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军全国热烈响应，涌现出无数雷锋似的人们。陆裕朴医生是一位解放军军医。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采访他的时候，距离1963年开展学雷锋时已有近30年。陆裕朴医生逝世于1993年3月29日，距今又有30年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不仅仅是一个陆裕朴，他和他领导下的科室的医生护士们，都称得上是雷锋精神所激励的一代优秀的人。
在陆裕朴接诊的病人中，有一个罕见的病例，患者是个女孩，她身上长了个巨大肿瘤，从屁股连着后背，肿瘤的重量占到她体重的约三分之一，并且侵入了股骨的椎管。你能想象这个病例还能做手术吗？做手术，能成功吗？要在今天，做这个手术，要花多少钱？如果患者贫穷，怎么办？她已经18岁，骨瘦如柴，还没有来过月经，她还会成为一个母亲吗？我曾经小心翼翼地采访她，询问她这个肿瘤怎么会长到这么大？她说，只记得小时候父母带她去看过，那时就一个很小的肿块，医生开了消肿的药，不见消下去，后来慢慢长大，又去看过，还是没用，还是不痛不痒。上初一时，她已经感到行走不方便，但同学们学雷锋，每天都来帮助她去上学。“同学可好了，天天用自行车带我去上学，也没人笑我。”她说。后来因外伤肿块出血破溃，用药后愈合。但此后肿块迅速长大，终于上不成学了。那以后的许多年，肿瘤越长越大，母亲带她看了许多家医院，得到的回答都是病情特殊，手术没有把握。最后遇到一位胡子都白了的大夫，对她母亲说：“想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吧。”母亲没有放弃，带着女儿来到西安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西京医院骨科，找到了陆裕朴教授。陆裕朴对这个女孩和她的肿瘤做了全面的检查，然后吃不下，睡不着了。他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未见达到这种程度的病例。确实，肿瘤已侵入椎管。做这个手术，即使万分谨慎，也难以剥离和切除这个肿瘤。不做，肿瘤将继续侵入椎管。如果陆裕朴也承认没办法了，那这个生命将毫无希望了。多年后，陆教授应邀到美国七所大学访问、讲学。当他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大学骨科，作了两个学术报告后，该大学的骨科主任问：“那个占体重1/3的巨大肿瘤是你哪只手做的？”然后将陆教授的右手紧紧握住，说：“与你分享好运。” 这位美国大学的骨科主任是美国《骨科学》杂志的主编，他又要求陆教授将论文发表在“我们这个杂志上”。陆裕朴告诉美国同行，这个巨型手术不是他一个人做的，还有他领导的骨科研究所里的同事，副主任教授李捻生和女军医胡蕴玉等，那是一次集体协作。没有这样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这个手术不可能成功。这个女子手术后的照片，印在国外医学杂志上，显示的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她站起来了，并且逐步发育成熟。她已经是一位母亲，生下了一个完全健康的男孩。回忆往事，她说那时候她已经不能平躺，不能直立，总哭着说还不如死了好。“可是，我连大雁塔都还没有去过。我经常冲母亲发无名火，母亲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成天陪着我。我的父亲已经病故，母亲头发很快白了，但从来没在我的面前讲过一句苦。连我哥哥的一个三岁的小孩，也不敢在我面前说我。出院那天，我们全家来接我，我是从医院走出来的。我们全家都哭了。”
母亲说：“琴，去看看世界吧，去北京，去上海，现在可以去了。”她说，“不，现在不急了。”
“那时候，”她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我已经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我想我给家里添的负担也太重了。我开始自学，后来有了工作。第一次发工资，我就想去感谢陆教授，可是我的工资太少了。我就开始攒，等我攒了一些钱，买了东西给陆教授送去，可是陆教授怎么也不收。我扔在那儿，陆教授的儿子把东西全送回来了。我又去买了一个唐三彩（马）送去。陆教授这才收下了，说：‘就算是送给我们骨科做个纪念吧。’”作为中国军队的一级教授，陆裕朴研究的领域，对世人来说，似乎一直是一个谜。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4 岁。1991 年秋天，正是陆裕朴去美国讲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乘车翻越秦岭，决心沿着陆裕朴当年走过的山区小路，去陆裕朴当年下放的地方采访。我们很像是去寻找一个神话。据说陆裕朴当年是吃“派饭”吃到一位老太太家，发现那老太太颈上悬个葫芦似的大瘤子，每逢吃饭要把大瘤子先抱起来放到桌上，安置好了，才能侧着进食。据说陆裕朴1965年在这个山洼里为老太太切除了那个16斤重的大瘤子“连疤痕都没有”。据病历所记这位老太太的年龄，假如她还活着的话，1991年该是87岁了。那个地方叫南郑县高家岭乡郑家岭村。到村里一问，果然都知道。只是老太太已于4年前去世了。她的儿子叫刘洪仁，他说：“俺娘那瘤子，是她22岁长出来的，在脖子上挂了几十年。”媳妇说：“把耳朵都拉长了，嘴也吊歪了，连呼吸都困难。”他们还说，那年娘起初怎么也不肯上医院，后来终于把她动员到县医院，她又偷着跑回来了，说：“都长了30年了，割掉，俺就死了。怕见你们不着了。”“俺娘说什么只肯在小南海卫生所做手术。”因为附近小南海村的一个大山洞里有一尊大佛。医学专家陆裕朴屈从了老太太的选择。要给老太太做手术了。术前，陆裕朴为老太太洗头洗耳洗61岁的颜面上的每一个皱褶，还洗身子，就用去了半天时间。老太太的媳妇回忆说：“医生先给洗、消毒，又把头发剃了半边，还用钢笔在脸上划道道。”又说，“窗子关着，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没有手术室，只有泥土地，只有土墙壁。不能输血，不能输液。用蒸馒头的笼，蒸手术器械；手术巾不够，用蒸过的报纸当手术巾。止血钳太少，自幼劳动出身的老太太血管还很粗。挂起两道布帘，光线更暗了，没有电灯。打亮手电，苍蝇蚊子都飞来，不得不再派一名护士专职轰赶苍蝇。一只苍蝇蓦地飞到陆裕朴发亮的眼镜片上，陆裕朴瞠目结舌……所有这一切，是陆裕朴曾经驾车从美国的东海岸一直开到西海岸都看不到的风景。就这样，打着手电筒干了6个小时。老太太的媳妇说：“听说好了，我去看，那东西装了满满一个大‘洋瓷盆’，冒顶，跟猪脑袋一样。”手术成功的消息立刻轰动了整个小南海村。后来，人们说：怪了，割了那么大一个瘤子，咋连疤都没有。我们从老太太的儿媳这儿知道，不是没有，只是刀口很小，而且被老太太的皱纹掩盖了。于是我们想，是否因为，当年，面对61岁的老太太，陆裕朴也没有忘记她的美容问题。恢复健康的老太太，在61岁那年的确焕发出青春。她的儿子说：俺娘那以后可爱说话，还去田里干活，一直干到80岁，还能下地。小南海原是川陕边界上的一个村落。从大佛所在的这个山洞旁边往里走，里面是一条“十里干沟”。再往里还有个乡村叫回军坝，相传太平军攻打汉中那年，行军至此，见山势越来越险恶不敢再进，遂回军，因此得名回军坝。陆裕朴继续往里走。吃着每天付9分钱菜金的派饭，陆裕朴说我们给得很不够，那实际上是每天人民给我们补贴。陆裕朴在山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大脖子，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脖子上都像缠着个葫芦。地方病不止是甲状腺肿大。钩端螺旋体病，是1962年经上级医院确诊，才知道有这种病，此前都被称为“暑温”或“流感”。大骨节病在当地被称为“大罗拐”。疥疮在当地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话：“神仙难逃汉中疥。”还有麻风病。此外，霍乱在当地被称为“麻脚瘟”，脑膜炎被称为“大头瘟”，流行性感冒被称为“窝儿塞”。而仅仅因为沙眼内翻倒睫，陆裕朴走过的许多村庄随便都能看到双目失明的人，当地人说，是因为总烧毛柴，柴灰总跑到眼睛里……陆裕朴确确实实为当地老百姓忍受疾病的能力惊叹！中国这么大，偏僻的山区里积淀下来的“病”真是太多，这一切，桩桩件件，都需要一个一个具体的工作者去诊治。离小南海不远有个红庙塘，红庙塘卫生院的李大夫告诉我们：当年，陆教授像个到山里收皮毛的皮货商，翻山越岭，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收集病人。不断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片，写好日期交代病人，必须在这个日子到县医院去，“我给你做手术。”南郑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陆教授这样跑一回就预约了几百个病人。回到县医院，陆裕朴放下手术器械就急急忙忙地建议县医院要免费收治贫困病人，建议让病人家属自己背柴米在医院做饭。谁也没法不同意。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动了。整个医院霎时间就像一台被陆裕朴发动起来高速运转的机器。当年的副院长田甲顺说：“那排让病人做饭的房子，里面砌了一长溜简易锅灶，前几年还在，后来拆了，盖病房了。”麻醉医生范学俊说：“陆教授做甲状腺肿大、沙眼倒睫、肠梗阻、宫外孕、剖腹产……做完手术还亲自刷器械。”药剂师郑宝禄说：“那以前，医院还有很多手术没做过，现在陆教授要做。我们连药都没有，要临时到汉中去买。那时候医院没汽车，连救护车也没有，就两辆公用自行车。有辆自行车几乎就归我专用了。陆教授需要什么药，开出单来，我就骑车去汉中买。往返48里，从夏到冬，经常都在路上跑。”妇产科医生程玉珍说：“当时条件太差，手术巾、绷带，有血的地方，都只能洗一下，消毒了接着用。”接下来有许多话，我分不清是谁说的了。就听到有一次做沙眼内翻倒睫手术，手术巾不够，光报纸就用了厚厚的一摞，有几百张吧，在报上剪一个“眼”，再放到蒸笼里去消毒。消毒，陆教授都要一一过目。当年的护士长马志云则说，手术做完之后，护理成了大问题。当时我们都没有一下子护理过这么多病人，很多病也没有护理的经验。陆教授手术一完，就到病房里来，见到病人的尿盆，就拿去倒。说放这里空气不好。有些特护病人需要营养，没有钱，他自己买了红烧肉、米饭，给病人端去。看到被子不够厚，把皮大衣盖在病人身上。我们都太感动了。但我们的护理经验确实跟不上。陆教授又叫来了他自己那个骨科的护士长季荫。他们都说，那一年，季荫来了，又漂亮，又能干，总睡在值班室里，没日没夜地带着我们干。那一年，我们真学到不少东西。手术开展起来后，远远近近的城固县、洋县、勉县、略县、西乡县、佛坪县，就是汉中，都有不少病人来到南郑县治疗。他们说，那一年，医院真是热闹极了，手术一台一台地做，病人不断送到病房来，像打仗似的。走廊都住满了，走过去还要侧侧身子。也不记得有星期天，不晓得累。护理这一块，季荫领着我们，随时都掌握着病人的情况，随时提供给医生，病人恢复也快，要不然病床周转也没那么快。是那时候，我们才懂了，护理也是重要的治疗。然而他们在事过了几十年后也不知道，当年那么年轻、漂亮的护士长季荫，在去南郑的前两年，因患肾脏肿瘤，已经切除了一个肾。那位总睡在值班室，没日没夜地带他们工作的季荫，身上只有一个肾。他们说，后来，“文革”开始了，陆教授和季荫他们就都被调回去了。走的那天，大家都很难过。是社教总团派来的车，车还要过渡，我们都去送他们。他们说，陆教授他们走了，但他们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医疗和护理的规章制度，留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没忘。红庙塘卫生院院长把我们领到一口井边，告诉我们：“这口井也是陆教授帮助我们挖的。”他说，那时候陆教授看到村子里厕所跟水井挨得很近，总说这怎么能健康呢？陆教授给村里绘了图，说厕所要建在水流的下方。现在村里那些厕所的位置，还是陆教授当年设计的。从他们的介绍中我们还知道，当年到南郑县的有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医疗队，努力工作的还有许多同志。这位今天的卫生院长，当年是给医疗队管伙食的。他还说：“南郑县的第一批赤脚医生，也是陆教授他们培训的。今天，讲起赤脚医生，城里人觉得是笑话。当时农村就是太缺医生。就是今天，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肯到我们乡下来吗？”听着这些昨天的故事，是否如同听一曲遥远的歌谣？我们久久地凝视着陆裕朴当年领着农民挖的这口井，这古老的井，觉得那里面有值得我们仔细品尝的无限内容。陆裕朴67岁那年秋天，突然出现血尿。检验报告：他患了肾癌。切除了一个肾，他的腰上多了一条特制的双腰带，因为腰部需要保护和支撑。他继续上全班。第二年夏天，他再次血尿，膀胱出现癌肿。专家们来为他会诊，他同他们发生了争执。他的妻子郦清没有站在他一边，于是他同妻子也发生了争执。郦清也是一位医学教授，她对丈夫说：“他们是对的，膀胱全切除能保证你再活20 年。”陆裕朴生气了：“全切除，输尿管放在皮下，我还怎么到手术台前去！”窗外是北京的盛夏，茂盛的仍像昨天一样茂盛，郦清拿起笔，在丈夫坚持的手术单上签上了姓名。也许，真正的生命，真的没法从单纯的医学角度去审视。
有一天，有位高考差两分而落第的陕西姑娘被送到陆裕朴的骨科来了，谁能想象这位眉清目秀的姑娘是用了怎样的力气，居然能用菜刀把自己那只握笔的手从腕处完全砍断。醒来后，她问：“你们为什么要替我接起来？”
陆裕朴已经为她做了断肢再植手术，她却要拔去输液管，要重新毁掉医生们帮她接上的手。她没有父母，是靠哥哥供她读完高中。现在哥哥仍要挣钱谋生挣钱为她缴医药费，不可能每时每刻陪着她，她觉得自己已是累赘，根本不想活。这个难题似乎超出了创伤外科的范畴。但是，仍然要有护士日夜轮班守着她，陆裕朴的声音一直在劝说她，没办法了，陆裕朴只好给她讲自己的故事，甚至对她下泪。他说自己已经患了两次癌症还想活下去，而你这么年轻，手会好起来的，还能读书写字，能做一切，连疤痕也可以做整容手术……陆裕朴守在姑娘的病床前，陆裕朴也有女儿，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学遗传学，现在他感觉眼前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女儿。姑娘终于把那支完好的手伸出来，陆裕朴握住了她的手，姑娘流泪说：“陆教授，您回家去睡吧，我会活下去。”1992年1月，体检发现陆教授第三次患癌——肝癌。同年12 月，陆裕朴腰椎出现癌肿，这是他这一辈子身上出现的第四种癌。我得知消息连忙去西安看他，他的女儿陆梅也从美国赶回来了。
也许我还该讲一下他们的父女之情。那个夜晚，陆裕朴心情很好，他说起班彪一家就是陕西咸阳一带的人，二儿子班超曾出使西域，老大班固修《汉书》。特别说到班昭，一个女子，在哥哥班固去世后，将班固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完成。又说班昭还有一个名，叫姬，“蔡文姬的姬。”父亲没有说“文姬归汉”的故事，但女儿已经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的故事里有他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内容。他对我说，他欠下的最大一笔债是还有几部重要的著作没完成。那时，我强烈地感到了，一个在基础研究领域有非凡探索的专家，却又一直忙碌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前线，这是他不得不经常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的原因。社会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骨干医生到东部去了，到南方去了，人说“孔雀东南飞”，也有人说“何止孔雀，连鸡都飞了”。我听到他对学生说，我们学校，我们医院奋斗到今天不容易，我们已经有的成就，令我们在这个领域负有继续前进的责任。中国还很穷，西部更穷，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现在医疗费的增长速度，你是解放军，你怎么办？他说，基础研究不但要有人搞，还应该加强，你们要坚持下去，二三十年后你们都会是世界一流的专家……学生走后，他对女儿说：“谁知道我希望着多少…… ”1993年的春天来了，就在这个春天，陆裕朴教授逝世了。同陆教授遗体告别那天，病房太小，要把陆教授的遗体安放到礼堂去。那天，陆裕朴的学生们去抬老师的遗体，当他们用担架把老师的遗体从病房里抬出来——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是应该抬到灵车上去的，灵车已经来了，就停在医院病区的门外。然而，出人意料，陆裕朴的学生们谁也没有往灵车走去，他们抬着老师，径直向远方的礼堂走去，灵车只好跟在后面缓缓地向礼堂开去。
老师的遗体上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陆裕朴的学生们抬着老师的遗体，每个人都泪流满面。这一天，天是阴的。陆教授的遗体安放在礼堂后，天空中就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前来参加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人们越来越多。除了军医大学的师生，还有许许多多西安市民。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响的时候，陆梅对自己说别哭，可怎么也没法不哭，她从小就是军队的女儿，如今她和丈夫，还有孩子，都居住在美国。她本该负有安慰母亲的责任，结果她哭得最伤心，谁能知道她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我立刻动笔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1993年4月20日的《解放军报》，一个版，题名《父辈》。我说，不只是一个陆裕朴。像陆裕朴这样把一生献给人民的医生，那是一代人的整体素质，那就是我们的——父辈。在陆裕朴领导的骨科，我曾问那里的护士们，你们为啥都对患者那么好？她们说，陆教授经常跟我们说过：“假如雷锋在，他会怎样？”
图为陆裕朴教授与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样的患儿在我国六十年代有二三百万，如果童年得不到治疗，必将终身残疾。陆裕朴教授解决了这个难题。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宏甲文章”微信公众号，本文2023年5月发表于《雷锋》强军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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