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谁说鲁迅没有“‘人情味”？

 

 

有人说，鲁迅为人正宗，一本正经，所写杂文是“匕首、投枪”，字字见血，没有一点“人情味”呢？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作家曾敏之在《鲁迅的人情味》一文中说：“有人认为，因为鲁迅的文笔锐利，冲击封建军阀、蒋介石反动统治及其帮凶时，勇敢而坚决；刺破旧社会的浓疮，，不留情面，非常无情，便以为鲁迅为人大概也很冷酷，待人接物很淡漠，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鲁迅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情味的长者。” 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且看他写于1932年的一首题为《答客俏》的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答客俏》诗墨迹 

 

这首诗用“於菟”，即英武的老虎也懂得爱子作比喻，说明英雄豪杰也是懂得怜家爱子的，从而生动地表达了鲁迅热爱孩子的深厚的感情。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喜结良缘。1929年9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海婴。鲁迅对海婴倾注了全部的父爱。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2时，他一定要轻轻上楼，察看海婴的睡眠情况。如果小家伙把棉被蹬飞了,就细心替他盖好。孩子睡足之后,他就逗孩子玩。孩子倦了,就把孩子抱在自己的手臂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哼着催眠曲，用轻柔动听的儿歌，把海婴送进梦乡。海婴病了，鲁迅更是彻夜守护。上海的夏天酷热，顽皮的海婴常长一身痱子。鲁迅每天晚上，就细心地给他搽痱子水，许广平在旁用扇子扇干痱子水，海婴60年后回忆说：“这是我感到最快话的时刻”。许广平则回忆说：鲁迅“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努力分担那可能范围里的为父之责的。”你看，鲁迅多么有人情味。他对朋友，如茅盾、许寿裳，对青年作家柔石、丁玲、萧军、萧红、冯雪峰等也是如此。

 

 

海婴百日照

 

其实，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就像鲁迅为人，是个具有丰富人情味的长者一样，他的为文，尤其是杂文，在注重战斗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人情味。他早在1907年，就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官室，宗教， 道德。┅…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主张把陶治品性，“涵养神思”当作“文章之职与用”。以后，鲁迅又提出：杂文必须是 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他更加 明确地提出，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人情。”可见 鲁迅在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杂文的人情味， 以通过它给读者于艺术的享受和审美的情趣，“给人愉快和休息”。

 

何谓“人情”？当然不是指婚丧喜庆交际时所送的礼物，也不是 指人心，世情，而是指情谊，尤其是指情感，指“喜、怒、哀、惧，爱、 恶，欲”七情。人情味，则是人们从情感中流露出来的一种高尚品性 和情趣。正如著名杂文家秦牧说的：“杂文所以成为文学作品，另一特征是它的情感性。读杂文和读一般的社会科学论文不同，往往可 以感觉到它的作者的音容笑貌，甚至他的性格特征。因为杂文作者 在倾诉胸臆'的时候，是不回避流露自已的情感的。唯其如此，才 使我们觉得亲切，觉得像读一切好的文学作品似的，有一种感情的 共鸣。”（见《小品文的危机》）鲁迅的杂文就是如此的。

 

人的感情中，爱憎是最基本的，所谓“爱憎分明”么。鲁迅自已就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杂文的人情味 首先是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深沉的爱，热烈的爱。我们诵读 《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黄花节的杂感》等杂文时，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激情回荡，通篇渗透着作者对死难烈士的崇敬之情和怀念之情。作品中流露出来的这种真挚感情和诗情哲理，充分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深沉浓郁的人情味。又如《我的第一个师父》， 是记叙作者孩提时最初先生——龙师父的，这里有亲切的怀念，热情的称颂，坦率的评论，既寓意深长，又形象鲜明，处处真情实感，富有人情味。文中写到三师兄效法师父，也要娶老婆时，有这样一段打趣的记述：“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读来如闻其声，让人忍俊不禁，我们从中不是能窥见其师兄弟之间的情谊，感受到世俗的人情味么？

 

有爱必有憎。鲁迅主张要“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见《文人相轻》）就像热烈的爱一样，鲁迅也有着热烈的憎。鲁迅用自己如椽之笔，撕破了旧社会的假面，揭穿了形形色色的丑类的伪装，使他们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由于这种憎恶并非是个人的是非之争，也不是一时冲动的愤激之词，而是融入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因而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号角，是对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的强烈的憎恨，并从这 种憎恨中产生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不能已于言”的真情实感。因此读鲁迅的杂文，能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从中得到解气和愉悦。如脍灸人口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 诧”论》、《我还不能“带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就有这种痛快淋漓，令人击节赞叹的艺术魅力。

 

鲁迅匡正时弊，抨击丑类，其杂文中发散出来的愤激之情，不是指手划脚的恐吓，也不是声嘶力竭的辱骂。他在《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说过：“战斗的作者 应注意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样的激情，才洋溢而高昂，尖锐而舒心。如《华盖集•夏三虫》一文，是借夏天横行的人类三害：蚤、蚊、蝇，揭露“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的，但写得喜笑怒骂，妙趣横生。文章一开头，从人们日常生活出发，令人发噱地提出一 个问题：“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如此发问，谁都会感到新奇、有趣，蛮有人情味。但是实 际上，文章已经显露针芒，使“敌人因此而受伤”了。这种“论争”的本领，确实棋高一着，耐人寻味。

 

 

 

鲁迅杂文的人情味还表现在它具有浓郁的幽默感上。王蒙说： “幽默又是一种人情味，亲切感。是疲于争斗的人们的一种抚慰和 ‘复归’，所以也是一种轻松感、解脱感。”鲁迅杂文中的幽默感是当时客观生活中的矛盾现象在艺术中的反映，它融入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成为鲁迅杂文的血肉。它是谆谆善诱的讽喻，是脉脉含情的勉励，是引人通向光明的曲径，渗透着浓馥的人情味。我们且看鲁迅论述幽默感的一段文字，它本身就很有幽默感和人情味：“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 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你看，文章是控诉反动派 扼杀言论自由，实行专制主义，揭示幽默的源缘，却写得轻松自若，然又蕴含愤激；逼近自然，而又寓意深刻，人情味十足。 又如一篇题目本身就颇具幽默感的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 是批评有些国民麻木不仁，自以为是的。鲁迅写道：“做人是总有些危险的，如果躲在房里，就一定长寿，白胡子的老先生应该非常多， 但是我们所见的有多少呢？他们也还是常常早死，居然不危险，他们也糊涂死了。要不危险，我倒曾经发见了一个很合式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牢狱。┅┅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文章意在批评，但写得风趣机敏；语气不无讽讥，却写来脉脉有情，富于人情味。听这样的话语，面上虽然有些热辣辣的，但心里是暖烘烘的，相信谁都喜欢听。

 

鲁迅的杂文，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认识和研究它，在充分肯定其战斗性的同时，揭示其人情味和其他属性，对于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光荣传统，进一步 繁荣杂文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原载《上海鲁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