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正：一位经济学家的隐蔽斗争生涯

 

导语：王学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家，他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力三要素构成论，是学界公认的《资本论》研究大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情报员沈安娜，是由他培训与指导下走上潜伏之路的；“日本人小组”核心成员西里龙夫、中西功，是在他的引领下加入中共隐蔽战线的；他还曾是被誉为“20世纪第一间谍”的苏联功勋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的助手之一……

 

 

近年来，一批国内外隐蔽战线传奇人物的传记、回忆录相继问世，令人惊讶于经济学家王学文的大名频现其中。沈安娜赞他“一锤定音”，西里龙夫称他是“领导核心”，中西功说他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原来，王学文曾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作出过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家

 

王学文在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财经部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新经济学会筹备会常委、《资本论》研究会负责人，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王学文早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专攻政治经济学，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正是在这位导师影响下，王学文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7年秋，应台湾籍中共党员杨春松邀请，王学文前往台湾，在殖民当局的眼皮底下秘密活动了一年，成为较早到台湾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革命学者。其间，他的行程遍布台湾各地，介绍大陆革命形势，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多台湾青年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台湾籍中共党员谢雪红曾表示，祖国统一后定要请王学文出任台湾大学总长（校长）。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党内也出现了“取消派”，说什么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无产阶级应该转入合法的国会斗争，等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此背景下，受党的委托，王学文搜集了大量资料，对中国城乡生产力和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30年5月、1931年7月相继撰写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两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有力批驳了上述谬论，鲜明地指出，中国经济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大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史学家何干之评价说：“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的，是‘新思潮派’的王学文”“这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第一声，是非常可宝贵的。”[1]

 

王学文提出了生产力三要素构成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发表专著《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除了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和劳动工具，还应包括劳动对象。这一观点立即在理论界引发了一场辩论。“头号理论家”、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即出面批判，认为王学文的观点违背了斯大林的论断，要求王学文承认错误。王学文引经据典进行反驳，因为与陈伯达意见不合，后被迫离开马列学院。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生产力三要素构成论表达了赞同。周恩来也说：“看来王学文同志是正确的。”[2]

 

沈安娜传奇情报人生的引路人

 

1933年春，王学文秘密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其间，他引领沈安娜参加革命，并指导她走上了潜伏之路。

 

沈安娜与姐姐沈伊娜在上海读高中时，结识了学长舒曰信和华明之。当时舒、华两人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并已进入中央特科，在化名为“老李”的王学文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了解到沈氏两姐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王学文嘱咐舒、华加强对她们的启发和培养。舒曰信与沈伊娜喜结良缘后，王学文考察批准沈伊娜进入特科，负责收藏情报、保管文件、交通联络和掩护机关等工作。

 

 

1934年夏，妹妹沈安娜在街头看到一所中文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萌生了学速记的想法，便与姐夫姐姐商量。舒曰信爱好文艺，认识一些进步演艺人士，鼓励沈安娜去当演员，拍进步电影，宣传革命思想。当舒曰信就此请示王学文时，王学文“很有远见地一锤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3]。就这样，沈安娜毅然放下“电影梦”，报名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1934年冬，就在沈安娜从速记学校毕业前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速记学校招收一名速记员，学校决定选派成绩名列前茅的沈安娜和两名男生前往应试。沈安娜对此态度消极，不愿到国民党衙门去侍候官僚，而希望成为姐姐姐夫那样的职业革命者。王学文得知此情，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嘱咐沈安娜“抓住眼下这个自然考录的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然后有可能相机开展情报工作”[4]。沈安娜回忆说：“从此，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王学文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5]

 

在与沈安娜唯一一次见面中，王学文着重向沈安娜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并提出了5点要求：

 

第一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要对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

 

第二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情。

 

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

 

第四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特别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对敌人要警惕。

 

第五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

 

开始，沈安娜用药水将情报密写在信纸背面从杭州寄给上海的姐姐，后来发现药水质量不过关，有一两次未等姐姐使用显影剂，信纸背面的情报内容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王学文得知此情后，当即叫停密写寄信方式，改由沈安娜亲自往返沪杭传递情报。几次下来，王学文又觉不妥，沈安娜自己既做情报员，又做交通员，很不安全，于是改派姐姐沈伊娜担任沈安娜的交通员。很快，王学文又注意到，沈伊娜在上海承担着繁多的内勤和交通工作，常常忙不过来，且一个女子独自频繁往返沪杭，既惹眼，也不安全。

 

经与舒曰信研究，王学文决定派华明之做沈安娜的专职交通员，以沈安娜“南洋高商”同学的身份作为掩护。王学文这一决定，不仅解决了经营指导与情报传递问题，还促成了一桩美满姻缘。随着一次次接头会面，沈安娜和华明之彼此产生了感情，共同的秘密情报工作成了他们爱情的“催化剂”。1935年秋二人结婚后，华明之按照王学文的指示移居杭州，指导沈安娜搜集情报，帮助筛选、誊抄、秘藏情报，往返沪杭传递情报。从此，沈安娜华明之夫妇成了以家庭为掩护的秘密工作搭档，携手走上了深入敌营14年的传奇生涯。

 

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周恩来直接派遣，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日本人小组”的引领者，日军战俘的改造者

 

抗战期间，为了建立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团结争取在华日本进步人士加入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来，并通过教育感化日军战俘建立中日反战同盟。这两项对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王学文都曾直接参与其中，且贡献卓著。

 

1901年至1945年，日本曾在上海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对外公开的办学目的是研究“中国学”，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培养“中国通”的间谍学校。这里毕业的日本学生大部分成为“军国主义”的追随者，但也不乏热爱中华文化，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进步青年。1930年3月，东亚同文书院几位日本进步学生托人找到王学文，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希望得到王学文的帮助，邀请他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些学生当中，就有后来在隐蔽战线大放异彩的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人。

 

王学文在《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一文中回忆说：“我去指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这批成员中有的成为日本的优秀共产党员。其中有的人和左联的同志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

 

王学文在团结影响这些日本进步学生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传播思想。介绍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讲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故事，批判“托派”和“立三主义”错误。二是建立组织。指导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进步青年加入王学文任党团书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为一个单独的支部。后又于1930年9月成立了“日支斗争同盟”。在王学文的指导与协调下，同文书院日本进步学生组成了有近30名成员的团组织，划归上海市法南区委领导。因白色恐怖，他们与法南区委的关系曾中断过三四次，都是王学文帮助他们重新接上的。在王学文培养下，西里龙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是教授地下斗争技能。西里龙夫回忆说：“王学文还对地下斗争的方式包括技术上的一些细节问题给予我们具体指导。这样，我们便开始做在华日本人的工作，尤其是做对日本军队的工作。”据当年化名钱明的特科成员景智德回忆，经王学文介绍，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于1936年加入特科从事情报工作，时任特科负责人徐强指定化名“老赵”的特科成员高原负责与他们联系，指导他们的情报工作。

 

二战爆发后，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参与获取了日军南下、日军偷袭珍珠港等重大战略情报，被后人称为中共隐蔽战线功勋卓著的“日本人小组”。

 

延安时期，王学文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其间，王学文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对日军战俘的教育改造上。1939年，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专门负责教育感化日军战俘。这些日本军人长期受“皇国史观”和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毒害，起初顽固不化，拒不接受改造。为此，工农学校专门开设了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就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中国人民为什么要奋起反抗等问题组织专题讨论。通过工农学校的教育帮助，日军被俘官兵逐渐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摒弃“圣战”流毒，站到反战同盟一边。其时，美军在太平洋作战中俘虏了大批日本战俘，对其顽固不化无计可施，听说此情，曾专门派人到延安取经，对八路军改造日军俘虏的成效震惊不已。当美军代表问及八路军的改造奥妙何在时，日本学员反问：“你们美军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教育俘虏吗？”

 

这期间，王学文在工农学校负责讲授政治经济学，他深入浅出的教学给日军被俘官兵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80年，延安工农学校学员、日本战俘香川志和把当年的学习笔记寄给了王学文，附信中说：“先生把那么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步理论讲解得那样通俗易懂，使日本士兵（当时的工人、农民出身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日本劳动人民）能够理解的功绩，除了说伟大之外，说不出别的话来。”[6]

 

“拉姆扎小组”的得力助手

 

1941年6月13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由日本东京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发出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确切情报：“由15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发动进攻。”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方式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参战德军153个师。战局表明，佐尔格预报的开战时间和德军参战兵力惊人地准确。

 

此后，在莫斯科保卫战最为胶着的时刻，佐尔格又报告了日本放弃北上、转向南下的战略情报。斯大林遂从镇守远东防备日军北上的苏军部队中抽调了约40万大军驰援莫斯科，对扭转战局起到重大作用。佐尔格因接连获取足以影响二战走向的重大情报，被后人誉为“20世纪第一间谍”。

 

佐尔格建功于东京，但起步于上海。正是被派驻上海期间，佐尔格在中共的大力支持下，在王学文等一批中共党员的具体帮助下，接手“发展”了尾崎秀实等一批深受中共影响的日本进步人士，从而建立起厚实的涉日情报基础，成为他此后转战东京、走上谍战之巅的根本法宝。

 

王学文对佐尔格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为其答疑解惑。佐尔格在上海秘建的“拉姆扎”小组下设国际组和中国组两个小组。国际组成员既有苏联派遣的专业情报人员，也有佐尔格自己发展的在沪各国人士。中国组则是由中共方面直接委派或由国内外进步人士介绍、经中共批准的“中国革命者”，成员包括张文秋、蔡厚叔、张放、王学文、陈翰笙、肖炳实等人。佐尔格的情报搜集面很广，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力量、中国各地方派系及其军事力量、列强在华军事力量，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对日、对苏、对美英政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中国社会工人和农民阶级状况分析等等。为此，“佐尔格经常向王学文请教各种学术问题”[7]。

 

二是间接为其培训了骨干。后来帮助佐尔格建功立业的关键情报内线尾崎秀实，就是在王学文的影响下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尾崎秀实的少年时期是在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度过的，他对日本殖民者对待台湾居民的飞扬跋扈很是反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后，他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左翼文献，思想从人道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928年11月，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常驻上海后，尾崎秀实经常到东亚同文书院聆听王学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授课，深受触动和影响，成为王学文指导下的“日支斗争同盟”的一员。此后，尾崎秀实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结识了佐尔格，进而成为拉姆扎小组成员。回到日本后，尾崎秀实担任日本首相近卫文的私人秘书，利用职务之便为佐尔格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佐尔格评价尾崎秀实是“最得力的助手”“他能获得最完整、准确、有价值的情报”。

 

同一时期，经王学文培养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中斗争同盟”核心成员，也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进而建立了与拉姆扎小组的工作关系。

 

德才兼备的无名英雄

 

王学文在隐蔽战线工作时间并不长，却功勋卓著，靠的就是“德”与“才”这两个字。

 

王学文的“德”体现在革命陷入低潮时的执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许多人在敌人屠刀面前吓得退党甚至变节，王学文却逆风暴而行，恰于此时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毅然放弃博士论文答辩，启程回国参加革命。因手头拮据，区区20日元的回国路费都是导师河上肇慷慨解囊资助的。沈安娜充满敬仰地回忆说：“王学文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8]

 

王学文的“德”体现在危难时刻的坚守。1931年4月、6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周恩来等各级领导与骨干被迫分批转移至苏区。1932年12月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代理书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共青团机关屡遭严重破坏，以邝惠安为首的特科“红队”大部分队员被捕，多数人壮烈牺牲。据沈安娜回忆：“1933年上半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上海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六百人左右。”[9]

 

面对疯狂的白色恐怖，王学文再一次逆风暴而行，于1933年春，即沈安娜所述那个血腥的1933年上半年，毅然加入重建特科的队伍当中，开启了他充满传奇的情报生涯。对此，曾与王学文在“左联”共事的李一氓由衷感叹说：“他（王学文）在1937年以前，对日本党和一些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工作态度非常朴实、诚恳，在与党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根据党的正确方向，继续为党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10]中西功回忆：“王学文成了日本警察和中国政府极力搜查的对象。他们费尽辛苦想要抓住王学文，但始终没能成功。”[11]1935年9月中央特科被迫停止运行，但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仍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持续，王学文一直坚守到1937年春，才奉命转移到了延安。

 

王学文的“德”还体现在守口如瓶的严格自律。王学文是经济理论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却从不撰文涉及当年的隐蔽斗争经历。迄今能查到的，只有他晚年应约回忆左联情况时所写《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一文，其中在简单回顾由他负责的“社研”（社会研究会）活动时，仅粗略带过曾指导同文书院日本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一事，而对当年的秘密工作缄口不言，有关人物、事情、过程、方法概不提及，更找不出个人表功的只言片语。甚至彼时早已为大众所熟知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的名字在文中也均省去不提，笼统代之以“日本进步青年”。

 

领导沈安娜期间，王学文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为了保护沈安娜，王学文只与她见过一面。沈安娜回忆说，见到王学文时，只知道对方是“老李”，是“我们的舅舅”。很久以后才知道，老李的真实姓名叫王学文，是自己的直接领导。

 

 

王学文的“才”体现在高超的隐蔽斗争技能。从一份速记班招生的街头广告就能“嗅出”打入敌营的机会，从而成就沈安娜的传奇情报人生，王学文的情报嗅觉可见一斑。改变沈安娜人生的两次抉择，“预定”了沈安娜潜伏的方向与岗位，显示出王学文过人的情报远见。情报传递方式的3次改进完善，体现出王学文精细得当的经营指导能力，同时兼顾了情报员、交通员和情报材料3个环节的安全。对沈安娜所提对党忠诚、遵守纪律、不暴露进步思想、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不断提高速记技术这5条要求，更是为沈安娜此后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提供了基本行为遵循。

 

王学文的“才”体现在过人的影响感化能力。读者可以想象一下，要使那个时期民族主义情绪极强的日本人去深刻认识、反省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毅然帮助中国人民反对自己国家的军国主义，甚至不惜为此牺牲生命，这是一项何等难度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恐怕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王学文做到了。他影响的不仅是个别日本人，而且是一批日本青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战人士和一般意义上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而是加入中共队伍当中，在信仰上与中共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王学文的“才”还体现在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和精湛的外语能力。这是王学文开展涉日工作，配合佐尔格情报搜集需求的两把利刃。中西功评价王学文日语“非常好”，他以王学文讲解李立三“左倾”错误为例回忆说：“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我无法忘记，王学文特意用日语读音读了李立三（LI LITUZOU）的名字。”[12]

 

注释：

 

[1]任维忠、王义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简介 王学文》，载《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11期。

[2]杨国光：《经济学家王学文的传奇革命生涯》，载《百年潮》2012年第7期。

[3][4][5][8][9]《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第45页，第49页，第37页，第37页。

[6]苏星：《学习王学文同志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奋斗终生的精神》，载《经济研究》1985年8月。

[7]苏智良：《左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0]《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11][12]中西功：《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东京青木书店1974年版（影印资料）。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