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靳建疆主任牵头召集这个座谈会暨研讨会，使我们新朋老友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原来我只是想看看大家，并不准备发言，不曾想，这“70年”的字样触动了我的情思，就耽误大家一些时间，说点心里话吧！
70年前，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写了编者按：“……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著名按语发表后，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就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回乡、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仅仅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就有100多万。
无论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一直认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根本途径。五四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我们当年知青来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那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由于毛主席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看做是国家大事来抓，要求各级党政组织，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事业，做出长期规划，并提出，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各级也都理解了，这里所说“负责到底”的“底”，就是让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到1965年，已有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周总理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都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新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在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高中毕业的，那年我毕业考试门门满分，一门心思报考北大，而且当时的高中生，只要是非农业户口，即使考不上大学也都给安排工作，可是非农业户口的学生要想下乡，却还没有组织安排，所以，我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决心放弃高考下乡务农，还是费尽周折才联系到了窦家桥村，在那儿插队落户的。
这张1963年11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的照片和说明，就报道这条消息。
这是我们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光线较弱，清晰度不高，但辨识度还可以。左起：刘英杰、王培珍、赵耘、侯隽、柏玉兰。
1964年6月我出席团九大，则见到了更多50年代和60年代初回乡、下乡的先进知青代表，也第一次见到徐建春大姐。会议期间，有记者把出席会议的6位知青代表集中到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右起：天津赵耘、江西宋喜明、陕西韩志刚、北京侯隽、上海张韧、江苏董加耕。
这张《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用大字通栏标题《下乡上山是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以整版篇幅刊登通讯：自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形成革命潮流》，并配发照片报道了，“前几年，绝大多数是高小毕业生回乡。近来年，越来越多的高初中毕业生回乡”；“前几年，多半是家住农村的学生回乡。近来年，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报社配发的述评指出：“最近，在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沈阳、旅大、合肥等许多大中城市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党的号召，继承革命传统，在‘到农村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口号下，热情地奔向农村第一线，这是近几年来我国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中又一个新高潮”。各地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报道都给排到第二版了，可见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
照片人像自上至下、从左至右排序，有：徐建春、周明山、吕根泽、万炳炎，韩志刚、邢燕子、柳昌银、赵耘、王培珍、李枝荣、侯隽、董加耕。
右起：李庆茹、李秀敏、王培珍、侯隽，照片由靳建疆拍摄。
我也拜读了王伟光同志在黑河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建设与发展业务交流会上的讲话——《把知青志放在“三史”大的历史框架中编研》，他提出：“要尽可能的全面占有资料、收集齐全，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至里，把最核心的最主要的知青精神撰写进知青志。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历史观的态度。”讲得太好了，非常正确！不可否认，谁都会有一定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大众。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看问题，必然看法不一；即便当事人，由于处于不同的时期、背景和环境，反思那段历史，感觉不同、认识各异，也都在所难免。但编篆知青史志不苛求可不行，必须“要尽可能的全面占有资料、收集齐全”，必须有各地配合积极查找有关文献，必须发动群众，特别是当年知青和家属子女们，得到广泛支持。因为更多文物资料散落在民间，尤其是文革前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尽管人数较少，却代表着一个时代，收集那个时期的资料确实难度很大，但缺了还真不行。因为历史不能割裂，不可以因为“文革”前下乡上山的人数相对较少，就被忽略，甚至被否认。只可惜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史志不写或略写知青史，有些编纂知青史的，也有意无意回避“文革”前的知青史，造成“缺载漏项”严重，所以急需抢救挖掘知青资料加以补救，即便是不能充实地方志，也起码可以为编纂知青志和知青档案，提供详实资料，这是一项庞大复杂又细致的社会系统工程。如果谁都帮不上忙，甚至都不知道，仅靠一部分人，掌握一部分材料，就在那里废寝忘食、冥思苦想，哪怕是神仙，也可能白费劲，也许还会把劲使偏了。好在，有王伟光同志讲话精神和国家方志办的指导，有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的支持，有顾洪章同志主编的“始末”“大事记”参照，有王培珍大姐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做示范，还有张韧和当地知青在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的展厅做样板，我深信，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集》主编和“始末”“大事记”责编的靳建疆主任亲自带领下，大家群策群力，做好征集、编纂工作还是大有希望的。我好好活着，争取见证中国知青志问世的那一天！
实在对不起大家，我跑题了，扯得太远了，因为我不能参加下午的研讨会，就想在这儿多啰嗦几句。下面还接着说“70年”的事。
回顾以往，感慨万千。实践反复证明：尽管我们就像星辰大海里的一粒尘埃，但我们与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同患难、共奋进，时刻伴随着祖国母亲的脉搏律动，我们就有光明的前程！
（作者侯隽，女，北京人，1943年3月出生。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自愿下乡插队，被称为“特别的姑娘”，全国城市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和著名劳动模范。196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团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省妇联副主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及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系团的九大代表、党的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1980脱产后历任宝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县政协主席和区政协主席，2007年5月退休。本文系作者2025年11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发表70周年座谈会暨知青史志编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由编者所加。）
参加座谈会人员合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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