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就是‘将死未死’，是对死的模拟，是死前阶段。”《热辣滚烫》不是原创电影，而是翻拍10年前的日本电影《百元之恋》，导演武正晴，主演安藤樱。但是，如果有人因此指责贾玲“精日”，我则不赞成，因为这仍然是属于正常文化交流的范畴。
不过，既然是翻拍，也就有了对两部电影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知得失。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目前中国影坛翻拍片太多、太滥（网上有详细的影单），这会不会对原创构成冲击？值得考虑。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百元之恋》，反映的主要是日本的一种青年亚文化——“丧”。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将“丧”归结为“低欲望”。2016年，大前研一出版了《低欲望社会》一书，引起关注。在书中，大前研一列举了日本作为低欲望社会的一些现象：
“不花钱的不止高龄者，年轻人的消费意愿也变低了。不买房不买车，结婚要花钱所以也不想结了，这就是现在日本年轻人的实际状况。”“新进员工中几乎没有人的未来目标是当上社长。大部分人都表示不想升到课长以上的职位，跟我经历的年代相差非常大。”
1948年，日本小说家太宰治出版了小说《人间失格》（又名《丧失了做人的资格》），男主人公大庭叶藏从青少年到中年，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酗酒、用药物麻痹自己、自杀……，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多年以来，这本小说在日本持续畅销，也反映出“丧文化”在日本的持续蔓延。
“丧”，主要表现为陷入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中不能自拔。许多日本年轻人拒绝社交，长时间不与他人交流，成为“御宅族”“蛰居族”，这就是很典型的“丧”。在我看来，“丧”，就是“将死未死”，是对死的模拟，是死前阶段。这个阶段，当然没什么欲望，尽管还有一口气。“丧文化”在日本流行，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青年受到资本与封建等级制的双重压迫，看不到任何希望，加上日本自古以来缺乏革命传统，并且对死有莫名崇拜，于是，就形成了独特的“丧文化”。《百元之恋》中，安藤樱饰演的女主角一子小姐就很“丧”。一子，这个名字相当随便。一子的妹妹叫二三子（早织 饰）。这就好比一个中国家庭，生了两个女儿，父母无心给她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女儿就叫大丫，小女儿就叫二丫。
一子32岁了，还是处子之身。她百无聊赖，无心帮助母亲打理自家的料理店，整日玩游戏虐杀小外甥。妹妹二三子离婚后回到娘家，看不惯姐姐的作风，为此两姐妹甚至大打出手，自感不被家人所容的一子搬了出去，因为愿意彻夜值班，所以就被日常光顾的“百元超市”聘用，当了收银员。“百元之恋”的“百元”就来源于于此。日元的百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五元，这就是一子对自己的估价，真是“丧”到了极致。
一子的日子，本来就可以这样过下去，但她居然被一个龌龊的同事在酒后强奸了。事发之时，一子只能喊“疼！疼……”，却没有力气反抗。被强奸了，警察也懒得管，这成了一子学拳击的一个契机。考虑到日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就连左翼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大叔”都习惯于对女性颐指气使。日本女性在受到阶级压迫的同时，还会受到性别压迫，遭受性侵、性骚扰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样的设置是合理的。
一子在“百元超市”工作，有一个老妇人斋藤佳子经常从后门进来讨要临期食品。店长说，斋藤以前也是店员，因为偷东西被解聘，叮嘱一子不要给给她任何东西。一子根本不听，每天都把撤下货架的临期食品包好交给斋藤，有一天终于被发现了，店长勃然大怒并要动手打人，却被一子用闪电般的出拳击倒在地。一子被炒鱿鱼，没有人再帮助斋藤了，斋藤索性掏出一把可笑的剖鱼刀冲击店里“零元购”了。
一子回到家里，看到小外甥还是像从前那样因为在学校里受到霸凌而情绪低落，于是就教他打拳，并说，“每天练500次，10天以后打回去。”这两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树立了一子的人设：虽然丧，但善良，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奇怪的是，贾玲在翻拍时，却把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给删去了。《热》的女主角杜乐莹（贾玲 饰）只关心自己，不关心他人，真是如广告中所说的“爱自己，为自己而活”了。绕开来说一句，在中国，“爱自己，为自己而活”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理直气壮，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难道中国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不够多吗？
一子学会了拳击，参加了一场失败的比赛，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可有什么用呢？生活依旧看不到希望。比赛结束，她的前男友、渣男狩野（新井浩文 饰）来接她，一子拉着他的手，边走边说，“好想赢一次……”丧，就是低欲望，无欲望，现在她想赢了，这就是变化。《百元之恋》，庶几算是励志片。励志片，却没有鸡汤臭味，殊为难得。很多女权主义者推崇《热》，说是一场“不需自证的女性主义的胜利”，这很令人费解。如果说，《百》的确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突出强调了男性之恶对女性的伤害——以强奸最为酷烈——的话，那么《热》则叠加了三倍的女性之恶。在《热》中，导演贾玲增加了两个《百》中没有的人物，一个是闺蜜莉莉（李雪琴 饰），另一个是表妹豆豆（杨紫 饰），并对妹妹杜乐丹的性格做了重大改写。做为生活中应该最为信任的闺蜜，莉莉不仅撬走了乐莹的男友，还要她在自己结婚时当伴娘，“要不然别人都会说我是第三者。”这简直就是黄四郎（姜文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人物）说的“杀人诛心”，端一盘大粪给人吃，还要人边吃边称赞是美味。
电视台实习编导豆豆表面上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实际上心机极重，她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为表姐杜乐莹挖了一个大坑，在节目中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当面辱骂母亲的恶女，在最后时刻，她还要表姐配合她演戏。豆豆只在乎节目大火，只在乎自己转正，但对表姐受到的伤害，却毫不在意。
在《百元之恋》中，妹妹二三子看不惯一子姐姐宅在家里抽烟打游戏，不干活，由此和她发生冲突，这还属于正常的家庭纠纷。但在《热辣滚烫》中，妹妹杜乐丹的恶更上层楼，她处心积虑地要劫取姐姐的房子，为此不惜恶言相向，大打出手。这三个女性，莉莉、豆豆、乐丹，其实都相当概念化、脸谱化，像是从春晚小品中走出来的，共同特点是极其自私、冷漠，同时厚颜无耻地对被自己伤害的人做道德绑架。
尽管这样的极品人物，生活当中不是没有，但如此雷同形象，一望而知是导演贾玲臆造出来。试想，如果贾导是男性的话，恐怕难免会被抨击“对女性满满地恶意”吧？她大学毕业，父母双全，家里开着小超市，虽然好吃懒做，但还是交了个男朋友，最重要的，她还有一套房子，是姥姥留给她的遗产。乐莹的最大困扰，就是太胖，她之所以要去学打拳，无非是想以此减肥。
问题在于，乐莹虽胖，却并不影响她帮助母亲打理小超市，也不影响她在烧烤店当服务员，甚至不影响她找男朋友，为什么一定减肥呢？贾玲在花絮里回答说：“没有为什么，只是想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为什么瘦的贾玲就“更好”，胖的贾玲就不够好呢？《热》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杜乐莹小姐也没有像一子小姐那样，有被强奸的痛苦经历。
一般来说，只有当身体成为追求目标的障碍时，改变身体才具有追求主体性与自我实现的意义，但在《热》中，不存在这样的情景，贾玲把自己原本比较圆胖的身体，当成了问题本身，所以，她所传递的，当然是身材焦虑。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外在于银幕的。它是资本按照自己追求利润的需要（健身、美容、化妆等是利润巨大的产业），男性按照自己审美、欲望的需要（即女性要成为合适的“性客体”）制造出来，并强加给女性的，贾玲只是把资本与男性建构的标准内化了，并通过自己减肥100斤的实际行动，最终在银幕上将其呈现出来而已。
《热》到了后半部分，拳击手杜乐莹从更衣室里出来，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向拳击台。她从走廊的镜子里，看到了当初肥胖的自己，而肥胖的杜乐莹，也向减肥成功杜乐莹伸出了赞许的大拇指。
《百元之恋》是现实主义的，对现实进行了暴露与批判（尽管谈不上深刻）。导演武正晴知道，导致“丧文化”的大环境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他不可能给一子小姐一个美好的结局，索性也就不给了。但《热辣滚烫》则对资本和男权做出了开门迎客的姿态，把不幸的原因归结为肥胖的身体，献媚于现实，并制造了幻想。在《热》最后的彩蛋中，减肥成功的贾玲，一袭白裙，长发飘飘，站在海边做回眸一笑百媚生状，她是在预期，银幕下有无数男性在凝视吗？
海边的贾玲，已不再是那位乐天知命、一笑两个酒窝，又萌又开心的中国贾玲了，而是泯然众人，和都市中那些不肯承认青春已逝，靠浓妆遮蔽层层叠叠的鱼尾纹、法令纹的中年妇人毫无区别了——这也许可以算是贾玲的成功，但又何尝不是资本与男性的审美标准对女性的身体强行修改、重塑，乃至摧残呢？
当年，好莱坞的派拉蒙公司把海明威小说《永别了，武器》改编成电影，海明威看了不到三分之一就拂袖而去。看过《百元之恋》，再看《热辣滚烫》，我的感觉同样如此！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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