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21日深夜,延安杨家岭的煤油灯摇晃不定,一份加急电报被送进窄窄的窑洞。毛泽东扫完电文,笔尖顿住——张家口方向危急,晋察冀主力被迫南撤,北线几无屏障。
三个月前,大同、集宁两役的溃败已让晋绥与晋察冀的联结被截断,如今张家口又岌岌可危,华北根据地被撕开第二道口子。对比中原局面的全面失守,华北一旦崩塌,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纵深都将被压缩到危险尺度。
张家口不是普通城池。抗战胜利后,这里既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又是通往热河、察哈尔草原的门户,政治含义与补给价值都极重。聂荣臻、罗瑞卿深知此点,7月大同未克便紧急回师固守,可傅作义却利用骑兵机动,在十月初从北部草原掠出,绕过侧翼,一记直捣黄龙。
毛泽东为何坚持?晋察冀不是缺将,而是缺一个能同时握住军队、党政与民众的核心。聂荣臻八年苦熬,已与当地党政体系深度捆绑。此时换帅,纵有名将接手,也难在最短时间内梳理好纵横错杂的地方武装与民众关系。与其冒这个险,不如“扶上马再送一程”。
十一月,晋察冀以涞源、唐县两次夜袭,将杜长材师、王靖国师先后各割掉一个团。十二月,聂部又在满城西北伏击整编第十一师,拔掉辎重一路。三战虽非大捷,却让敌军进攻节奏全线延后。国民党军彼此猜忌的老毛病被再次放大:北平李宗仁与傅作义在归属权上争嘴,阎锡山干脆按兵不动。
至4月,晋察冀共歼敌六万,拿回战略主动权。那段时间毛泽东电文骤减,教员的身份悄悄退下,不过对聂荣臻的定位再未动摇。很难说这套“电报课堂”能复制给所有指挥员,但在华北那年冬天,它恰恰是一剂对症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