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王悦：东帝汶要想真正上桌吃饭，还得靠自己的本事

【东帝汶总理夏纳纳落泪。马新社】

10月26日，在吉隆坡第47届东盟峰会现场，东帝汶终于正式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

文件签署现场，东帝汶总理夏纳纳流下泪水，直言：“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东帝汶将以谦卑和自豪的态度加入东盟。”

确实，对于东帝汶来说，这不仅是一纸文书的外交程序，更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国家，从被殖民与侵略的历史阴霾中挣脱，走向区域融合新起点的象征性时刻。回望过去，东帝汶曾长期承受来自印尼、澳大利亚等邻国的压迫与资源掠夺，而今天这一步更显沉重而深远。东帝汶不只转变了身份，更是在漫长的抗争与等待之后，得到了历史的回应。

血与油：殖民阴影下的抗争之路

东帝汶的近代史，可以说浸透着血与泪。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商船靠岸，到1975年殖民者仓促撤离，这片土地始终是大国战略棋盘上任人摆布的一枚棋子。然而，葡萄牙人经营四个多世纪，留下的却是疏于管理的掠夺式统治——这里不过是香料贸易线上的边陲据点，当地民众在强制劳役与文化侵蚀中艰难守护着民族血脉。

1975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东帝汶终于在11月28日迎来期待已久的独立。谁料短短九天后，印尼的坦克就碾过边境。12月7日的那场闪电入侵，将这个新生国家强行标注为印尼的“第27个省”。雅加达当局打出的“反共”旗号，掩盖不住地缘政治的冷酷算计。在苏哈托政权看来，东帝汶的独立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动摇这个千岛之国的统一。

而印尼对东帝汶的占领，远非短暂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持续二十四年、旨在摧毁民族认同的系统性统治。占领者不仅用武力控制这片土地，更企图抹去它的历史记忆——本土语言遭禁，传统文化被斥为落后，整个民族的根基在日复一日的压制下面临崩塌。战火、饥荒与镇压构成了那个时代东帝汶人的日常。

 

在这片阴霾中，1991年圣克鲁斯公墓事件成为无法抹去的血色印记。当手无寸铁的送葬人群在墓园中静默站立，印尼军队的子弹从背后射来。上百名平民倒下，他们的鲜血浸透了这片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这场惨案以最残酷的方式，将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推向了世界的视野。

然而，压迫从未让东帝汶人屈服。在连绵的群山中，弗雷蒂林游击队员用脚步丈量着抵抗的征程；在阴冷的牢房里，夏纳纳·古斯芒以坚定的目光守护着民族的尊严；而在遥远的国际舞台，若泽·拉莫斯-奥尔塔用执着的声音，向世界传递着东帝汶人的自决诉求。

这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开辟的三条战线：山区的游击抵抗、狱中的坚定守护、国际舞台的外交争取。它们共同编织成一张坚韧的生存之网——当强权试图将其从历史中抹去时，东帝汶人用沉默的坚韧与智慧，在时代的夹缝中为自己赢得了转机。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阵营的态度耐人寻味——正值冷战酣战之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选择了默许纵容。华盛顿不仅在国际场合为雅加达保驾护航，更暗中输送军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战略利益高于主权原则”。当西方舆论将东帝汶这样的地区标签化为“欠发达”地带时，实则是为其双重标准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那个年代，强权可以肆意将一个小国的命运当作战略筹码，而所谓国际规则，往往只是胜利者书写的游戏规则。这种霸权逻辑，至今仍在世界各个角落若隐若现。

澳大利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国家，却在1975年印尼出兵吞并东帝汶时，成为了西方世界中唯一对此予以正式承认的政府。

驱使澳大利亚背弃原则的，是蒂莫尔海峡底下埋藏的油气资源。1989年，澳印两国签署《蒂莫尔海峡条约》，在争议海域划出所谓“合作区”，以共同开发之名行利益瓜分之实。这份条约不仅绕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线划界原则，更将当时处于被占领状态的东帝汶的合法权益完全架空。整个1990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尼联手批准多家国际企业在该海域开采油气，而作为这片海洋真正主人的东帝汶人民，却被彻底排除在利益分配体系之外。

这种“石油优先、道义靠边”的实用主义策略，让澳大利亚所谓的人权承诺显得苍白无力。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前后转变，始终围绕着自身利益展开。直到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印尼陷入政局动荡，加之国际舆论压力增大，澳大利亚才转而支持东帝汶独立——这一次，它又把自己打扮成了地区和平与人权的捍卫者。

1999年，在联合国主持下，东帝汶人民迎来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公投当天，无数双曾经被剥夺选择权的手，郑重投下了支持独立的选票，并最终取得了78.5%的压倒性结果。

 

然而，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拒绝接受这一结果的印尼军方及其支持的民兵组织，随即发动了疯狂的报复。城镇陷入火海，平民在逃亡中丧生。短短数周内，超过千人失去生命，四分之一人口流离失所。基础设施遭受系统性破坏——电网瘫痪、道路中断，约75%的建筑物沦为废墟。

在国际社会良知即将彻底失声之际，多国部队终于在当年9月踏上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以澳大利亚为首的维和部队开始重建秩序，而其中蕴含的历史反讽令人深思：曾经对印尼占领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澳大利亚，如今却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这个曾在资源利益与道义原则间选择前国家的角色转变，向世界揭示了国际政治的现实逻辑——立场的选择往往不取决于永恒的原则，而取决于流动的时机与利益考量。当原则与利益再次碰撞，这一次，历史的天平倾向了介入。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在联合国过渡当局见证下宣告独立，成为新世纪首个新生主权国家。然而，名义上的独立并未立即带来安全与发展。这个初生的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建国考验。连年战火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全国电网基本瘫痪，医疗和教育系统需要从废墟上重建。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国家，不仅面临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困境，更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至2004年，其国民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人均日收入不足1美元，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垫底，被列入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更令人担忧的是其脆弱的经济结构。这个新生国家的运转严重依赖外部援助，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全年出口额微乎其微，主要依靠咖啡等少数初级产品，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资却需要大量进口。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其资源命脉的可持续性：曾经贡献国家财政收入九成以上的巴尤-乌丹气田濒临枯竭，而被寄予厚望的“大日出”油气田又因与澳大利亚的海上边界争端而开发受阻。

东帝汶的处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摆脱殖民统治只是第一步，如何在新时期的国际秩序中避免陷入新的依赖，实现真正的自主发展，才是更大的挑战。这个年轻国家的建国历程，对所有曾经历殖民统治的国家都具有警示意义：赢得主权独立只是漫长征程的开始，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强自立，还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漫漫入盟路：从边缘到圆桌

被侵略与孤立的记忆，塑造了东帝汶对区域合作近乎本能的渴望。这个国家对东盟的向往，早在葡萄牙殖民末期便已生根。1975年，年轻的独立运动领袖拉莫斯-奥尔塔在硝烟中构想着未来，他将“成为东盟一员”写进了这个民族的愿景。

然而，接踵而至的占领与冲突，让这个梦想不得不沉寂了二十余年。2002年独立后，东帝汶的领导者们清醒地意识到，若不能融入周边，便可能再度被边缘化。周边国家与印尼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必须主动叩响东盟的大门——这既是寻求集体安全的庇护，也是为百废待兴的经济寻找生路。

2011年，东帝汶正式递交了入盟申请，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准入历程。东盟内部不乏质疑之声，担心这个年轻而贫弱的国家难以承担成员义务。于是，一套缜密而漫长的考核程序启动了：考察团频繁往来，评估其承受能力；技术援助与官员培训逐步展开，助其提升治理水平。

直到2017年前后，东盟才形成“原则上接纳”的共识，真正的考验随之而来：东帝汶需要完善机构设置、在所有成员国设立使馆、签署堆积如山的区域文件。2022年获得观察员地位是一个关键转折，随后出台的《全面成员资格路线图》为最终加入明确了时间表与路线图。

2023年底，东帝汶基本完成所有准入要求。次年，东盟十国一致同意接纳这个执着的新成员。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的东盟峰会上，东帝汶终于签署了加入条约——此时距首次申请已十四年，距国家独立已二十三年。拉莫斯-奥尔塔总统的感叹道出了其中艰辛：“通往东盟的道路比通往天堂还要艰难。（原话是：The road to ASEAN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road to heaven）”

东帝汶的加入，使东南亚在地理与政治上首次实现了完整。对曾遭占领的东帝汶而言，能与昔日对手同席而坐，本身就是历史的转折。正如印尼前外长所言，东盟将成为东帝汶的“保护伞”，使其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获得喘息之机。通过区域集体协商机制，这个岛国的主权与安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与此同时，成员资格也为东帝汶带来外交舞台的根本转变。过去，东帝汶的声音在国际场合微弱难闻；如今，它可以借助东盟的集体分量，在关乎其生存发展的海洋资源、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争取权益。这种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是东帝汶外交史上未曾有过的突破。

最具深意的是，这段历程为区域和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曾对其独立心存疑虑的邻国，最终选择了向前看。而对东帝汶而言，愿意与昨日对手共建明天，同样展现了超越伤痛的政治智慧。当东帝汶终于坐在东盟的会议桌前，它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身份转变，更是一个小国通过持久努力，在强邻环伺中为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的生动见证。这条路虽然艰难，却为所有在逆境中前行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样本：坚持与务实，同样重要。

 

【当地时间10月25日，东帝汶外交部长弗雷塔斯、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哈桑和泰国外交部长庞克考出席东帝汶加入《东盟宪章》的仪式。路透社】

入场券不等于饭票：合作背后的现实挑战

东帝汶推开东盟的大门，赢得了一场政治上的尊严之战。但在这象征意义的背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正等待着答案：这张沉甸甸的成员证书，究竟能为普通东帝汶人的生活带来多少实质改变？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乐观情绪代表了其中一种声音。他提醒人们，东盟初创时不少成员同样贫困，正是在区域合作的土壤中逐渐生长起来。“东盟将加大对东帝汶的参与和扶助”，这句承诺正在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从培训官员到改善基建，一套旨在缩短发展差距的机制开始运转。

对于长期被隔绝在区域市场外的东帝汶而言，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框架向东帝汶敞开，这个岛国的特产将能以更低的门槛进入周边国家市场。与此同时，来自东盟的发展基金有望帮助打通制约发展的交通与电力瓶颈。沉睡多年的旅游资源也看到了被唤醒的契机，东盟内部的人员流动便利，让东帝汶那些被遗忘的热带海滩和殖民时期遗迹，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区域旅游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终于有机会参与到区域产业分工中——就像当年老挝、柬埔寨走过的路那样，从最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融入区域经济脉络。

东帝汶拿到了东盟的入场券，但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到某些东盟大城市一个季度的产值，在区域经济的版图上不过是个微小存在。同时它的经济命脉还牢牢拴在日渐枯竭的油井上——国库里每十块钱，就有九块来自油气。当这份老本吃光之后，东帝汶靠什么过日子？

现实比想象更残酷。打开国门意味着本土那些刚刚起步的产业，马上就要面对邻国成熟企业的竞争。就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被推上田径场，印尼的工业品、泰国的农产品正蓄势待发，准备涌入这个新生市场。东帝汶的咖啡农、纺织工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家门前摆满了来自整个东南亚的货品。这种竞争或许能催人奋进，但更可能的是，在幼苗还未长成时就被风雨摧折。

与此同时，治理能力的不足可能制约东帝汶对合作机遇的把握。东帝汶在政府效率、廉政建设、法律体系健全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要重建的不仅是道路和电网，更是一整套现代国家的运行机制——东帝汶目前偏低的生产率和公共治理质量，会限制其从东盟成员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换言之，市场机会在眼前，但东帝汶能否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投资，是一个问号。

东盟的席位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打开了通往更大市场的大门，也照亮了这个年轻国家内部的每处短板。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场自我革新，东帝汶或许会发现，自己虽然坐进了东盟的会议厅，却依然被隔在经济发展的门外。毕竟，入场券只能让你进门，要想真正上桌吃饭，还得靠自己的本事。

如今东帝汶虽已在东盟的屋檐下获得栖身之所，但这座屋檐能遮挡的风雨终究有限。东盟虽然是一个合作联盟，但在成员国内部治理问题上能提供的帮助有限。东盟引以为豪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在阻挡外部势力插手的同时，也可能在风雨来袭时，让门内的呼救难以得到及时回应。缅甸的困境就是一面镜子。当军政府与民盟兵戎相见，平民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时，东盟的协调机制显得步履蹒跚。这份谨慎，既源于对主权界限的尊重，也映照出区域组织在面对成员国内部危机时的天然局限。因此，东帝汶不能对东盟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需要更加注重自身治理能力建设，未雨绸缪地防范国内风险。

最后，还有地缘政治层面的挑战。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和大洋洲的交汇点，战略位置独特。近年来印太地区大国角力加剧，东盟力图在美中之间保持团结自主。东帝汶加入东盟后，必须与其他成员国协调外交立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遵循东盟的集体步调。这可能要求东帝汶在某些议题上放弃自身的强烈倾向，以换取东盟一致立场。

举例来说，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关系密切，也接受了不少来自欧美国家的发展援助；同时，中国在东帝汶的投资和基建项目近年来也有所增长。如何在东西方之间、在传统伙伴与新兴伙伴之间保持平衡，考验着东帝汶新一代外交家的智慧。印尼外交部长纳塔莱加瓦的建议或许可供参考：以东盟为依托，避免被卷入大国冲突，把国家发展前景深深嵌入东盟总体的发展愿景之中。唯有如此，东帝汶才能在区域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最大化自身利益。

（作者：秦博，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悦，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底线思维”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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