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文艺方针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无“个别”即无一般。换言之,任何“个别”都具有一般的意义。因此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革命斗争规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规律,在本国是一般,在世界范围又是“个别”,具有世界意义。国际上不断有人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如果不是污蔑,至少是很大的误解。别人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对我们搞文化渗透,我们不高兴;我们也决不能搞“以我为核心”,去“威胁”别人。但是,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个别”,当然具有一般的意义。所以,中国的文化产品无论是理论、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电视剧等等,在国际上得奖,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提倡学习外国,但在一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也是他们的“外国”,说不定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月亮更大、更亮、更圆。现在许多国家搞孔子学院,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儒学中的优秀文化具有世界意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被世界上多个国家、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全世界革命人民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革命斗争的指路明灯,《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在全世界大量出版发行,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该发展这个学说。”⑥尤其我们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有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党的这些思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学艺术,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其他国家,它们又是“个别”。人家能否借鉴和借鉴之多少,只能依赖于人家的国情和具体实践,人家也要以“我”为主,我们的认识与评价,在他们那里也只是被“借鉴”而已。
任何国家对“外国”的东西的学习、借鉴,都不能照搬照套,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国情,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同样是土壤、肥料、阳光、空气和水分,麦种吸收了生麦子,稻谷吸收了生稻子……原因在于质的不同,内因根据的不同。如果一味地以西为美,片面地认为人家的“多党制”、“轮流执政”是好的,人家的“民主”是好的,人家的“朦胧诗”、“抽象画”是好的,人家的“摇滚舞”、“霹雳舞”是好的,人家的“红灯区”是好的……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拿来”人家的这些东西,倒把我们自己“改造”的面目全非;不经过自己的口腔、牙齿咀嚼和肠胃运动,“食洋不化”,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旅美作曲家瞿小松针对一些人把西方音乐当成了“主流”、说“中国音乐落后六百年”的论调,在2011年第6期《人民音乐》发表文章,批评这些人是“睁眼不见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数不胜数的精妙”,是“可悲的无知”。他指出:以西方为最高、为唯一的论断“正是文化的杀手,已经成为西方当代知识界的共识。”这是一位旅美学者通过在美国的实践发出的声音!连“西方当代知识界的共识”都认为以“以西方为至高”是不可取的,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妄自菲薄呢?
有关国际奖项当然是可以争的,但这只是为了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学习、吸收国际上的优秀的文化,用来丰富、发展我们自己,让中国优秀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绝不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让人家的东西代替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方面,因其意识形态性质不明显,可以大争特争;而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就需要小心谨慎。屠呦呦的青蒿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祖国争了光,为人类带来健康的福音,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莫言的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何以会引发激烈争论,“听取骂声一片”呢?答案就在于:它们丑化中国共产党,侮辱人民领袖,抹黑人民英雄,诬蔑人民军队,反对人民革命,攻击土改斗争,为地主资产阶级鸣冤叫屈,美化日本侵略军,胡诌中国人民“猪圈般的生活”等等等等,只让外国人高兴,让中国人民不高兴,人民骂你“汉奸文学”没商量!
三、在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和国际文化交流中,不可忘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针对当时有些人“洋腔洋调”的崇美思想,指出:“美国有很多钱,可惜……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⑦
“跟他走”,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老杜勒斯早在六七十年前说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按照他们美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⑧就是他们至今还在坚持的要别人“与美国宪法体现的理想保持一致”;⑨就是实现他们在六七十年前制定、至今还多次修改的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十条戒令》。⑩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70多年了,这种一心要“跟他走”的论调,在我们有的国人中仍然不绝于耳。前车之鉴,去之不远,苏联、东欧不就是“跟他走”了吗?现在我们一些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有病”的人,也是老想着要“跟他走”,不仅要“跟他走”,还要跪舔,这不仅是“有病”,而且是病入膏肓,达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尚且不能照搬照套,不可以停留在对它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某些个别结论作教条主义的理解上,更何况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吸收外来文化?毛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他比喻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⑪只要我们把中国的东西研究透,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研究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创新理论研究透,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实际,鉴别、学习、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发展的更好、更快,就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同志在对待外国的东西上,一涉及到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体制问题、“民主”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尤其是文化、文艺的作品的评价的问题,就忘了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个性,忘记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⑫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对话中,我们的东西,无论是受到洋人的表扬、奖励,还是遭到了谩骂和攻击,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心骨”,不能忘记“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不能丢掉自己对是非的判断标准。
国际斗争规律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心”。国土,当然要寸土不让。但国土丢了还可以用军事力量夺回来。国魂丢了、人心变了,文化亡了,才是真正的亡党亡国。先哲顾炎武有言:文化亡,则天下亡。文化亡了,国土在,就是“在自己的祖国,寻找祖国”。苏联解体、苏东剧变,首先是文化亡了,人心变了。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用我们的《党章》、《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检验衡量,并决定弃取。
就文学文艺来说,如同我们国内的情况一样,外国的“灵活工程师”也不是都讲“良心”的。在当前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时刻不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思想定力。怎么可以为争个什么“外国大奖”而丢掉中国文化自信呢?
四、分析西方给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险恶用心,坚守中国文化自信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专家在《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一文中写道:“社会上对莫言得奖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冷嘲热讽颇多,什么怪话都有。可以说,对莫言获奖,我们整个文学界或者整个社会的反映并不统一,从专业的作家、文学研究者到网络,分歧很大。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既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赢得全社会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高度认同,也没有消除我们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相反,这个分歧因为莫言反而越来越严重”;很多人认为“像莫言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语言都不通,语法都有问题。”⑬实事求是地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但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已经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反而可以说是跌入了低谷。
不要说鲁迅那样的文学大师,就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生产的一大批反映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的文学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也差之千里。《红日》《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三里湾》《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林海雪原》《谁是最可爱的人》《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与莫言同为山东老乡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等等,把这些与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比较,是非优劣不是立见分明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家作品的好坏,读者、百姓心中“都有极明白的计算”。近年来,国人一直说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它们丑化中国人民。这充分反映了广大读者、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信赖与赞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衷心拥护,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而对那些以侮辱、丑化中国人为能事的所谓“文艺家”的不屑与轻蔑。讲了多年的群众路线,怎么到了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就把“人民喜欢不喜欢”这一条给忘了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但批评当代文学“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同时也从意识形态上,严厉批判某些人创作导向的严重问题。他明确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胡编乱写、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⑭
莫言的作品不正是这样的吗?
关键就在于,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一些国际大奖,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
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阶级性呢?从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以来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共产主义文学、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文学,为什么屡屡不能获奖呢?难道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就不是真善美,只有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人性?尽管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说,“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但是,“县官不如现管”,人家评奖团就是把意识形态作为“评选的唯一标准”,你奈若何?
让我们看看人家给咱们莫言先生的“颁奖词”怎么说的吧:
莫言“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
莫言“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笔下没有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莫言描写的人物都……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
小说《丰乳肥臀》,“中国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而是“猪圈般的生活”;
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⑮……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叫做“程式化的宣传海报”?又何为“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莫言“跨越”了什么“种种禁忌界限”?莫言笔下何以没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所“描写的人物”都打破了什么“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描写的中国最近一百年的故事“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而是“猪圈般的生活”,莫言所反抗的“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
够了!原来人家就是这样“表扬”我们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及其笔下的中国、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共产主义”、“毛主义”!受到这样的“夸奖”,每一个有良知的、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难道不感到羞愧、脸红和愤怒吗?
根本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但人家就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坚持认为莫言的作品就是好,诺贝尔文学奖就要发给他,不给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一条“文化自信”。笔者体会:这里的文化自信,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自信。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⑯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评那种“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的所谓“作品”。
拿上述我国文学前辈的作品和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等比较一下吧,谁个在歌颂光明、歌颂人民,歌颂真善美,谁个在“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玷污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不就可以看得一清二白了吗?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