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些“文人”没有才情创造经典的作品，但在矫情方面很有一套。最近因为有网民要以个人名义起诉莫言，他们矫情个没完没了，说什么“中国的文学没希望了，“第二次文革要来了”，把这些传统艺能又拿出来了。从伤痕文学开始，中国的一些文人就特别擅长这一套。这里的文人不只是指作家，而是文科领域那些立场站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对立面的那些知识分子。不是说文科不重要，而是这些人的存在让整个文科蒙尘。他们的典型表现就是下面这样，习惯于崇洋媚外，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认为错都是别人的，自己从不反思。对他们自己的堕落视而不见，反过来指责“底层的堕落与溃烂”。他们习惯以文学、专业或学术表达自己的政治，明明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但当别人反对这种政治倾向性之后，他们就瞪着两只眼睛做无辜状，指责别人污他们清白，主打一个“我就这样，你能拿我怎么样？”浙江出版集团的回复通篇都在说莫言的作品只是“虚构的小说作品，不能用纪实文学的眼光去看待，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也不能当作现实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去对待”，所以不存在导向问题。但他们不敢正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怎么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这点上比他们诚实。看看给莫言的诺贝尔颁奖词，就知道这些为莫言的辩护其实是多么苍白无力：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
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
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到今天的疯狂生产。
这些内容，特别是那句“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都在证明莫言作品有着显著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倾向性。
颁奖给莫言的西方人可没有认为莫言写的这些只是荒诞不经的虚构。事实上，那些支持莫言的人也没有把莫言的小说仅仅当虚构的小说看。当莫言受到来自大众的批判时，他们就改为辩护莫言的作品只是虚构，意思是虚构不用承担现实责任；但来自皇军的认证，让这些辩护都变成了无效的诡辩。如果只是虚构，为什么要用八路军，为什么要用志愿军战士作为反面角色大写特写？难道这不是真实反映了莫言的政治观念吗？莫言在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留言，已经表明他对解放战争的真实态度。
所以莫言的笔下，农村里的地主往往形象正面，而负面的形象设置给了推翻地主的那些人。解放战争就是推翻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新中国就是解放战争胜利的最大成果，所以，否定解放战争的人自然也会否定新中国。带着这样的滤镜看待新中国，自然会渲染其负面，而回避其正面。在莫言的笔下，中国前三十年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文盲率大大下降、劳动人民获得空前的政治地位，这些努力都被“虚无”不见了。他们从历史的画卷中，只截取他们想要的那一片段，告诉大家这就是历史的全部。所以在莫言的作品里，中国的二十世纪只有荒诞，没有进步，只有退步。革命的意义被消解了，新中国的合法性也被解构了。莫言曾经说过，他的文学观就是“把好人往坏人里写，把坏人往好里写”。这是莫言的“两个凡是”，莫言的作品忠实地履行了他的“两个凡是”。所以，他的作品是非是颠倒的。地主是好的，推翻地主的人是坏的；日本鬼子是好的，赶走日本鬼子的人是坏的。比如，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塑造的八路军“胶高大队”形象是丑陋的，抗战没什么作为，深受主角余占鳌的鄙视，书里他们身披狗皮作战（100多张狗皮还是偷老百姓的），以至于把他们比成了“狗”。《丰乳肥臀》里的抗美援朝英雄孙不言则被他写成了”性变态“。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他们四处打狗，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筹齐了避寒衣——每人一张狗皮。那年漫长寒冷的眷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使鬼子，尤其是使伪团闻狗叫而丧胆。
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旧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民鱼水情”统统都不见了。莫言的作品根本无法揭示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为什么是革命战胜了反革命，正义战胜了邪恶，进步战胜了落后。
莫言不肯承认真正的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就要用自己的作品，把历史颠倒，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目的是把现实秩序颠倒过来，让被推翻的势力重新获得合法性。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还乡团”运动。莫言的这套手法，不是什么新发明，就是别人已经用过的“小说反党”那一套，只不过他用得最肆无忌惮，还走到了“小说反华”这一步。莫言笔下的中国人是一种普遍的变态存在。
用文艺手段实现这样的政治目的，是因为这样操作的空间最大，隐蔽性最强。这样的文艺作品，很容易被当成历史，读者很容易因为这样的作品，对历史的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所以，上篇文章提到“那些主张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丑化新中国前30年却向往民国的，支持乌克兰又支持以色列的，平时只允许夸美国却不允许批评美国的，对萝莉岛事件和美军人自焚一概选择沉默的，对日本排泄核污水出面洗地的，把美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说成错在中国的......这次都齐刷刷站在了莫言一边。”并不是我们夸张，而是事实。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他的作品不光得到了西方人的认证，也得到了伪军的支持。这种双重认证，让一些辩护都显得无力。有的人还拿出莫言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一事，试图为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政治上的正名。这个逻辑的荒谬程度就好比：胡锡进曾经是主流媒体的总编辑，所以他的认可就代表了政治正确。毒教材通过了审核程序，就可以免于被指责。许皮带曾有那么多荣誉，就可以获得免于追诉的特权。他们用这种蹩脚的逻辑为莫言的作品进行辩护的，说明他们真的黔驴技穷了。至此，起诉莫言能不能被受理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这场起诉，引发了大家的思考，进一步推动了普通民众的觉醒，提高了大家的鉴别力。在莫言问题上，胡锡进是立了大功的。没有胡锡进，这次被拒绝的起诉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知道莫言用小说抹黑中国人、社会主义和人民军队，不知道莫言美化地主和日本鬼子……胡锡进全力诠释了“猪队友”的正面价值。当然，这一次胡锡进最大的贡献还不是把莫言的作品一次次挑起来，目的是想说服大家相信这些作品没有异味反而有着自由的芳香，却让大家知道了味道如何不堪。他最大的贡献是和何祚庥一样，提供了一个理解前后几十年政治的重要线索：为什么前三十年的极左和后几十年的极右表现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前三十年这些人热衷于滥发“反革命”的帽子，后几十年沉迷于批发“反对改开”的帽子。前三十年的“反革命”和后几十年的“反对改开”都是最严重的政治指控，这些人从来都是什么帽子杀伤力最强就用什么。在这点上，胡锡进就是年轻点的何祚庥，何祚庥就是年老点的胡锡进，他们是一样的人。在扣帽子方面，恐怕也只有何祚庥才有实力和胡锡进相比。而何祚庥在前三十年的运动中，极左的事没少干，其中就包括他写文章批判梁思成反对拆北京城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表现，直接把梁思成给上纲上线推到了政治的对立面。现在的何祚庥，则开口闭口专业批发“反对改革开放”“极左”等大帽子。
【《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7期《新中国初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问题》】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最适合拿来解释这类以前极左现在极右的人。如果胡锡进年龄早生十年，他大概率也会在前三十年用同样的力度给人批发“反革命”的帽子。如果中国再次向左转变，他自然而然也会这么做。因为胡锡进的表演，我们是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了：究竟是前三十年的运动产生了何祚庥胡锡进这样人和他们的极端言行，还是这类人的极端把前三十年的运动和后几十年的改革都推向极端。前三十年何祚庥激进，后几十年何祚庥随着社会方向的变化走向另一种极端，只要改革不要社会主义，谁捍卫社会主义，就说谁是“反对改革开放”。胡锡进同样会如此。因此，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前三十年的极左和后几十年的极右是同一类人的A面和B面：社会向左，他们就成为极左；社会向右，他们就变成极右。真正的极左就是曾经的他们，真正的极右就是现在的他们。不是前三十年的运动极端，而是因为这类人的存在而被人推向了极端。历史的诡谲难解，就是因为这种人就跟变色龙一样。明白了这一点，就掌握了理解七十年政治的密码，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人要颠倒历史。为什么国粉现象泛滥？因为这些人要把新中国再次变成民国那样的状态。这样谁最高兴？当然是洋大人。民国多好欺负，宰割起来毫不费力。而被莫言抹黑的那些人创建了新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给了美国和西方列强以痛击。当他们成为领导力量时，中国立即不是原来那个中国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差异如此之大，让西方充满了恐惧和无奈。所以，如果通过起诉莫言这个事，让大家加深了对七十年政治的理解，坚定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那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用小说颠覆历史，莫言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方方的长篇小说，基调也是否定土地革命。这种人在作家群体里还有很多。要想彻底看透这些人并不难，只需要看看苏联的反苏知识分子是怎么做的。抹黑苏联的英雄，抹黑十月革命，不是苏联的这些反苏知识分子“不为权贵唱赞歌”，恰恰是他们在那个特定的阶段在迎合苏联权贵的政治需要。尤其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这样的文人最吃得开，因为有利于实现推翻苏联的政治目标。而站出来维护苏联历史的那个女老师尼娜·安德烈耶娃，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刊登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反对抹黑苏联的历史，就被戈尔巴乔夫带头批判，登载她文章的刊物也被整顿。
苏联被推翻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受损害最大的自然是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和福利普遍不如苏联时期，从人均寿命迅速降低四五岁就能推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贫穷、饥饿。苏联社会主义被颠覆，苏联老百姓一直到现在还在支付成本，俄乌冲突是继续支付的成本一部分。如果中国类似莫言、方方这样的文人也如愿，承担成本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正是从苏联老百姓的悲剧身上，中国有很多老百姓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大多数人支持起诉莫言，就被支持莫言的人贬低为“底层的堕落”，还被一些人直接辱骂为“人X”。莫言和方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通过自己的作品否定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土地革命，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过是另一个印度。
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发生了大革命，荡涤了那么多腐朽的东西，而印度没有，所以印度不但在文化上把种姓制度继承了下来，而且因为土地仍然是私有制，掌握在各种地主和资本手里，印度的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中国，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而且印度作为粮食出口大国，同时还是高度饥饿的国家。因为粮食掌握在地主和农业资本手里，他们只关心出口有更高的利润，至于有人吃不饱，他们才懒得关心。如果中国变成印度这样，是谁所希望的？符合谁的利益？又是谁的灾难？这不是已经显而易见了吗？说莫言的作品“只为苍生说人话”，你觉得他配吗？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会想起一句话，X人就是矫情，文人真会矫情。真要“为苍生说人话”，就不会否定亿万农民支持的土地革命，更不会无视日本侵华战争造成超过3500万中国人死亡而去美化日本鬼子。中国的文人向往民国，主要是因为民国的知识分子地位高，当个教授都可以轻松赚走几百大洋，是普通人收入的多少倍。普通民众食不果腹，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对这些他们丝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只要他们小日子过得美，被谁统治都是一样。这种文人的这种品质，很多次都是中华民族灾难的重要根源。“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对于这类旧知识分子是基本成立的。伟人看透了这帮旧知识分子的问题所在，所以要他们去深入生活，接触群众，要向劳动人民学习，结果，他们就认为是奇耻大辱，明明住宿条件远远高于当地的一般农民，他们还说自己住“牛棚”。从伤痕文学开始，他们就一路矫情不止，告别革命，告别崇高，自己一步步走向生活的堕落，走向政治的反面。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大问题，绝对不只是贾浅浅这样的人可以凭借“屎尿体”成为作协会员，而是他们在政治上走到了老百姓和民族的反面。和莫言有着同样政治倾向的人，这次都出来为莫言说话。他们喊“为莫言说话就是为自己说话”，算是把阵营划分明白了。他们想为莫言辩护但又找不到理由，所以就只能学胡锡进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和胡锡进一样，他们也暴露了自己。甚至一些平时看着很爱国的账号这次也站出来反对起诉莫言，表演理中客。莫言的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不光是中国现在的文学圈、包括中国的整个文艺界都多多少少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一些人得了一些西方设置的大奖，曾经被不少人拿来作为中国文艺界的成就进行展示，但现在更多人已经看清楚，西方人设置的一些（非指全部）意识形态浓度特别高的奖项，只不过是符合西方遏制中国的政治需要，这不是什么光荣，反而是耻辱。李敖说得对，一些被西方确定为颠覆和遏制目标的国家，只有出卖自己的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道理该明白的人也搞明白了，到现在都不想明白的，其实是在装。莫言的作品，被西方人欣赏，因为既能抹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能否定创建新中国的政治和军队，还能满足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他的笔下，中国人不但是丑陋的，而且还是特别变态的，比如：
而日本人是纯洁的，既质朴又善良。他对中国人的刻画有多用力，对日本人的赞美就有多用心。这与他对中国人的刻画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
谁说莫言只会批判不会赞美？他只不过是把赞美给了他想赞美的人。由此亦可推理，莫言对侵华日军的美化并非一时兴起，与他对日本人的赞美是一脉相承。
文学艺术作品从来都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立场和价值观，说自己是理中客的，都是伪君子，少有例外。莫言的这种在批判与赞美之间的选择性，就跟胡锡进的选择性宽容与选择性苛刻一样，表明了他们的真实立场。莫言的选择性不光是按照民族的不同而定，而且根据阶级的不同而设，比如，他对八路军的刻画与他对地主和还乡团的刻画，也体现了鲜明的对比：
爷爷终于看到了一个扔手榴弹的人。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是胶高大队！江小脚的人！土八路！
一年后，八路军又打回来了，还乡团被歼时，作者（莫言）特意写明白，司马库在危急中仍然关心人民，对着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们，别伤了老百姓。” 于是老百姓和国民党俘虏一起关进了风磨房，就连“我”(金童)这样的小孩子也不放过。
莫言的作品真实体现了他的民族与阶级立场，只不过他跟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颠倒，在阶级问题上他站在地主这一边，在民族问题上他站在日本这一边。所以他的作品特别适合西方人用来消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怀。这样的人，在西方人看来，用起来太顺手了，太适合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了。当然，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白给的，是要发挥效能，在中国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的。但“可惜”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判断力和清醒，对莫言得到的这个奖，很快就有了警惕，并没有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耀眼，就停止了思考。停止思考的是那些平时没少标榜独立思考的精神西方人。一些人一看到“诺贝尔”几个字，就骨头缺钙，扑通跪倒，然后膝盖生根。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诺贝尔文学奖大师，我们能不能对他稍微好一点？
通过在国内创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引领者之一，他也是帮着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沟通者之一。
人和人之间因为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的差异，区别就是这么大，斗争就是这么尖锐。那些支持莫言反对起诉的人，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逆向民族主义立场都非常鲜明。立场决定了是否精神缺钙。用小说反共，用文艺反华，西方人在这方面整得很明白，他们的话语霸权就是这么建立的。他们自己的作品对西方进行正面形象塑造，而他们给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人的作品，就设定了相反的标准。只有从反面放大中国的负面，夸大中国人的丑陋，塑造中国人的变态，才有机会得到西方人的大奖。即便在审美方面，他们也不放过这样的引导。边芹写过西方人是如何在审美权争夺方面大做文章的：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和道义权、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是文明生存的核心，关系国家的存亡。多年来，西方集团依仗其文化“软实力”，一直在悄悄地“导演”世界，这是隐形的“文明征服战”。它们在西方社会内部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对外则利用种种文化宣传手段，日积月累、逐渐解构其他民族的精神力量、操纵他国意志。我们要警惕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的渗透、解构和误导，积极行动起来，夺回中华文化的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清华美院的眯眯眼作品，就是西方人对中国文艺审美权进行PUA的成果。为了获得西方人设置的国际大奖，我们的艺术专业的师生们，就要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审美要求。即便这种审美体现着西方人对中国的严重偏见，一些中国人也要极力迎合。文化买办就是这样驯化养成的。西方的远程养殖技术，才是皇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珠。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影视创作人，竟然在主旋律电影里面也要加入私货：在展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里，给日本刽子手披上人性的外衣；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里面，他们把美国飞行员塑造得让美国网民大呼满意，建议直接拿来做美国的征兵广告，有效解决美国的征兵难问题。有一个题目叫《电影〈援军明日到达〉片场实拍花絮，致敬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的视频竟然把国军说成是“人民的子弟兵”。话语权之所以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短板，就是因为这样的文人有点多，让我们负重前行，还要提防来自他们的背刺。看看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之后，这些年他们创造了什么文艺经典？除了反共和丑化中国人得到一些西方人的奖赏，他们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成为世界经典的作品。一部《红色娘子军》的艺术性几乎就可以吊打他们所有。思想自由，没有让他们的作品升华，倒是让他们找到了向下堕落并走向变态的空间。中国的文人如此，苏联的文人也如此。苏联时期，西方给苏联的反苏小说颁过五次诺贝尔文学奖。苏联解体之后，看看俄罗斯还有人得到过这个奖吗？从文学、影视到歌坛，文人们越来越最自由，但经典作品越来越难得一见了。而且，他们把中国的文艺引向了下三路。莫言的《丰乳肥臀》不就是要从这种书名吸引流量吗？正所谓文如其人，内心高尚的人和内心堕落变态的人，他们的心理及三观自然会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上。魏巍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动和影响了中国很多代人，是因为作者心存光明。他们自己向往崇高，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在引导读者走向崇高。只不过他的批判是指向那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人，批判的笔锋指向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人。他歌颂的是给人民创造幸福，为人民解放奋斗的人。魏巍老人的作品里面，更不可能把中国人民写成各种变态。而莫言的作品，不光是让三观正的人看了三观不适，而且，还会引起生理不适。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支持者。喜欢莫言作品的人，不光是三观有问题，而且脏话连篇，特别喜欢用人身攻击替代摆事实讲道理。
魏巍这样的作家才当得起那句“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权贵唱赞歌。”莫言真的不配。看到一些人说莫言的可贵之处就是“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权贵唱赞歌”。我就忍不住反胃，因为这种说法与真实距离太远了，简直就是背道而驰。其实莫言很懂政治。他特别明白，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为毛主席（自然包括毛时代）说话是要冒风险的。抹黑前三十年却没有任何风险，反而具有巨大收益。否则，你以为莫言的那些荣誉是怎么来的，自然是因为莫言的作品迎合了一些人的政治正确。所以，别占了便宜还卖乖了，矫情艺术也要有个限度。因为莫言作品符合一些人的政治正确，所以，他的作品即便有这样完全没有生活基础的情节，照样能够获得奖项。比如《蛙》就有这样的内容：“第二天我们在课堂上一边听于老师讲课一边吃煤。我们满嘴乌黑，嘴角上沾着煤末子。不但男生吃，那些头天没参加吃煤盛宴的女生在王胆的引导下也跟着吃。”他怎么不写他跟同学练就屎壳郎的本事去大吃三斤呢？这样不是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范？莫言在抹黑前三十年的时候就表现特别卖力，是因为他深谙政治，他明白这样才能得到更多。莫言所谓的“文学艺术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其实是针对前三十年而言的。他是会唱赞歌的，只是他要把赞歌献给地主，献给日本鬼子。这个趋势，一直到十八大之后，才有所改变，因为新领导人提出了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在那之前，用一切手段抹黑前三十年，不但是政治正确，而且是最好的生意。很多人还记得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之前，那些人是多么猖狂，系统性抹黑为新中国建立而付出和牺牲的英雄先烈，这一切都是为否定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最近几年，随着老百姓的意识觉醒，开始自发地维护新中国的历史，抹黑前三十年的有组织行为，才整体大为收敛。他们在苏联的同行已经成功了，有苏联的教训在那里，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目的得逞。他们最怕的就是网络人民战争，最怕困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你我都要努力，舆论反击战不达目标，不能放弃。（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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