体系。3、治理模式的民主化与透明化：建立涵盖政府、企业、技术专家、劳动者与公众的多方参与的技术治理机制。对重大技术方向、伦理准则和公共资源分配，确保决策过程的广泛协商与透明，使技术进步与人类共同福祉深度绑定。4、全球对话与协同：承认技术发展与资本流动的全球性，积极推动跨国对话与合作。倡议与参与制定全球性的数字治理、AI伦理与公平贸易规则，携手应对共同挑战，防止技术成为新的霸权与隔离工具，致力于缩小全球数字与发展鸿沟。马斯克等人的“技术乌托邦”许诺了一个馈赠式的未来，却回避了权力与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毛主席的矛盾学说则启示我们，理想社会并非历史的自动馈赠。在人工智能可能极大解放人类劳动时间的历史关口，我们更需清醒：物质的“富”裕不等同于人的“足”兴与社会的正义。真正的挑战与希望在于，如何将技术带来的可能性，转化为推动社会关系向更公平、更民主、更解放方向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使命，是确保这次生产力的飞跃，能最终引发生产关系的深刻进化，让技术之火不是锻造精致的锁链，而是点亮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道路。在那条道路上，劳动将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创造，而人类，也将真正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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