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红色娘子军》与“工农兵英雄形象”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在“食物天地人”组织的《红色娘子军》观影会上的发言，由丹增玉萝根据录音整理，特此致谢。 

本来我只是想听一听的，后来觉得也有必要说两句。

首先《红色娘子军》在毛时代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芭蕾舞剧，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版本，还有一个就是谢晋拍的电影，这两个版本我觉得结合起来看可能更好。《红色娘子军》反映了两个主题，一个是阶级的解放，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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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如果没有阶级解放，也就没有女性解放，也就没有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谢晋拍的版本当中，当洪常青第二次以华侨富商的身份带着吴琼花回到椰林寨时，迷惑了南霸天，但账房先生表示怀疑，南霸天不以为然地说，“她（指吴琼花）现在是通房丫头嘛，正得宠。”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一场革命的胜利，那么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最好的结局就是成为通房丫头或者姨太太，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所以，讨论《红色娘子军》就不能不讨论革命，不能不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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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单靠社会存在（主要是经济基础）之外的观念的变化、或者教育、女权运动等，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女性最终必须在生产力结构当中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地位，才能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

比方说，在美国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量的男青年上了战场，女性这个时候不得不到工厂、车间去工作，她们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与话语权，这使得美国妇女地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后来好莱坞的黑色电影里经常会出现“蛇蝎美人”的形象，似乎她是一切罪恶之源，这本质上是美国男性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感到恐惧。有了这样一个变化之后，才有了后来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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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知”老是控诉在毛泽东时代，女性失去了她们的性别特征等等，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一种刻舟求剑，为什么呢？当时的生产力条件还很受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很少，所以很多女青年以铁姑娘的形象出现，参加体力劳动。但如果你不参与这样生产劳动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在家里做饭，做男人的附属品，电影《李双双》就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讲，这就叫社会存在来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于“美”也必须要服从这一点，我们看毛时代的宣传画，很多穿工作服、手里拿着劳动工具的妇女，她们是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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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红色娘子军》是比较忠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洪常青牺牲了以后，吴琼花自己成了党代表，她不依附于任何人，从阶级、性别的意义上获得了一个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

恰成对照的是，毛时代刚刚结束没多久，谢晋拍了一部电影叫《啊！摇篮》，而且女主角就是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琼花的祝希娟。

《啊！摇篮》正好和《红色娘子军》做了一个翻转，祝希娟一开始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军事指挥员，但最后，她又回幼儿园去做保育员去了，名义上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但本质上，是排斥女性在政治、军事结构占据与男性相同的位置，“做保育员更好”。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没几年，这种保守的、封建的观念已经在影视作品里边暗流涌动了。

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旗手”曾陪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文化自信的时刻。尼克松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他来中国访问，我们请他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国际歌》不断出现……《红色娘子军》是包含了对世界革命的想象、或者说期待的文艺作品。我们对尼克松是否会感到不适没有任何担心——是的，这就是我们！我觉得这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的、今天仍然不具备的文化自信。

再举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今年被一些人极力推崇的《流浪地球2》。里面有一句台词，最开始说的是“共产党员出列”，后来创作者就觉得这个台词拿到世界上不好，就改成了“50岁以上的人出列”，结果弄巧成拙，反而具有了纳粹主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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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尼克松被邀请看《红色娘子军》时，其实是代表着中国革命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在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胜利，然后在文化上也取得了胜利，这就是《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当时所起到的作用。

刚才也提到了，样板戏的创作跟毛主席对1966年以前的文艺界提出尖锐批评有关。当时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后来被称为“根本任务论”，经过中国革命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或者说，毛主席希望我们最终建成的社会，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不受任何精英统治，自己获得完全解放的社会，这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期待的社会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社会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文艺作品，这个社会主要是由工农兵组成的，所以它一定是由工农兵占据舞台中心的。这同时意味着他们是社会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前面的讨论中提到“三突出原则”，即要在所有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要在正面人物当中突出英雄人物，要在英雄人物当中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就是工农兵。为什么要突出工农兵英雄人物呢？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一直是金字塔型的，但是新社会是倒金字塔的，由人民来统治，所以必须要有同这样的社会相适应的、属于人民自己的文艺作品。

我认为八个样板戏，包括受样板戏影响的一系列文艺作品，如文革后期出现的、我命名为“新文革电影”的那些作品，像《春苗》《闪闪的红星》《我们的年代》《第二个春天》等等，都是和这个全新的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文艺。当然这种文艺发展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也就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它的主题没有被完全展开，但也已经开始呈现和以前所有的文艺完全不同的性格。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红色娘子军》，那就没有真正的理解《红色娘子军》。非常遗憾的是，1978年以后，这种努力被中断了，现在我们看《红色娘子军》更像是看待史前留下来的文物。它反映的那段历史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所有的价值观都跟那时不一样。刚才大家多从技术层面去研究它，就好像在一个文明的废墟里找到一件文物，我们会非常有兴趣地去研究它，但是那件文物和我们今天的文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想这正是因为样板戏被否定，这种努力被打断了。

当下的中国文艺，比方说像中国的电影，总的来说都是好莱坞电影的外围或者延伸，我们拿不出来足以和好莱坞相抗衡、和西方的文艺相抗衡的东西。

2007年姜文执导的《太阳照常升起》。

对样板戏的解构，严格说起来从文G后期就开始了。我推荐大家去看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会发现，一些人看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时候，只是把银幕上那些形象当成是女性、当成某种意淫的对象，必须承认这种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是存在的，这和七十年代后期文G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很大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像《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电影，就会被解构，从而产生另外一种想象。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再次意识到它是一种精神财富。当女性的地位再次成为问题，阶级压迫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红色娘子军》或者《白毛女》这些有关妇女解放的影片，我们就会发现这和《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们的感觉又不一样，它们再次获得了神性和光环，吴琼花那样的人物再次获得人们的仰望，因为她们让人看到还存在着跟当下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人类在获得解放这样一个问题上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千米”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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