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革命胜利了，怎么又让旧势力翻身？真相扎心了！（上）

 

引言：历史的“阵痛”与“回潮”

 

你是否曾凝视过历史的深渊？你是否曾为那些“人亡政息”的悲剧而扼腕，为那些“付诸东流”的牺牲而哭泣？

 

当我们站在时间的这一端，回望人类走过的血腥与泥泞的道路，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历史似乎是在“进步”的，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但只要我们稍微凝视得久一点，一种更深沉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情感就会攫住我们——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回旋”与“拉扯”。

 

历史，从来不是一条高歌猛进的直线。它更像是一片暴虐的海洋。革命，是那掀起万丈狂澜的风暴，它以雷霆万钧之势，撕裂旧世界的帷幕，试图将人类的航船推向全新的彼岸。而复辟，则是那风暴过后，从海洋最深处涌起的冰冷暗流，它无声无息，却又无孔不入，它试图拖拽着航船，回到那“熟悉”的、“安全”的、早已腐朽的旧港湾。

 

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最核心的悲剧与壮丽——任何一个新社会制度的诞生，都绝非一蹴而就的“宣告”与“建成”，它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残酷的、反复的“革命”与“复辟”的生死搏杀。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这是刻在地球上每一寸土地的、由无数先驱者的白骨所书写的定律。封建社会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时是如此，资本主义在封建王朝的尸体上站立时是如此，而社会主义，这个试图终结一切剥削制度的、最彻底的革命，更是将这场斗争演绎到了极致。

 

第一章：旧制度的“幽灵”为何总是不散？

 

为什么？为什么历史不能“一步到位”？为什么每一次伟大的革命之后，总会伴随着令人沮丧的倒退、反动甚至复辟？

 

我们必须怀着最深沉的同理心去理解——“复辟”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的“惯性”与“重量”的必然体现。

 

（一）你无法“杀死”一个幽灵。

 

旧制度在被革命的炮火物质性地摧毁（例如，推翻一个王朝，打倒一个阶级）之后，它的“灵魂”——即它在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间所塑造的意识形态、文化、法律、道德、尤其是人的习惯——并不会立刻烟消云散。

 

这些东西，就像是深入骨髓的DNA，它潜藏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

 

当封建制度被推翻时，那种对“人上人”的崇拜、对“权力”的迷恋、“官本位”的思想、“人治”的逻辑，难道不依然存在于“新社会”的空气中吗？当资本主义高唱“自由、平等、博爱”的凯歌时，它不也立刻在金钱面前，重塑了新的、更隐蔽的“等级”与“奴役”吗？

 

革命者可以砍掉国王的头，但他们无法在一夜之间砍掉每个人心中那个“小国王”。革命者可以烧毁地契，但他们无法立刻清除人们心中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信仰。

 

这就是“复辟”最深厚的土壤。旧制度的幽灵，它不在别处，它就在“新社会”的每一个“新人”的脑海里。

 

（二）被推翻的阶级，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常常过于天真地以为，一场革命的胜利，就是旧阶级的彻底灭亡。错了！

 

一个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当它曾掌握着巨量的财富、先进的（旧）管理经验、广泛的（旧）社会联系和国际支持时，它绝不会束手就擒。

 

在革命的狂飙突进阶段，他们可能会蛰伏、伪装、甚至“拥护”革命。但他们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的毒蛇，时刻盯防着新政权的每一个失误、每一次混乱、每一次虚弱。

 

他们会利用新政权“经验不足”的弱点（因为革命者总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会利用革命带来的“秩序混乱”所引发的群众不满（因为“破坏”总比“建设”要快）； 他们会利用新社会中不可避免产生的“新问题”（例如腐败、官僚主义），来诱惑人们：“看啊，还不如回到从前！”

 

正如一位伟人所言：“一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复辟希望，会（在很长时期内）变为复辟的行动。……他们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来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这种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它会化作最阴险的计谋、最恶毒的诅咒、最坚决的破坏。

 

（三）革命的“新生儿”总是虚弱的。

 

我们必须饱含热泪地承认一个事实：任何新生的社会制度，在它诞生的初期，都必然是粗糙的、不完善的、甚至是丑陋的。

 

它像一个早产儿，虽然代表着未来，但在当下，它却必须面对旧制度这个“经验丰富”、“全副武装”的巨人的绞杀。

 

新制度必须在“战争”与“封锁”中学会管理； 它必须在“饥荒”与“破坏”中重建生产； 它必须在“旧思想”的重重包围下，去塑造“新人类”。

 

这是一项“上帝”都难以完成的任务！

 

因此，新政权在初期的“犯错”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错误”，就成了复辟势力最“合法”、最“正义”的口实。

 

第二章：从封建到资本：王冠的落地与重戴

 

让我们把目光从抽象的理论，投向具体的历史。这种“革命—复辟”的拉锯战，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间的戏剧性，足以让最大胆的剧作家都感到汗颜。

 

（一）英国的“妥协”：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我们看英国。1640年，革命爆发，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壮举！一个“君权神授”的国王，被他的“臣民”以“叛国罪”公开处决。这标志着资本主义（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国王与旧贵族）的决定性胜利。

 

然而，然后呢？

 

克伦威尔的“护国公”统治，虽然强力，却始终无法摆脱“军事独裁”的阴影。他死后，群龙无首的资产阶级，面对国内外的重重压力，面对人民对“秩序”的渴望，他们做了什么？

 

1660年，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从法国请了回来，迎回了伦敦！

 

这就是“复辟”！

 

斯图亚特王朝回来了。旧贵族回来了。那些曾被革命铁拳砸得粉碎的旧势力，又昂首阔步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难道是克伦威尔的牺牲白费了吗？不。这场复辟是短暂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的土壤里扎下了深根，它绝不允许一个“全能”的封建国王重新压在自己头上。

 

于是，仅仅28年后（1688年），当复辟的詹姆士二世试图（再一次）恢复天主教和绝对君权时，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发动了“光荣革命”。

 

请注意这个词——“光荣”。为什么“光荣”？因为它“不流血”。

 

“不流血”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浸透了鲜血教训的“妥协”。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还无法“独自”统治。他们选择与一部分“开明”的封建贵族分享权力。他们保留了国王（但剥夺了其实权），保留了贵族院（但让渡了财政权给下议院）。

 

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这种“革命—复辟—再革命（妥协）”的曲折循环中，才最终“确立”了下来。它用一个“虚君”的躯壳，包裹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内核。这场斗争，从1640年到1688年，花费了近半个世纪。

 

（二）法国的“风暴”：最激烈的“拉锯战”

 

如果说英国是“妥协”的典型，那法国就是“激情”与“残酷”的典范。

 

1789年，巴士底狱的炮火，点燃了整个欧洲。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彻底”的姿态，试图一举扫平数千年的封建积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宣言！吉伦特派、雅各宾派……

 

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革命达到了高潮。

 

但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内斗”与“恐怖”。革命的理想，在现实的血污中变得模糊。

 

然后，复辟的幽灵开始登场了。

 

它先是披着“革命之子”的外衣出现的——拿破仑。拿破仑是革命的稳定者，他用《民法典》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秩序；但他又是革命的背叛者，他加冕称帝，恢复了“皇帝”这个最古老的封建符号。这是“革命”向“复辟”的第一次“变形”。

 

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最“赤裸裸”的复辟到来了。

 

1814年，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路易十六的弟弟）在反法同盟的大炮护送下，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巴黎。那些逃亡在外的旧贵族们，趾高气扬地回来“收复失地”了。

 

法国人民奋斗了25年，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最终换来的是什么？是旧国王的回归？

 

不！法国人民的血液里，已经注入了“革命”的基因。

 

1830年，“七月革命”，人民再次走上街头，推翻了顽固的查理十世（路易十八的弟弟）。 但是，他们又一次“妥协”了。他们迎来了“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利普，一个“资产阶级”的国王。

 

1848年，“二月革命”，人民第三次走上街头，推翻了路易·菲利普。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了。 但是，共和国的果实，很快又被一个叫“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的人窃取。他先是当选总统，然后发动政变，于1852年，恢复了帝制！——法兰西第二帝国！

 

这是第二次“复辟”！

 

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崩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才在一片混乱和（巴黎公社的）血泊中，颤颤巍巍地站立起来。

 

请计算一下这个时间：从1789年，到1870年，法国人民为了“确立”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反反复复、血流成河地斗争了整整81年！

 

“革命”与“复辟”的旋风，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吞噬了整整三代法国人的生命与激情。

 

这，就是建立一个“新制度”的代价！

 

资本主义，这个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制度，在它诞生时，尚且如此艰难，如此步履蹒跚，如此充满了“倒退”与“背叛”。

 

那么，我们又怎能用一种“天真”的、“纯洁”的眼光，去苛求那场更宏大、更彻底、试图“颠覆”数千年私有制历史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上篇完）

 

作者：子珩墨；来源：子墨观世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