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初心中的党诞辰102周年,愿我们的党永远不忘初心,永远不改变颜色。——山西 张黎平
有人之所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的产物,主要根据就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在全国掀起高潮。这一阶段从上山下乡的人数上来讲,确实是比较多的。如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后,从1968年至1972年,山西省共接纳安排上山下乡知青75082名,其中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而由于山西本地就业压力不大,本省城镇(尤其是太原市)老三届毕业生大部分在城市安排了工作,因此,本省下乡知青的人数较少,仅占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38%。直到1973年起,山西才把安排本地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从1973年至1978年底,山西本省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到21万余人,占到历年本省下乡总数80%【5】。我们柳林县为1971年才建县的新建县,全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73年年底开始,除建县前插队的144名知青外,1973年以后又先后安排618人插队。
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我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而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无视这些历史条件和事实,把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毫无道理的,更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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