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网上屡屡成批量出现粉饰莫言的小作文，这种作文文本相似，都以吹捧莫言为宗旨，而往往刻意回避事实，故有欺世盗名之嫌！
莫言自己违背自己的文学观，不许中国人赞扬中国人自己做出的成就，他却肉麻地赞颂日本。赞扬和批评本是文学的两个面，缺一不可。而莫言的所谓“文学永远也不能做为赞颂的工具”的文学观是畸态的，毫无公信力！
以文学做为批评的工具，这是作家们常用的手法。不过批评的手法不管是魔幻还是魔幻现实主义， 要的是对应现实，都要实事求是，表达现实存在的人性，而不是无中生有、肆意抹黑，否则就涉嫌恶意中伤。
莫粉说：“文学失去了批判性，就失去了灵魂。” 然而，批判与丑化绝对是两个概念，怎么能够相互混为一谈？人类既应看见光明，也应看见黑暗，眼睛只能看见黑暗的，恐怕是老鼠吧？而莫言笔下确实是把中国描述得像颁奖词所描述的那样是猪和驴的世界。然而真实的中国真的这么不堪吗？如果真像莫言所描述的那样，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是一个谎言！所以事实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因为用事实反证莫言作品有抹黑问题的那些人，不仅有山东当地的老八路，而且还有莫言老家的人，甚至还有莫言的哥哥。这些当事人亲历了那个时代，他们话是可信的。从这个现实来看，莫言确确实实在其作品里对自己同胞进行了无底线的抹黑。为了印证我的观点，故发此文。
莫言作品的真与假
有一个莫粉说：“我敬重莫言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著名作家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是因为莫言先生只为苍生说人话，假话空话尽量少说，忠实于人性本真，追求源于生活的艺术，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一个大写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的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莫言的这一段话，有可取之处，但更多的内容具有极端主义思想内涵。如，莫言说：“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的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莫言这部分言论可谓是金玉良言，关键是，莫言践行了他的主张了吗？如果说一套做一套，岂不是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而莫言言论的下半部分，彰显出极端主义畸态文学观，他为文学道德进行了如此规范：“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莫言的这段话缺乏理性的支持，就好像是在说，“地球必须永远停滞在冬季，如果谁想过夏季，那他的人品是值得怀疑的”一样荒谬。所以就连他自己都不信，因此他不会操守其自己的诺言。
从莫言和其粉丝的自我标榜上看，莫言他把自己伪饰成了一个高大上的人物，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莫言说真话”，这个说法大抵来自莫言本人，但随声附和者太多，于是，大有天下只有莫言敢说真话，别的人都不敢说真的的架势。但是，且慢！莫言说的都是真话吗？不！莫言说的假话太多，甚至比特朗普说的假话都多。只要是稍微有点心智的人，都可以分辨出莫言说的假话。有网友罗列莫言说假话的如下内容：
注：难道连诺贝尔奖评委也不爱吗？爱不爱管夫人呢？当然不能爱中国，也不会爱粉丝。
其实莫言真正的假话并不是上面这种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他真正的假话是颠倒黑白。如莫言笔下那个年代穷到嚼煤块，极品佳肴是烧三岁童子肉，母亲偷粮食反刍喂孩子，自己长得白胖却说饿得吃煤。这种莫须有添油加醋式的假话才是最具有蒙蔽性的。诺奖评委会的颁奖词中谈到“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很多人不了解魔幻主义，其实这是一种通过魔幻的内容来表现现实生活的写作手法，特点就是情节荒诞怪异，但是凸显现实意义，崛起于拉丁美洲，大家熟悉的《百年孤独》就是典型的魔幻主义文学。然而莫言的作品只能算做魔幻主义，而瑞典文学院将莫言的作品冠以现实主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历史的真相。魔法、玄幻、穿越、灵异、三俗等方面的文学，只要冠以现实主义，那就要尊重历史，不折不扣的表现现实，而不是添油加醋，通过内勾外搭，贯穿编织假历史，变相的抹黑自己的祖国，出卖自己的民族，通过把胡编的方式把魔幻文学历史化。
瑞典文学院把莫言的小说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而莫言的作品真的就是在反映现实吗？他吃煤是现实吗？说他母亲一女八伺为子嗣是现实吗？这种添油加醋哪里是现实！然而却被西方认可为现实！无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毫无底线地抹黑和诽谤，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作品评价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就是说，虽然情境魔幻，但是所描写的却是所谓的中国的现实世界。然而莫言真的在描写中国的现实世界吗？如果莫言能持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写中国的过去，无论他写得多么魔幻，只要坚守就事论事，不添油加醋的魔鬼化中华民族，就不涉及到中伤和抹黑。然而莫言呢？所以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把莫言的小说定义为揭露一个猪和驴的国度，那里的人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都鲁莽和荒谬。而莫言认可了这个定论，这说明他承认瑞典文学院对他的作品的内涵所做的定位是恰当的。说明他的写作初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莫言把中华民族的全体中国人都污辱了。就是说莫言的作品不是单纯的写某一个人，而是一骂一大片，颁奖词骂的是全体中国人，而这种骂就是通过以莫言的作品为依据传递出来的。只要看一下诺奖评委的获奖贺词，就可以感到西方人对中国的那种充满恶意的偏执。莫言的作品总算让他们如获珍宝似地找到了在这种重要场合羞辱中国人的机会，岂能不一吐为快？而莫言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中国人的尊严只是他用来交换的筹码。对于莫言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这么评价的：“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听到这段颁奖词的内容，假如你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你还会恬着脸上台领奖吗？然而莫言做到了这种厚颜无耻！颁奖词明显是在抹黑中华民族，骂中国的祖宗，而莫言这个所谓敢说真话的人怎么就不站出来大声疾呼的向瑞典文学院抗议？他为什么能够猥琐卑微的忍气吞声？这哪是与鲁迅相比拟的人物呀？纯粹是软骨头，贱骨头！
1927年，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听闻鲁迅的文学造诣，便同鲁迅铁粉刘半农商量，要提名鲁迅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鲁迅知道后果断回信拒绝。其实不光是鲁迅，即使换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在听到颁奖词的内容后，都会向瑞典文学院进行抗议。如果莫言在当时向读颁奖词的人高声抗议说：“我抗议！中国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不能利用我的小说抹黑中国！”如果莫言有半点民族自尊心，想必大家会原谅莫言，然而莫言没有如萨特那样拒绝诺贝尔奖。文人应该有文人的骨气！但莫言没有，他对抹黑中国的评委们低眉顺眼卑躬屈膝，还恬不知耻地在获奖感言中说：“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莫言所赞誉的瑞典文学院评委所谓坚守的信念，明摆着是抹黑中华民族的信念，可见其多么卖力地出卖中华民族！
诺委会的颁奖词就如同一份“DNA鉴定书”。DNA鉴定的是血缘关系，颁奖词鉴定的是政治立场。措词可以修改，结论是无法修改的。莫言所写的一女八伺为子嗣的事生活中发生过吗？谁家也没有。中华民族自古接受圣人布道，懂得礼义廉耻。因此只能说，莫言是把本属于日本的风俗转嫁到中华家的身上，借此污蔑中华民族。按莫言的说法，好作家就该当“掏粪工人”了？我说他不止是在掏粪，还在不停造粪！为了得奖就让他母亲和七个男人还包括洋人搞事情，然后生下八个孩子？这是人干的事？莫言作品中他的母亲八个孩子都是婚外情的产物，中国人认同吗？受过孔圣人教诲的中国人有这么不知廉耻吗？莫言所编一女八伺为子嗣的事被映射到整个中华民族身上，如果莫粉觉得靠谱，不等于大家都会像莫粉一样傻狗不知臭，除非莫粉能拿出他家发生类似事情的经历做旁证。好人谁会编排自己的母亲如何如何？还恬不知耻地将其献给那一代的中国妇女！首先是莫言不应该侵犯自己母亲的名誉权，更不应用侵犯自己同胞的名誉权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荣耀。
而莫言描写饿得吃煤，这是在描写党和人民克服各种困难、奋发图强的新中国呢，还是在描写那黑暗的旧社会？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只有这样写才有获得诺奖的可能，因为只有这样写才能发泄他对新中国的愤怒和不满。以上的定论如果莫粉觉得不服，那么就请问：莫言真的爱国？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论语》载：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莫言做为当事人，如果他爱惜中华民族的荣誉，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拒绝颁奖词并不难，可是他连这点举手之劳都不想做，他难道一点血性都没有吗？他平时“批评”的勇气到哪里去了？莫言的作品严重歪曲了现实世界，它的作品带给人的感观是，中国是一个人性严重扭曲，遍地充斥着无知愚昧，没有怜悯，只有假恶丑，没有真善美的人间炼狱。每一个国家都有丑陋，不是不能揭示，但是带有现实主义意味的作品必须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不能不尊重现实，不可无节制地夸张。西方把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如果作品不是脱胎于生活，而是脱离现实，剩下的只能是虚幻的魔鬼境界了。莫言所抹黑的时代是中国20世纪上中半叶，颁奖词对莫言作品的定义不是偶然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莫言不把中华民族往坏处写，瑞典文学院也不敢无中生有地肆意抹黑中国，因为这会产生外交纠纷的。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某档节目中就曾经说过：“需要出卖自己的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诺贝尔奖并非他的文笔如何的出色，单纯从写作水平上看，中国著名作家的座次的前几位还轮不到莫言。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获奖原因在颁奖词中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出于政治原因，颁奖词对其文学成就并没有做过多的渲染，而把他获奖的原因归功于他对中华民族所谓的“黑暗历史”的揭露，这也是西方最欣赏莫言的地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泛政治化，美国学者普腾·费尔德曼在他的重要著作《诺贝尔奖：天才、争议和成名史》中说：“这个奖项被广泛视为政治奖项，也就是说，戴着文学作品面具的诺贝尔和平奖。” 一些批评家也认为：“‘非文学’标准会降低诺贝尔奖的文学价值，并且（评选委员会）在评选中开始考虑‘非专业’因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说：“诺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虽然这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由于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因此，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诗人被拒之门外，一些好的作品无法获奖，而在本国成为禁书的作品却获得诺贝尔奖，这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萨特认为，诺贝尔奖并未鼓励人们为真正的自由而奋斗，因此接受这项奖励比拒绝它更为危险，萨特不想“被客观上收买”。萨特先生给出的理由，的确表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他的拒绝瞬间让亿万人敬仰。索尔仁尼琴评上了文学诺奖也拒绝领奖，拒领的原因是：他不愿做价值观的叛徒。他的获奖作品也是属于“揭露”型作品。但他秉承“揭露”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他的批判是为了进步而克服缺点。应该说，不怀好意的批判文学是危害社会的精神毒品。尽管索尔仁尼琴的批判文学并不归入不怀好意之列，但索尔仁尼琴仍在苏联解体后说了一句传遍世界的话，那就是：“我对不起苏联和苏联人民，我害了我的祖国俄罗斯。”索尔仁尼琴深刻的忏悔，说明了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有位网友说得好：“莫言所反感并且抨击的却是改变黑暗的积极因素，在莫言的书中，所有艰难迷茫中的奋进努力和希望都被他抹杀了，革命是邪恶的！而且是别有用心式地成为了黑暗的帮凶。在莫言的笔下，反而是地主、土匪甚至日本鬼子还保留着人性的些许光辉。所以，‘莫言的世界’只能是黑暗且绝望的世界。”由此可知，为什么瑞典文学院对此高度认同也就不奇怪了。读过莫言小说的人都会清楚，莫言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揭示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而是通过大量魔幻的虚构将中国人描绘成大多数人都缺少正常人性，心理严重扭曲，行为怪异乖张，并且由他们组成了一个颁奖词所说的猪和驴的国度！并且硬生生地把中华民族艰苦奋斗改变苦难的创业史，写成了苦难史。莫言向西方国家奉献上了他笔下的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人性、残酷鲁莽的中华民族。然而这是事实吗？莫言笔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也确实存在，他描写所谓新中国的苦难都忽视了或者说歪曲了新中国的精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全部人民，上自伟大领袖毛主席，下到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硬是用简陋的武器甚至付出生命赢得了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中国人民饿着肚子打破世界列强的核垄断，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这一切都是在莫言描述的“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的时代里。饿肚子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莫言的文章里看不到饿肚子之外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敢于昂头挺胸地走上世界舞台，正是源于当年万众一心不惜饿着肚子发展的精神。莫言的拥趸者称赞莫言讲真话，以此来旌表莫言的人格是多么的高尚，其实通过事实分析，就能清楚此论是多么的不靠谱。莫言大哥管谟贤1943年出生的，比莫言大了12岁，莫言的大哥在1959年16岁，他对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状况应该更清楚，那个时候莫言只有4岁至6岁。管谟贤说，他们管家一家人未受冻饿之苦。可见莫言大哥的回忆与莫言的胡诌迥然不同。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说：“奶奶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人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尽管那些年月生活极艰难，奶奶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这可是大作家自己的亲大哥亲口说出来的话，不要说吃煤，我想即使是偷麦穗也不能发生在他这样的家庭里吧。
反正要得奖就得说西方国家爱听的话，他们爱听的话就说咱们祖国的坏话，莫言深谙此道。所以《颁奖词》内容是果，莫言获奖作品是因。“颁奖词”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莫言作品的内涵。莫言的老爹和他哥哥并不认同他作品里的描写。莫言的哥哥管谟贤甚至训斥他说：”你不要再胡编乱造了好不好！”可见被莫粉标榜为说真话的莫言说的话有多么假，就连了解真相的父亲和哥哥都不认同他。莫言家乡人中，比莫言年纪大的大有人在，他们经过的艰苦时期比莫言多，但他们却通情达理。他们认为，那时期的艰苦是不可避免的，有良心的不会昧良心仇恨那个时代。有位老人痛心疾首地说：“不管如何，我与莫言岁数差距不大，60年代谁能吃饱？70年代谁生活的好？80年代谁的生活物质丰富？国家在做什么？经过励精图治，共同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不侵略不掠夺，我们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歌颂，在你们这些作家笔下就只能批判？”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莫言说他从来不说假话，他说他十岁不知道照相是怎么回事，结果莫言八岁就和他姐姐一起照过相；莫言说他八岁还没有衣服和裤子穿，结果莫言八岁照相穿的衣服和裤子还是挺好的；莫言说他挨饿吃不饱饭，还经常吃煤，但从莫言和他姐姐照的相片上看，莫言却长得白白胖胖。挨饿吃煤的小孩应该是骨瘦如柴才对呀？从莫言和他姐姐一起照相这件事情看，莫言文学作品里面假话连篇就再正常不过了。就连莫言的大哥都看不下去了，可见这位“说真话”的作家的“真话”水分有多大！
莫言成名后，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在诉说其童年的不幸。饥寒交迫、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仿佛就是其童年画像！然而，莫言从童年到青少年到成年后的照片，并未看出莫言被饿得皮包骨，反而胖乎乎的，憨态可掬。莫言为什么“突然发福”了？莫言如此“卖惨”意欲何为？！莫言最大的功力不只是假话真说，他颠倒黑白的本领更在其假话真说之上。莫言在《我的老师》中说，他老家早在1958年就划入国营胶河农场了，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村里的小孩和城里人一样上学读书。国营农场干部职工待遇不低，莫言的爸爸还是分场会计，在1982年退休。他四叔是生产队队长，二叔是棉花加工厂会计。这家境不是平常人家可比的，当时农业工人家庭没有吃不饱的，由于农场主要是种麦，所以农工家庭连细粮都不缺。而莫言他却说，在上学时饿得吃煤块，难道农场也吃不饱？事实旁证了，只有白眼狼才喂不饱。
莫言他把“偷”说成“捡”，但他总过不了这个坎。那就是，拿集体的东西就是偷，因为集体是大家的，你多吃多占还把这个事情说得高大上，这得多厚的脸皮呀？管这叫“不要脸”恰如其分。莫言占了集体的便宜，还通过生花妙笔把这糗事描绘得高大上，自我标榜正人君子，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才是最可恶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在误导人们的是非观！前三十年讲求大公无私，维护集体利益才是人间大爱。就是说，那时对私心是鄙夷的，有私心是可耻的。当时是公社化的时代，土地归全体社员集体所有。集体收割完麦子后，再由生产队组织弱劳力和学生们去捡麦穗，集体捡完后才允许个人再去捡。莫言捡麦穗被看管人阻止，说明这块地生产队还没有捡过，也有可能是割好的麦子还没有全部拉走。总之，是在不具备个人捡的情况下莫言偷偷去捡，说白了莫言说的“捡”，其实质按当时的规定是属于“盗”。偷捡队里的麦穗，看麦人来了，别人都跑了，莫言的母亲为什么不跑？因为她是大队会计的夫人。位尊面子大。但看麦人不给面子。说明那时的人，公私分明，不因私而废公，公事公办。莫言却说她母亲脚小跑得慢，须知，那时的小脚女人，可不是他母亲一人。捡麦穗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可见莫言的故事是颠倒黑白。莫言说他娘捡公家地里（麦收后散落地上的麦穗还未及时回收干净，并且还有人看管）麦穗挨打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她是没有经过生产队的允许就去捡，这是损害集体所有者全体社员的利益，这样的母亲也是伟大的吗？这就是莫言作品里的善吗？有守田人看护的麦地，证明生产队还得要派人再重拾一遍漏掉的麦穗，重拾完后，守田人撤离才可以随便拾麦穗了。山东人把这叫“放圈”，意思没看护人员了，人们可以随便进麦田捡拾麦穗归自己了。在没放圈之前，必须派人看护，因为田里的麦穗是集体的，属于全体社员的。莫言娘在有人看护之下，实际上就是偷抢集体全体社员的粮食。她们家用无成本盗来的粮食吃饱了，其他社员家庭呢？就得少吃一口！所以她挨打是有原因的。据了解实情的山东老乡说，他是农村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看护人劝抢拾人丢下麦穗走就没事了，看来应该是莫言的娘提着麦穗布袋子想跑，被看护人追上挨打的。可见莫言擅长于将黑的说成白的！那个年代，地里的东西都是集体的，统一收，统一分配，你自己捡了不上交村里，而是私自拿回家叫偷，被抓了，有各种处理办法。话说回来，为儿女不受饥饿，莫言母亲不顾看地人的阻止，去偷属于全体社员集体所有的麦穗，美其名曰这是彰显母爱的伟大吗？按莫粉的逻辑，出卖民族英雄杨靖宇的叛徒程斌也应该值得肯定和同情，因为他投降日寇是为了救母，这也彰显了儿爱的伟大。莫粉们主张为了人伦之爱可以放弃廉耻，私心可以践踏道义，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莫言先生确实是偏见。他的眼睛只看到了黑暗，用他的文笔准确真实地描写出了这份黑暗而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了伴随着这份黑暗的光明，而且更加忽视了这光明的成长性。正如我们如果盯着一个人身体某一部分的浓疮看的话肯定感觉到的是毛骨悚然。是什么原因让他那么痛恨生他养他的地方呢？1976年21岁的莫言才如愿以偿参军入伍。临行时村里没人送，家人在他衣服的扣子上挂了块红纸权当大红花。按常理，在农村人性不好的人最不受乡亲们待见，莫言不知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莫言在《我的故乡和我的小说》中提到：“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膺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一切都看厌了: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滑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然而那个把莫言养得白胖白胖的时代和他的故园东北乡，怎么让莫言如此恨之入骨了呢？那代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奠定了基础，我们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莫言作品中说的只是从一个小角度来看的历史，所以《颁奖词》是果，评奖作品是因。“颁奖词”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莫言作品的内涵，以点盖面！有人说“莫言创造了一个时代”，然而时代真的就不是作家创造的，而是人民创造的，作家只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怎么能够创造时代？弄不好只能是歪曲和阻碍时代的发展。不过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莫言的这一思想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作品的本质就是虚构的，是脱离实际的随意编造，肆意夸大了负面的东西，抹黑了一个时代。
有莫粉辩解道：“莫言实际上是为底层人说话的，反而底层人不理解，我想起了夏瑜的不甘心。”对此我质问他：“底层的中国人民都是像莫言笔下人物那样污秽不堪吗？”莫言的作品的写作手法不是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出于价值判断的动机。就是说，他的这种价值判断相当的不靠谱，事情的本质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而他却运用他的“春秋笔法”把这种价值判断表现得淋漓尽致。某些人对新中国所犯的错误念念不忘，在国家对错误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之下，他们仍旧每天都在网上进行控诉，揭开已经愈合的伤疤撒盐，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道理很简单，把老子描绘成恶人，儿子当然就变成了根不正。我用照片证明莫言吃煤是假，莫粉们千方百计地为莫言盖遮羞布。莫粉们只把对中国历史的否定锁定在前三十年这一点上，他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视而不见，对新中国的问题和蒋政府祸国殃民性质截然不同的事实也视而不见，而且这帮家伙总想给治个罪！这就是他们这伙人的恶毒之处。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人民生活不可能像坐直升飞机一样一步登天。虽然从今天的视角看，贫穷一直相伴我们的前辈到七十年代末。但是，如果以当时人们的视角看，相比于旧社会，生活不知好过多少倍。新中国走的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艰辛的探索是必然的，而所遭遇坎坷也是必然的，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也是必然的，这符合辨证法的常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老一辈的艰辛探索，哪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前人的试错，哪有后来的捷途？某些人在回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衷的前提下，对他们的失误念念不忘，如果他们出于保持清醒的目的也就罢了，如果他们的目的不纯，这种人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从不吔吔蒋家王朝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难道不可原谅吗？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为这是一种在没有前人所走过的荒原上开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文学可以揭露，但绝对不能以捏造和抹黑为目的，更不能用它当作工具出卖自己的祖国！（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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