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考古学家李济指出:“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李济观点对也不对,因为北方红山文化的确是中华文明起源之一,但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地方扩张的结果,而是多地文明融汇的结果。
1981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数十年的考古发现,提出“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就是不同地区形成了六种强烈个性的文化风格,比如红山文化、东夷文化、中原文化等。最终,这六种文化互相融合重组,形成了中华文明。
其次是良渚与凌家滩,两者都有大量的神秘的宗教遗存,比如良渚遗址各种精美的玉琮,凌家滩遗址的一个墓葬中竟有100多块精美玉器。因此,与红山文化社会一样,良渚与凌家滩也是典型的宗教社会,首领依靠宗教凝聚人心或统治百姓。
笔者上一篇文章中谈过,西坡遗址非常重要,考古发掘出十多座巨型建筑,说明这是一个强大的政权,属于都邑性遗址,不是穷到没有实力制造各种精美器物,而是没有做而已。另外,庙底沟文化非常强势,辐射远到北方红山文化,东至大海,南至长江流域,西至甘肃青海。
难怪中原主导中国
相比之下,良渚文化略有不同,采取的是神权、王权、军权结合,但其中依然是神权为主。因此,良渚古国的首领首先是巫师,其次才是王者、才是军队首领,本质上与红山文化首领差不多,也是靠“神”来维持政权。
然而,中原地区的西坡遗址,无论遗址还是墓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王权,神权反而显得渺小。更为重要的是,尊者墓葬也朴实无华,随葬品极少,也不是那么精美。因此,仰韶西坡古国没有浪费人力物力崇拜神灵,王权也比较接近民间,国家显然就更容易发展。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第三,除了本文谈到的良渚、凌家滩、红山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神教社会,就是三星堆。埋在地下的大量青铜器,如今看起来很美很震撼,但当时百姓生活却很差,因为这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注定了这种神教社会模式是不可取的,因此最终消亡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